撰文 | 陈晓雪、刘美幸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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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上午，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界的传奇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做了一场关于“科学、文化与人生”的主题报告。

 

沃森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1953年，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DNA双螺旋模型，被广泛认为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

 

受父亲影响深刻

 

沃森1928年4月6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下周即将迎来89岁的生日。虽然头发雪白，沃森的精神不错，全程站立讲话20余分钟，后与现场的师生交流了一个小时。毕竟，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打网球的习惯。

 

在沃森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读书伴我成长。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喜欢读书，我不喜欢跟同龄的小男孩一起玩，因为他们很烦人。”沃森笑了起来。“我从来不想当小男孩，我想当一个大人。”

 

小时候的沃森，经常与父亲聊天、交谈，美国经济大萧条就是父子之间的话题之一。

 

1933年的时候，美国开始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很多人没有了工作。“我父亲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十分苦恼，他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罗斯福总统上台，发布了新政，使一切都好了起来，所以罗斯福总统算是帮助我们家的大英雄了。”沃森说。

 

喜欢阅读习惯来自于父亲。因为家庭困难，沃森的父亲没有读完大学，却喜欢读书。“而且他喜欢与会思考、有想法的人一起读书。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父亲只要有钱，就都拿去买书了，所以我们家就只有书了。”沃森说。

 

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沃森小时候很喜欢观察鸟类，因此在15岁进入芝加哥大学读书时，选择了动物学专业。

 

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沃森的研究兴趣从观察鸟类转向遗传学。当时，他读到了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新出版的一本书《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薛定谔提出：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想搞清楚什么是生命，就必须弄明白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沃森意识到，基因是打开生命奥秘的关键。上了一些关于遗传学的课程之后，他对遗传学的热情更加高涨。

 

1946年，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赫尔曼·穆勒（Herman Muller）因发现X射线能够加快突变速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让沃森也对印第安纳大学和利用X射线做遗传学研究充满了兴趣。

 

1947年，19岁的沃森来到印第安纳大学研究噬菌体，跟随出生在意大利的微生物学家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学习，正式开始遗传学的研究。

 

与聪明的人打交道

 

出生在德国的物理学家马斯克·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沃森的人生影响很大。

 

“他告诉我说：永远不要做任何很容易的事情，要朝着目标前行。”沃森说。

 

德尔布吕克是沃森的博士生导师卢里亚的好朋友，二人同为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德尔布吕克曾与卢里亚讨论并送沃森到哥本哈根学习化学，后帮助沃森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甚至在沃森遭遇奖学金问题时出面斡旋，使沃森最终得到资助，从而可以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继续学习。

 

同时，沃森认为有一点也很重要，“你要知道什么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我年轻的时候，只想跟聪明人打交道，因为你能学到很多”。这点也在沃森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在《不要烦人》（Avoiding Boring People）中，沃森总结了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一些经验之谈。

 

“一定要待在那种有你能向他看齐、比你聪明的人在的社交圈子里。”沃森认为，如果所有的朋友不及你，“那么你的社交圈就是错误的”。

 

上大学时，沃森觉得周围每一个人都比他聪明，“但现在他们好多都不及我了，因为我一生中交了很多对的朋友，这大概对我帮助很大。”

 

“这样听上去我好像并没有帮助什么人，但我觉得在我的生涯中，我帮助了不少聪明人，所以我终于还是做了我所谓的重要的事。”沃森说。

 

在剑桥大学，沃森遇到了很多有着聪明大脑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好搭档克里克。二人联手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弗朗西斯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正面的影响，他对我就像对待弟弟一样。”沃森说。

 

“我还是想说，我可能就只是单纯地喜欢聪明人而已，而且我竭尽全力去避免和无趣之人（dull people）打交道。”沃森说，“还有一点很重要，永远不要做你社交圈子里最聪明的那个人”。

 

克里克显然并不是这样。克里克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在剑桥大学时总是会冒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后迫不及待地与其他实验室的人分享。“他总是他所在的所有圈子里最聪明的那个，所以他就一直麻烦不断。”沃森说。虽然同事们常常向克里克请教问题，但是“克里克并未获得足够的赏识，许多人甚至觉得他夸夸其谈”，沃森在《双螺旋》中写道。

 

“现在，我很想念克里克，因为再也没有像他那么聪明的人和我对话了。”沃森说。

 

杨振宁评价《双螺旋》

 

双螺旋，既是沃森与克里克提出的DNA结构模型，也是沃森撰写的回忆录的书名——这是沃森给予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礼物。

 

在这本书中，沃森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介绍了发现DNA结构的整个过程。1968年，此书甫一出版，就收到如潮的赞誉。据《双螺旋》一书的附录介绍，《双螺旋》曾经连续16周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2012年入选美国国会图书馆“88本改变美国的书”之列。

 

“《双螺旋》写得很风趣。你一旦开始读这本书，就放不下来，会一直追着看完这个故事。” 94岁的杨振宁说。当天上午，杨振宁携夫人翁帆出席了沃森博士的报告会。

 

杨振宁与沃森均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1947年，沃森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全书运用通俗的语言展现了当时的很多细节，比如人类历史中这一最重要发现的氛围、努力，绝望，最终成功等等。”杨振宁说。

 

然而，杨振宁认为，《双螺旋》出名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本书生动地描写了新美国做科学的精神”，“我认为这比前两个原因更重要”。

 

“在二战之前，欧洲一直是科研的中心。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科研的主导力量。”杨振宁说，美国能够做到这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这种做科学的全新的、实用的方式，与传统的欧洲方式非常不同（new useful American way of doing scienc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to traditional European way）”。

 

对此，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博士赞叹道：

 

“杨先生思维极为清晰，且看问题有宽广的文明维度和深远的历史高度。他评价沃森之语比较了欧洲贵族式的做科学之道，同温文尔雅、四平八稳的欧洲做法完全不同，沃森代表了二战后蓬勃又快速崛起的，具有摧枯拉朽，旺盛生命力的美国科学之道。沃森的自传体经典名作《双螺旋》饱含了此种澎拜能量。”

 

“中国拥有着古老的文明，重视、推崇学习，但是中国的哲学是传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沃森在《双螺旋》中描述的精神相反。因此，我非常非常高兴，沃森教授今天能够与中国许多年轻人分享这本书，分享做科学的有用的精神。”杨振宁说。

 

现场互动部分花絮

 

饶毅：一个笑话、一个评论、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我有一个笑话，一个评论，一个问题。

 

1）我们知道，很多中国学生只看学校的名称，而无论内容和质量，例如很多学生到清华学理科，而明明是隔壁的北京大学有更好的自然科学研究；

2）你建议大家与比自己聪明或有趣的人交朋友，我就是听你的话而与施一公交往的。

3）1955年，你去哈佛大学生物系任教时，那里尽是传统生物学家，当时其资深教授Ernst Mayr（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的女儿刚不久前拒绝你，而年轻教授的E. O. Wilson将成为你多年的争吵对手。哈佛不能说是充满聪明的人，你去那里不是违反你自己的建议吗？

 

沃森：我以前对生物学很感兴趣。我没有选择加州理工学院，因为那里太小，直接就能看到山，而且加州理工学院没有什么女生，所以我去哈佛了，哈佛有更多好看的女生。

 

饶毅：你这么说的话，可能没人告诉你有些女生对你和Francis Crick的意见。有个Radcliffe女生告诉我，你要她陪你和Francis吃饭，后来Francis追她，她很不高兴，认为Francis是“脏老人”（dirty old man），可能他当时不过40多岁。

 

沃森：我不评论具体情况，我去哈佛还因为它的化学系很好。化学对生物很重要。哈佛生物后来很好。

 

枪打出头鸟 VS. 争当第一

 

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傅新元：

 

你说你要做自己的老板，但是在中国我们有句谚语“枪打出头鸟”，这是我们的文化。在科学探索中，我们都想争第一。对此你有何评价？

 

沃森：

 

中国文化代表的可能是那些让你放慢脚步，阻碍你发现真理的老年人。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风靡是有道理的，而且将来还会继续流行。儒家文化可能宣扬的是“接受命运”，但我从不愿意接受命运。我要逃脱命运的控制，活得比命运安排更加精彩。可能这就是某种文化差异。

 

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并不想听从长辈的意见，也想逃离。我们都知道，人人生而自由，所有的观念也是自由的。这种观念听起来可能很（虚），但真的有用。我只想说，要对年轻人有信心。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

 

沃森想说，在中国文化中，年轻人倾向于听长辈的话，不批判不怀疑，但我们正在改变。

 

数理化生，谁更聪明？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20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了基因和癌症的关系。是否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沃森：药品中大多有化学成分，容易带来副作用。治疗癌症，很多时候把自己也治得半死。每一个人的反应又不一样，很不好说。相反的是，最早生物学家想到，DNA能很容易地诊断治愈病人，因为这不是药，没有化学成分，所以我认为对癌症很重要。

 

施一公：在癌症的治疗上，就像您说的那样，生物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傅新元教授能否分享一下？

 

沃森：我个人觉得生物学没什么用。一开始生物学只是单纯地观察生物，没有显微镜。后来才通过镜头来看。

 

傅新元：在场的有很多生物学学生。我的立场上，最重要最基础的还是生物学。

 

沃森：我认为遗传学第一，化学第二，生物学第三。

 

傅新元：我们那个时候，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里面就没有生物学。现在中国最有名的科学家，很多都是生物学家。我认为，生物学是最让人感兴趣的学科。生物学在科学领域非常重要。化学和生物学联合，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经常说，物理和生物结合，会大大地不同，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飞机，就是结合了鸟的生理结构，以及物理知识来制作的。生物学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尤其是这个时期，我们需要物理，需要化学，需要生物，来解决自然的谜题。

 

杨振宁：在中国对聪明存在这么一种认识：数学家是水平最高的，然后是物理和化学，生物学在最底层。比如，中国的大学校长，很多是数学家。而在美国，没有看到几个数学家做大学校长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中美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与美国更为年轻的文明有关，而中国是古老文明的代表。我在清华被尊敬，但在美国并不是这样。哪个更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想，最重要的是学习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施一公：在两个文化中，对聪明评价的标准很不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招生部的老师们讨论学生的质量的时候，说今年的研究生不如去年。我问为什么？她说语文（verbal）部分（GRE考试的一个部分）的成绩不如去年。我感到很惊讶，对聪明的定义在她看来，语文部分更加有说服力，而不是数学部分。她说她追踪了普林斯顿毕业生的发展成就，发现对学生未来评价的标准最合适的是语文的成绩。在一些比较年轻的文化中，比如美国文化中，学文科可能是更聪明的人。当然对聪明有不同的定义。我在中国受教育，我认为物理都是大科学，于是我选择了生物学。和我工作的人都很聪明，与他们工作会取得更大的进步。生物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很多很聪明的人一起工作。

 

本文据沃森报告会现场实录整理，未经嘉宾审阅。杨苗、陈柳、陆绮、殷雯迪、梅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