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Marilyn Crawshaw（英国约克大学社会学家）

责编 |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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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DNA测序的成本变小，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商业化DNA检测应用也在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则是很多不可忽视的社会伦理问题。比如说，那些通过捐赠者的配子（精子或者卵子）进行人工授精而诞生的人，有着更大的可能性发现自己的种族血统或家族根源。

 

23andMe网站提供的DNA检测服务，目的在于帮助客户了解健康状况和特征、遗传风险因素、对某些药物的应答反应以及血统等。据称，其国际数据库有一百多万人的遗传信息。另一家提供DNA检测服务的AncestryDNA网站，目的在于帮助客户发现其所属种族及其远亲或祖辈。目前，已经有300多万人使用过23andMe和AncestryDNA的服务。如此众多的遗传信息日积月累，如今也变得唾手可得，导致很多出乎意料的遗传关系被披露了出来。

 

2017年7月，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旗下的国际期刊Human Fertility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描绘了三名老年女士和他们的家庭因此遇到的挑战，他们不仅要接受通过人工受孕而降生的事实，还要了解彼此之间以及和捐赠者子女之间复杂的遗传关系。

 

英国犹太人Caryl（出生于1952年）在38岁时被母亲告知，自己是通过捐精者人工受孕诞生的。她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多年后，她的女儿使用了23andme的DNA测序服务，试图找出是否携带乳腺癌相关基因，却意外地发现了与她有着表亲关系的另外两名“（半）表兄妹”（half-cousin）。这两名表亲和他们的母亲Adrianne生活在加拿大。Adrianne与自己的“父亲”关系特别好，如今却不得不接受“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这个现实。

 

经过进一步求证，Caryle和Adrianne确实是同一位捐精者的后代，并且可能是在同一家诊所受孕后出生。到此故事并没有结束——通过查证一部15年前制作的纪录片，还有几位与Caryle和Adrianne同父异母的后代也被找到。

 

因为这两位“姐妹”都是犹太人，她们猜测当初生父有可能只为犹太女性提供了精子。然而当Barbara与她们取得联系后，事实却并非她们所想象的那样。

 

居住在英国的Barbara出生于1950年，由于对希腊裔母亲的遗传家系的兴趣，她使用了AncestryDNA的DNA检测服务，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有55%的阿什肯纳齐犹太血统，尽管她成长于非犹太裔的家庭。通过进一步的比对DNA序列，Barbara最终确定了自己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也确定了与Caryle和Adrianne同父异母的关系。

 

可以想见，这三位年近70岁的女士们，当得知自己身世后五味杂陈的情愫：震惊、好奇、兴奋，或者还有担忧。而身处她们家庭的每一位成员也必将面临不同以往的境况。

 

DNA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让我们无法忽视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父母是否应该告诉孩子并非亲生？知悉真相的孩子是否应该将事实告诉父母？而有时候，关于身世的秘密还潜藏着未知的危险。

 

正如以上案例，不少捐赠者的后代在了解自己的身世后，成功找到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然而，随着商业化DNA检测服务的推广，相关机构有必要提醒那些使用捐赠受孕的父母，就算他们今后不打算告诉孩子真相，孩子也可能了解到自己的血缘。同样地，捐赠者也应该被告知，现有法律无法有效地保证其匿名。对于那些遗传信息的披露牵涉到的人，基因检测相关产业应该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用的信息和足够的支持。Human Fertility的主编、谢菲尔德大学的Allan Pacey教授认为，相关医疗从业人员以及提供DNA检测服务的机构都需要注意以上问题，确保客户得到恰当的信息和适当的支持。

 

版权声明：

英文原文标题“Direct-to-consumer DNA testing: the fallout for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unexpectedly learning of their donor conception origins”，《知识分子》经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授权翻译转载。

原文链接：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47273.2017.133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