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杨奖”的全称是吴阶平 - 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从1994年设立至今，已经表彰、奖励了376位医药卫生工作者，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知识分子》近期将陆续推出系列“吴杨奖人物”，旨在挖掘这些“中国医药卫生领域领军人物”的故事，以及他们对于所在领域热点问题的专业观点。今天推出的第一篇人物是第十七届吴杨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祁海。

 

撰文 | 吕浩然

责编 | 徐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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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祁海，乌黑短发，前额处一撮闪亮的银白发丝；他身材挺拔，着长款呢子风衣、RayBan蓝色镜面太阳镜，时尚感十足。

 

“白头发是真的，不是染的”，祁海笑着解释说，“但不信的人很多”。

 

5月9日，在美国霍华德·休斯研究所（HHMI）公布“国际研究学者”（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holar）入选者，44岁的祁海名列其中。这是一项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科学家早期职业生涯的重要荣誉。

 

对祁海来说，一切来得都很自然。他曾经是一名医生，自如切换成如今从事免疫学基础研究的学者。回顾自己的研究经历，他坦承，追随直觉似乎比理性抉择更多。

 

跟着感觉走

 

“上中学开始我一直都爱搞清楚为什么，因为家里人都从事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我也对基础医学比较感兴趣，就报考了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祁海回忆道。

 

然而，本意学习基础医学的祁海却因当时北医的基础医学并不接收俄语学生而转投了临床医学，“当时也没想很多，觉得临床是学治病，同时还能搞研究，挺好”。

 

祁海先在北京人民医院实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阜外心血管医院。能够在大医院起步对大多数医科毕业生来说，机会难得。但经过临床实习的祁海此时已经“心生杂念”，“我开始觉得做医生不会像想象中搞研究那样自由，自己当大夫的兴趣慢慢就小了下去”。于是，去阜外医院报到的那一天他就选择了辞职。

 

放弃了刚到手的“铁饭碗”，自嘲“并不是优等生”的祁海在家突击了一年英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去美国深造。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向很多学校投递了申请，但往往因为过去的研究经验不足等原因，被拒之门外。“最后，当时德州大学新设立实验室的 Dr. Lynn Soong接收了我做她第一个博士生，主攻的是免疫寄生虫学”，祁海说，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在北医读书时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免疫学。

 

然而，祁海逐渐发现了免疫学的乐趣，“其实本科时对于免疫学的了解很肤浅，刚进实验室时对免疫寄生虫学要做什么也没有非常清楚的认知，真是比较懵懂的状态。好在导师 Dr. Soong 很耐心，还给了我一些自己摸索的自由，我也就慢慢沉浸到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开始真实体会到通过研究满足好奇心的那种独特乐趣”。

 

回想自己的科研的经历，祁海说对他最重要的不是日后发表在《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上的一系列文章，而是2003年在《感染与免疫》（Infection & Immunity）发表的论文（PMID：12761116）。祁海对此解释，“并不是因为这个研究的结论有多么重要，而是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从及时地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到设计、实施实验，再到撰写、修改、发表文章，几乎完全独立完成的一项研究。在研究生阶段经历这个过程，使我形成了独立做科研必备的自信：我有能力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靠自己的工作满足好奇心，享受发现的乐趣”。

 

归国的阵痛与收获

 

2009年，在美国国立卫生院（NIH）完成6年博士后训练的祁海回到了国内。“父母的牵挂与家人的支持是一方面原因，在美国的 offer 不那么吸引人是另一方面。当然，那时我还是认真地对能否在国内做出色的研究进行了预判”。经过12年的留学磨砺，祁海花了很长时间问自己，“我能不能在国内做得一样好或者更好？但其实绝对准确的答案很难有，我当时觉得是差不多。”

 

那时国内的科研环境和条件让准备回国的祁海仍有些不适应，也经历了一段阵痛。“首先我是个比较‘贵’的学者，因为从事细胞免疫学研究，实验室进行研究所需要的启动资金要比其它一些学科高，而且我还需要一个双光子显微镜，非常贵，这都需要接收我的院所提供支持”。

 

最后，祁海进入了清华大学。这期间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位是在博士后期间与祁海私交甚笃的同事俞立，后者先一步回到了清华，经常在越洋电话里劝祁海也加入进来。另一位是刚刚全职归国不久的施一公，两人聊得非常投机，施一公也表示愿意支持祁海的研究。这让祁海下定了决心，“也真没什么详细、正式的合同，一公的一个email，我就决定来清华了”。

 

实验室的经费解决了，但相关的配套设施也让祁海颇为头疼。“以动物房为例，我们用动物做实验是必要的，但当时的动物设施很不完善，与美国差别明显，这限制了很多研究者。现在，很多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存在这个问题。清华比较有实干精神，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之后解决也比较迅速，到了2010年后，动物设施逐渐完善起来”。

 

回国数年，祁海对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变，也有许多观察和思考。他看到，无论是国家还是院所，大家开始能够“容忍”一些冷门的研究方向，不排斥“非主流”的研究，并能对这些研究提供相应的支持。

 

“基础研究可能就是这样，你没办法准确判断一项研究未来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产生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所以，支持科研的‘网’要铺得更广一些，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祁海表示，“不可能每一个人、每一项研究都是‘成功’的。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只要支持科研的‘网’里最终有几项能真正改善人类生活，那么支持那些当下看起来不‘成功’研究的代价可能就微不足道了”。

 

“从我的感受来说，出于社会大环境的原因，我们国内的科研总体可能还比较浮躁。但如今它正在改变，只要我们能够踏实地形成自己的体系，学者们能安心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向，有朝一日国内会有那些导致大幅改善人类生活的研究成果出现。到那时，撒网支持的朴素想法可能就更容易被接受。”祁海乐观未来。

 

筑起“大树”的根基

 

归国已整八年，对于做科研的意义，祁海也有了一些更长远的考虑。

 

“仅就免疫学而言，我们在中国本土工作的学者还没有开创这样一个体系，能够以一个革命性的方法或理论为基础，不断衍生出新的分支，对未来科学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当然，国内研究总体积累的时间还不长，有些开创性的研究还看不到它最重要的影响”。

 

在交流中祁海提到了澳大利亚病毒学家、免疫学家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他对整个免疫学、他所供职的研究所、以及他的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伯内特开创了著名的获得性免疫耐受理论（Acquired Tolerance）和克隆选择学说（Clonal Selection Theory），领导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WEHI）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免疫学研究重镇之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伯内特的学说早已经成为公认的免疫学理论基石之一，但到今天你仍能从WEHI走出的免疫学家中看到伯内特思辨和研究方法留下来的影子”。祁海也梦想成为这样一颗“大树”的根基，“尽管这听上去象在说梦，但做科学就是这样才有意思”。

 

祁海认为，好的科学家一定是“标新立异”的，“你肯定得和别人不一样，你的好奇心驱使你从和别人不一样的角度去问一个问题，进而你可能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而后或许你能在前无古人的地方开辟新的道路，引导着更多的人走上那条道路去问他们自己的问题”。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标新立异”的研究一定需要一步一步的积累与发现。祁海如今所从事的免疫方向的研究，主要围绕抗体免疫应答的调节机制，希望通过深入理解机体受到病原侵袭后如何产生和保持免疫记忆，从而找到改善抗感染疫苗和控制自免疫疾病的方法。

 

近几年来，祁海和他所带领的团队在B细胞生物学、滤泡辅助T细胞（Tfh）生物学和生发中心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就在今年，祁海课题组先后在著名期刊发表了几项研究成果。1月12日，课题组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在线发表论文，发现调节性T细胞的一种工作方式，深化了人们对免疫耐受的理解；4月13日，课题组在Science在线发表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维持抗体免疫应答正常运转的新机制，有助于为抗病毒的抗体疫苗研发开拓思路；5月2日，课题组在Cell Reports在线发表文章，发现了一对分子在招募T淋巴细胞、促进体液免疫和产生高亲合力抗体过程的新功能。

 

从兴趣和直觉出发，一路走来，祁海经历颇多，他有些“标新立异”的外表下埋藏着一颗踏踏实实做研究的心。“未来我们希望在自己的领域去引领、去超越，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这需要沉下心来踏实积累，不是简单地发表一些文章。我觉得要在这些更高的层次上、更长远的时间尺度上突破，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