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邸利会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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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杭州建国白马湖饭店，西湖高研院第四次学术人才招聘面试在这里进行。从第一次学术人才招聘算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型的研究院已经吸引了国内外越来越多年轻科研人员的关注。

 

《知识分子》从北京赶赴千里之外的杭州，来到云溪小镇，想要追寻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刚成立不久的研究院何以吸引了一批海外的优秀年轻人回国在此开展研究？我们采访了几位已经入职的PI，他们给出的答案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是被创建高水平的私立研究院乃至大学所吸引，而他们身上也都有一种共同的气质，那就是喜欢冒险。

 

作为先期入职的9位PI（实验室独立负责人）之一，神经生物学家贾洁敏也参与了这次的招聘，她此刻正坐在基础医学的场内，仔细聆听着面试者的陈述。

 

看着台上的面试者，贾洁敏仿佛看到了几个月前的自己。去年的11月20日，与今天的这些面试者一样，她也曾站在台上，期待自己的报告能获得评委的认可。不过，那次的表现却不怎么让人满意。

 

做报告本来是贾洁敏的强项。

 

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做报告的情形。当时的一位所长有一张严肃的“冰脸”，从不正眼看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容易理解，中国学者做报告时声音小，平淡无奇，也很少与观众眼神交流。不过，当贾洁敏开讲后，她的自信和感染力随之蔓延开来，而这位所长的目光也渐渐从PPT转移到了她的身上。演讲这一点，她在中国人里面算是突出的。

 

然而，来西湖高研院的面试却来了个十足的反转。

 

“那次面试，听众都是中国人，我就不用装了”，她笑着说，“再加上见到施一公、饶毅后紧张，加上倒时差，加上累，我觉得腿都有点发软。面试一下来，我心里就想：完了，完了，这次完了。” 

 

贾洁敏的面试准备确有些仓促，就连演讲的PPT都是在飞机上一口气15个小时赶出来的。

 

而之所以如此急迫的原因是，她想在面试前等到一篇力作的接受。这篇最终发表在《自然·方法》上的文章，讲述了如何利用磁性纳米颗粒聚集来研究中风。可文章接受后，距离面试也只剩下了一个月时间。“在知道文章被接受后，我立即给饶毅教授写信，介绍了自己的工作，表明了想回国工作的愿望。”

 

2003年的“非典”时期，贾洁敏还是上海神经生物所的一名学生，回国讲课，穿着一身唐装的饶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出国多年之后，她才意识到神经所在世界上也是研究养分非常充足的所在，而他们那一届所上的课也均由海外华人教授主讲。

 

“他们把科研的本事带回中国，我们这一代人就受益了。我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导师也是神经所所长蒲慕明的学生，所以我选择回来，希望能继续这样的传统：前面的人帮你成功了，你再帮助后面的人成功。”

 

可期待像前辈一样回国工作的愿望却可能被自己糟糕的临场毁掉。

 

就在百般懊恼自责的时候，一名不认识的评委竟走过来称赞她说，“报告做得不错”。“竟然有评委主动过来说报告不错，一下子我就放心了不少，觉得有戏。过了两三天，我就拿到了录用的信件。” 

 

说起传统与传承，同在基础医学研究所，早于贾洁敏4个月参加了首次学术人才招聘会的遗传学家郑厚峰，其科研生涯始于国内读博士的阶段。

 

他当时的博士生导师、安徽医科大学教授张学军，曾在中国首次利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法，发现了与银屑病发病机制密切相关的基因变异。而这几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郑厚峰也一直致力于复杂疾病易感基因的遗传学研究。

 

之前在加拿大多年的他，计划把国外参与大项目的经验应用到国内。比如做为骨疾病项目的主要执行人，他曾参与英国万人基因组计划（UK10K），挖掘骨质疏松的罕见变异。最近的这段时间里，他正忙着跑医院、访社区，筹备建立一个中国汉族人的大型研究队列（Westlake BioBank for Chinese， WBBC）。

 

人口大国中国拥有的丰富人类遗传资源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条件。同时，要获得相关人群的基因数据和健康数据，更离不开各个医疗机构的参与。

 

通过收集血液，尿液，细胞及病理组织样本，并结合患者基本信息，过往病史，治疗信息，临床信息等，这个项目计划对成人常见的慢性病和肿瘤以及新生儿的出生缺陷进行研究，而所有参与医院，单位和个人都可申请数据共享，用于进一步的基础研究或技术转化。

 

而基础研究是技术转化的前提，如今的数据积累或许多年后会改变个人基因检测服务行业的格局。事实上，由于针对中国人群的研究相对偏少，目前市面上多基因复杂疾病的检测产品很多还基于欧美人群的数据。所以，针对中国人群的数据积累与创新研究在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方面具有明显的价值。

 

为此，郑厚峰和他的团队还开通了一个名叫“基因姑娘GeneGirl”的微信公众号，在做医学知识科普和用户教育的同时，希望可以持续关注用户的健康情况。说到这些，郑厚峰从桌子上拿起手机，饶有兴致地展示一个自我基因检测的初步模型，“从这里看，我喝酒会脸红，酒精代谢能力下降，而这的确是事实。”  

 

回国一样做好的研究

 

现任职于前沿技术研究所的于长斌，对选择中国市场作为技术转化的重心有更切身的体会。“我们做技术，肯定是要转化的。”他说。

 

作为F4成员（First selected 4 PIs），他从澳洲国立大学回国，与郑厚峰，以及理学所的李牮、任之一样，都是参加西湖高研院首次招聘面试后被选中的PI。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我要在澳洲做个电路板，如果在当地找人做，还不如在网上下单在深圳做了，然后寄送到澳洲快。从产品研究到市场转化，感觉更有空间的话，肯定是现在的中国。”于长斌说。他相信，选择在哪个地方工作，最重要的还是看是否此地为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高水平的学校间流动，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回到中国，服务更大的人群，我的内心还是很充实的。如果在中国技术产品做得好，澳洲市场也一样会受益；但反过来，如果感觉科研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人工很贵，有些东西没人做，那就是自然的流动。现在国内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大家一起做一做，可能做出更好的事情”。他说。

 

在今日的中国，一样有条件可以做好的科研，这点对于远离家人、在海外工作的华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在江南水乡长大、作为浙江温州人的贾洁敏，也一直希望某一天可以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我当年出国就是为了见见世面，毕竟现代科学是国外传入的。但现在在国内，如果有一样的条件可以做同样好的科研，为什么要忍受和家人分离的痛苦呢？”

 

就贾洁敏所从事的实验课题来说，必须要用到一种叫做“双光子共聚焦显微镜”的仪器，而一般的院校可能无法为她专门添置这样的一台昂贵仪器。

 

一样海外工作多年的郑厚峰，在回国之前也曾试图找寻一个恰当的工作生活平衡点，这个点既有接近西方的科研体制环境，但同时也能方便地看望家人——香港、新加坡都曾经是他考虑的范围。

 

“西方固然很好，但我们是中国人，父母亲戚都在国内，有时候我做梦梦到他们，也知道是在做梦，但醒来后的的确确人还在国外，离他们依然十万八千里，心情就很难受。” 他说。

 

而据郑厚峰观察，自己身边的好友，比如硕士、博士的同学，很多都希望回国发展。

 

中国整体的经济腾飞以及地方的发展，无疑创造了这种可能。

 

2015年11月，杭州市西湖区与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签署“共建“的战略合作协议。由西湖区政府提供的10万平方米的院区目前正在升级改造中。去年2月底，杭州市委市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建设指挥部，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在去年12月10日的西湖高研院的成立大会上，由四位负责人（生物学研究所的施一公教授、基础医学研究所的饶毅教授、理学研究所的潘建伟教授、前沿技术研究所的陈十一教授）领衔的“杭州市顶尖人才和团队重大项目”，获得了杭州市政府提供的四亿元资金，用于一流人才引进和尖端科学研究。

 

西湖高研院的民办性质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与民间资金。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以及千人计划基金会的使命主要在此。同样是在西湖高研院的成立大会上，外界得以获知这些慷慨的创始捐赠人，包括王健林、马化腾等。

 

与中国的情况相对照，如今国外不少国家的经费申请却变得越来越紧张。

 

以郑厚峰此前工作的加拿大来说，他在2010年赴加时，在去之前就申请到了加拿大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而如今随着经费紧张，已经很难申请得到；甚至他在加拿大时的导师，作为本地的白人精英，“极具公关能力”，后来也很难申请到经费。

 

曾在美国做研究的贾洁敏，也能感觉到美国削减科研经费对美国科学造成的影响，“有些科学家非常的优秀，但也未必能拿得到资助”。

 

除了充足的经费支持，近些年中国政府设立的杰出人才计划，尤其是千人和青年千人，也恰逢其时，对海外研究人员归国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已经先期入职的9位PI来说，他们都已经或正计划申请千人。如回国前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Instructor职位的郑厚峰成功入选了2015年第十一批“青千”，并选择了回国。而李牮今年刚刚申请了青千。

 

从2008年12月设立的千人计划迄今已吸引了6000余名杰出的人才。而此次西湖高研院的组建也离不开千人。四位大千人已分别担任四个研究所的负责人，而作为准备中的西湖大学的筹资主体之一，千人教育基金会，也在面向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成员募集资金。

 

后续设立的青年千人计划，进一步为年轻科研人员在中国工作提供了极大支持。

 

“只要是回国的话，千人计划是免不了的。” 在理学所工作的物理学家李牮说。正是从关注千人计划开始，李牮接触到了西湖高研院招聘的信息，并为其描述的远景所吸引。那时第一批PI的招聘正在进行当中。

 

谈起去年7月9号那天的面试，李牮依然记忆深刻。

 

“当时我们的面试分成了两个组，理学和工学一个组，生物和医学一个组。” 李牮回忆说，“我们都没什么谱，因为学校是全新的，但面试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比如我并没有预期面试评审中会出现潘建伟，陈十一因为生病无法到现场，但也通过视频全程参与。包括生物那边的施一公和饶毅老师，他们亲自来，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很靠谱的事情”。

 

“实事求是的说，并不是说从申请那一刻就决定一定会过来，或者有机会来。来的时候，发现来面试的人都很优秀，几位负责人都在，组织的各方面感觉不到像一个还未成立的机构，还是挺正规的。”于长斌说。

 

在李牮的印象中，当日的面试结束后，组织方将所有的参与面试的人集中起来，几位负责人轮流宣讲，描述未来的愿景，回答面试者的提问。

 

“他们几个想要把这个学校办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这个对于每个做学术的人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学术本身是我们的生命。他们在学术界很有成就，而且知道学术发展的规律是什么，他们用心办一所高水平的学校，我肯定相信他们。” 李牮说。

 

在生物学研究领域，施一公、饶毅对贾洁敏、郑厚峰这样的年轻人也极具号召力。“在回国人员中，他们是偶像，而且他们肯定是做事的，不会辜负年轻人。我想最要紧的还是做好科研，回报两位老师的信任。” 郑厚峰说，“能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合作创业，是非常好的事情”。

 

从零开始的冒险

 

不过西湖高研院也才在去年的12月10日宣布成立，而西湖大学也还在筹备当中，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由于太新，这也意味着，当应聘者决定是否过来时，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咨询的信息源——朋友，同学，老师，同行，谁都不清楚。

 

李牮就是这样，没有问过任何人。投简历，面试，接受邀请，从头至尾，一个人的决断。

 

“我相信那个时候，除了筹办的人之外，没有人比参加了面试的我了解更多。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决定了，就可以做了。而且我个人喜欢做冒险的事情。” 李牮所做的只是请普林斯顿的合作者写了两份推荐信。

 

对海外刚踏入科研不久的年轻人来说，获得一份国外的教职是很多人的理想。不过，李牮觉得，在西湖高研院比谋国外一个四平八稳的教职更有吸引力：“首先，我们国家是在不断发展，西湖大学可以获得不断的投入，从而不断上升；如果在国外，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你看到一个学校从出生到成长，到慢慢变成一个顶尖的学校，这种成就感是没有办法比的。”

 

已经在澳洲国立大学获得Reader职位的于长斌也觉得，无须再等待下去。

 

“在那边就是一份工作，再努力下去，就是变成这个方向上的Chair。之后就是加各样好听的名头，但是学校的结构和整个的运营已经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像是一颗螺丝钉。而加入从头开始的西湖大学，我认为是冒险精神的体现”，于长斌继续说，“而且是风险不高的冒险，肯定是往成功的道路上走的，我想没有必要再等了，干嘛非要等到拿个Chair再回来” 。

 

愿意在家乡工作的贾洁敏，在选择西湖之前，浙江大学、温州医科大学也曾在考虑之列，但她最终选择了从零开始的西湖大学。“温州人喜欢吃第一只螃蟹，我想我的个性是往前冲的那种，如果说前面的东西都看得见了，可能兴趣就不是那么浓厚了，越是看不见，看不清楚，可能就越激起我的关注。” 

 

刚刚回国入职不久的她还在熟悉环境，准备搬家，帮孩子找学校，同时还在准备杭州市一个人才项目的答辩。而描述中的西湖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体制上的自由与宽松，科学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法办高等教育，这样的愿景令PI们神往。

 

经过了多年的国内外学习和研究历程，贾洁敏最想传递给西湖高研院学生的一个思想营养，就是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她曾在西湖高研院的网站上留言，希望”高研院一定要有一个质疑权威，不断更新创造权威，螺旋式迭代的过程。”

 

“就像一个诺贝尔奖的发现，经过时间长河的考验，经过十年二十年才能看出真假。国人在权威面前一定要有质疑权威的底气和勇气，不要创造了一个权威就停在那里了，因为很多东西这个时代是对的，在下一个时代不一定也还是对的，原来越要被巩固的东西，你越要推翻掉。这一点我不管是从学术，还是从个人都是这样。我虽然欣赏施一公和饶毅，但很不喜欢去迷信。对于年轻人，建立一个正确欣赏别人的方式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自己的学生，要有独立思想，如果觉得自己有道理的话，随时可以反驳我的观点。而且科学本身不是真理，科学只是最大限度接近真理的一种方式而已。”

 

事实上，正如各位入职的PI亲身参与这次的招聘所提示的，他们正与行政部门的同事们一道，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付诸实践，在此地建立一套有利于科教生长，繁荣的制度和文化。

 

“要办一个很高水平的学校，需要有一些真正懂科学和教育的人来主导这个学校，我相信民办学校能真正做到这点，相比公办的学校，受到的制约会少很多。” 李牮说，“说到底，新的民办学校和老牌的学校相比，到底有什么优势？无非在于我们可以重新制定一些规则，可以让教授，学生更容易集中在他们所需要集中的事情上，而不是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

 

虽然规则和制度的制定看起来比较复杂，但李牮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主导思想”：“一个大学应以研究教学为核心，为生命，教授和学生是最重要的，那假如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话，其他的事情都要服务于这个，包括任何管理的，行政的，最终的目的要让教授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

 

“已入职的PI们都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拥有这些国家的科研经验，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国情下，建立一种新的创新体制。” 郑厚峰说，“行政人员要服务于科研人员，创造一种自主宽松的环境十分重要，比如科研经费，招聘等方面要有较大的自主权。”

 

做技术工程见长的于长斌对于筹办中的西湖大学也有自己的思考。“中国的社会形态，制度，资金资助方式，社会文化等，都与欧美有很多不同，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大学是不可能的。现在国家也在推广扩大办学的自主权。西湖大学怎么发展，我希望更多的能自己说了算。具体怎么执行这个自主权，我希望上面多放权，而学校内部，领导的决策权还是不要那么大。比如在澳洲，如果一件事情大家反对的比较厉害的话，院长也不敢去强推。当然，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会慢一点，但教授治校的感觉要强一些”。

 

在于长斌看来，此番各位PI实际参与招聘已较好的体现了招聘的民主化，这与他所了解的澳洲大学招聘也较为类似。

 

不拘一格招人才

 

从西湖高研院第一次学术人才招聘算起，刚结束的6月28日的面试虽已是第四次PI面试，但前后的时间差还不到一年。

 

30位面试者，一天内完成，节奏十分紧凑。除了茶歇，午饭，上厕所，在闭门的会议室内，评委们要不间断的听报告，提问，做出评判。而面试者也须按照预先通知的时间，依次入场，做报告，回答问题。

 

尽管30位的面试者听起来数量不多，但这是经过大幅刷减后的结果。

 

据了解，除掉前期因不符合基本要求而筛掉的简历，在基础医学方面拿到手上的简历还有几百份。而理学所经过筛选，也只考虑了60至70名候选人，最终获得面试推荐的只有7人，因时间安排的紧张，当日理学所实际只面试了4人。

 

经过如此严格的筛选，贾洁敏表示，面试者中已有几位非常优秀，而对于什么样的人才会最终获得青睐，她说评委们只看做科学的质量，毕业多久，在哪做等，都没有限制，而且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录取比例。

 

当一天的面试结束之后，仿佛又完成了一次轮回。施一公等负责人照例把所有的面试者召集起来，做集中的宣讲并回答疑问。“施院长的讲话又是一如既往的令人激动。” 于长斌说。

 

在今天的面试结束之后，预计会有更多的PI加入进来。他们将见证今年9月份的首批博士生入学，与西湖高研院一起成长。

 

作为首任院长，施一公说，这是一所“寄托着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300万留学生以及140万归国人才梦想的研究院。”  他希望并很有信心，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可以使西湖高研院“在几年，十几年之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的，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的高等研究院”。 

 

作为西湖高研院顾问委员会代表的杨振宁说，“假如我年轻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参加他们的队伍。现在我年纪大了，我想我只能祝贺他们大大的成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科技研究事业做出好的贡献”。

 

李牮说，同事们给他的最深的印象是，“不害怕去冒险”。

 

是的，这是一群年轻科学家的冒险之旅。眼前，未来，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正如他们的施院长所说，“道路阻且长”，但他们有闯劲并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