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宇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

责编｜巫锡炜

 

●　●　●

 

进入21世纪以来，低生育（low fertility）呈现出全球性逐渐蔓延扩散的趋势，欧洲甚至长期处于极低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状态而被认为受困于低生育陷阱之中，东亚的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也纷纷步欧洲国家的后尘。今天世界人口的主要部分已生活于接近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的国度。人口学家们近些年来的兴趣也已从对高生育率的关注转向对低生育率的关注。

 

针对为什么会出现极低生育率而提出的各种理论解释中，那些强调性别角色变化不平衡的理论日益占据主流。其中的主角是Peter McDonald（2000）提出的性别公平框架（gender equity framework）（见图1），它强调，相比于两性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中日益平等的参与，男性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变化更为缓慢。也就是说，一方面，家庭外部劳动分工日趋性别平等，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市场劳动的参与使得女性能够在家庭内部掌握一定的生育自主权，而另一方面，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性别不平等明显，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正是家庭内外性别角色变化不平衡所产生的张力导致家庭倾向于生养更少的子女，当家庭外部的性别平等水平高于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水平时，生育率将降至极低水平。

性别平等影响生育吗？

 

围绕着性别平等是否影响生育这一问题，人口学家们开展了不少有关性别平等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经验研究，一些研究发现传统的性别角色态度和行为与早育和多生之间存在关联，但另一些研究则表明性别角色平等和更平等的分担家务劳动会导致多生。然而在性别平等影响生育这点上，已有的研究发现仍未给出一致的结论。

 

其中的原因除了不同研究在如何界定和测量性别平等存在差异之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研究都针对女性群体来分析性别平等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到男性在家务劳动特别是儿女生养中的贡献。有关丈夫参与家务劳动与生育之间关联的讨论近年来俨然发展成一个研究热点。

丈夫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可促进生育？

 

既然性别平等对女性和男性的生活都会有影响，忽略男性所做分析呈现出来的性别平等与生育之间关联关系的图景可能会被扭曲。

 

为人父母的都知道，照看幼儿无论如何都是件特别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相比于诸如做饭、洗衣服、购物等其他常规性的家务活动，它对父、母而言往往承载着不同的意义。或许，丈夫照看幼儿顾本身就意味着对身为父亲的责任和当前夫妻关系的看重这两者做出的无声承诺。由此可以改善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从而影响到夫妻的生育行为。对孩子投入时间也能体现出男性对家庭生活和孩子的个人偏好，如此导致生育更多孩子。正是主要从上述基本立场出发，Anneli Miettinen等（2015）利用1999-2000年芬兰时间利用调查（Finnish Time Use Survey）收集到的配偶双方详细记录的家务劳动和幼儿看护时间投入数据，并与随后的生育登记数据进行匹配合并，分析了配偶双方在家务劳动和幼儿看护上的投入量与分工对随后生育行为的影响。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与各孩次的生育可能性呈负向关联，丈夫的家务劳动贡献（以相对量进行测量）对生育行为没有影响，但是丈夫在照看幼儿方面所承担的比重更高的话会提高夫妻生育下一个孩子的可能性。实际上，Joost de Laat & Almudena Sevilla-Sanz（2011）之前针对OECD数个国家的个体层次数据的分析也分析过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如何解释各国的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呈正向关系的问题。他们指出，原因就在于生活在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更多的国家中的女性更能将生孩子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结合起来，从而导致相对高生育水平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更高。

 

以上研究都是针对西方发达社会的。但我们知道西方社会不同于东方社会，特别是不同于东亚国家，后者存在盛行的宗法家庭制度和儒家传统，因此，东亚国家的女性在设法同时追求职业和家庭生活时会面临特别的挑战。出于这种考虑，Erin Hye-Won Kim（2017）使用韩国妇女和家庭追踪调查（Korean Longitudinal Survey of Women and Families）所收集的数据，分析了丈夫、父母和公婆在家务劳动上的分担与意愿生育和非意愿生育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丈夫对家务劳动分担得并不多。不过呢，丈夫在家务劳动中提供的支持会提升妇女意愿生育的可能性，但与非意愿生育不存在关联。

 

同样是考虑到东亚社会在文化上与西方社会的差异，Nobuko Nagase & Mary C. Brinton（2017）利用日本21世纪成年人追踪调查数据，将日本的市场劳动机制纳入到男性家务劳动与家庭生育关系的分析中来，讨论了日本劳动市场规范对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影响，进一步讨论丈夫家务劳动时间对家庭二孩生育可能性的影响。作者们的分析表明，丈夫在家务劳动中所承担的份额是二孩生育的重要预测因素，尤其是对于双职工夫妻而言更是如此。不过，丈夫对家务劳动的投入程度又受到劳动力市场结构、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工作规范的影响。

 

在日本，大型企业的用人规范包括终身雇佣制、基于资历的工资制度等。缓慢的晋升过程导致多数男性工作时间长，对企业忠于职守。虽然近几十年来日本就业制度有所变化，但强调公司内部培训和晋升的基本用人制度并未改变，直接从大学招聘大量员工，通过培训等机制选拔人员仍是大型企业的惯用做法。这样的选拔机制对依赖配偶照顾孩子的男性有利，而对于需要更灵活工作时间以照顾家庭的男性则存在隐性的惩罚，因此日本男性参与家务的比例并不高。虽然增加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会增加双职工家庭生育二孩的可能性，但从访谈结果来看，双职工夫妻更倾向于减少生育数量或至少增加生育间隔，而非增加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因为对于大多数双职工家庭而言，若在日本的劳动市场工作规则下双方打算继续全职工作，则家庭很难提供生育第二个孩子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结论

 

对于女性而言，生儿育女并不仅仅意味着十月怀胎的辛苦，随之而来的是为照料和养育这个孩子所需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若丈夫能够在家务劳动，特别是照料孩子上提供一定的支持，一方面能减少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利于其家庭责任和职场追求之间的平衡，降低其对生儿育女这事本身的抵触、排斥，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另一方面则能体现丈夫对于家庭和孩子的责任感，塑造一个体贴丈夫和慈祥父亲的角色，增强妻子的婚姻幸福感。一个能在饭后主动去洗碗，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及时搭把手的丈夫与一个天天回家躺在沙发上，妻子忙昏头都不会帮忙的丈夫，我相信妻子会更愿意再生育一个可爱的宝宝。所以男同胞们，如果想让妻子再生一个孩子的话，请先拿出实际行动吧！

 

参考文献：

[1]Kim E H W.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ur and lowest-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7, 37: 743-768.

[2]De Laat J, Sevilla-Sanz A. The fertility an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uzzle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men's home production[J]. Feminist Economics, 2011, 17(2): 87-119.

[3]McDonald P.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0, 26(3): 427-439.

[4]Miettinen A, Lainiala L, Rotkirch A. Women’s housework decreases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among Finnish couples[J]. Acta Sociologica, 2015, 58(2): 139-154.

[5]Nagase N, Brinton M C.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second births: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fertility in Japan[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7, 36: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