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及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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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的” [1]，130年前尼采如是说。在今天，这话不再震撼，不再新鲜，只是老生常谈而已。但它究竟有何意义，还是值得深思，因为最近上帝又在两个地方复活了。

 

第一个地方不奇怪：美国政坛。《纽约时报》最近发表评论说，年轻、高学历民主党人竞选失利，是因为他们不讲上帝，和老辈选民缺乏宗教共鸣[2]。上帝仍然有选票，这是独特现象，因为美国没有经历启蒙运动的彻底洗礼。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科技最先进发达的超级大国，上帝其实从来没有被杀死，只是有点没落而已。

 

第二个地方却意想不到：浙江乌镇。2017年5月，俊秀英发、不到二十岁的世界冠军柯洁在举世瞩目的三盘围棋比赛中，被谷歌的AlphaGo（又译阿尔法狗）决定性击败，潸然泪下。这是个晴天霹雳，因为一年多前，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这样的结果不可能在十几年以内出现。柯洁自己也承认，AlphaGo已经接近“围棋上帝”了 [3]。

 

旧上帝将死未死，新上帝将生未生，这是21世纪的写照。

 

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

 

未死将生，说的是一个过渡时期。它终将过去，新世界也即将到来，那是否就是赫胥黎（A. L. Huxley）的未来世界呢？他在1932年发表《美妙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将心目中的反乌托邦（Dystopia）设定在六百年之后的公元2540年。但他的想象力不怎么丰富，不要说互联网和智能电话，就连电视、计算机、人造卫星等在他的新世界都还没有踪影。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些社会现象和控制手段却早在1960年代就出现了，如今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例如性爱和婚姻、家庭脱钩；婚姻、家庭也和生儿育女脱钩……又如，为大众提供廉价甚至免费，但千篇一律、缺乏深刻内涵的娱乐，或者通过铺天盖地、各种形式的广告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繁荣，不早就是跨国公司乃至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了吗？小说中，政治和经济力量日益集中于极少数精英分子手中，社会呈现高度层级化（hierarchical），这些虽然与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民主平等理念背道而驰，却仍然是无法抵挡的时代趋势。

 

与小说所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则是这些现象并不是因为精英阶层运用了某些可笑的非常手段，如管理胚胎发育环境，对睡梦中的婴儿灌输教诲，或以条件反射方式训练幼童等，恰恰相反，它们是现代社会为追求更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效率，从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小说中提到的其他社会规律，例如严禁一切古典文学包括莎士比亚和《圣经》好像匪夷所思，其实柏拉图的《国家篇》中早已经有同样构想。更何况，这些经典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虽不禁止却自行衰微了。所以赫胥黎笔下的美妙新世界并非处于遥远的未来，它已大体呈现于今日，尽管他想象的“所以然”并不正确。

 

在小说末了，“世界操控者”木斯塔法·蒙德 （Mustapha Mond）说了一番意味深长、可圈可点的话：“科学发现可能都有颠覆性；有时甚至科学也要被视为潜在敌人……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小心地将它捆绑和蒙上嘴巴”！[4]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发现会带来改变，改变会威胁社会稳定，而在他的未来世界中，稳定的需要压倒一切。

 

科技的颠覆性

 

这个反对科学的观点虽然惊人，其实并不新鲜，2300年前庄子早已提出。他笔下的“畦圃丈人”宁愿抱了瓮昙爬上爬下舀水，也不愿意使用桔槔这种杠杆装置来灌溉，还这样教训子贡：“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这种人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他“身之不能治”，哪里能够“治天下”呢？ [5]这位老农夫反对科技是因为它戕害人性，违背自然法则。

 

那想法很抽象，一个近代例子却可具体地说明科技的颠覆性。16世纪是日本的“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争夺霸权。西方的火绳枪恰好在此时传入，很快就大行其道。之后被不断仿造和改良，甚至青出于蓝，其精良一度超过西方。但德川家康建立统一政权之后，枪械的命运却出现了大逆转：幕府不但不鼓励研制火枪，反而统制和减少制造，有意令它失传。等到19世纪佩里（O. H. Perry）舰长敲开日本大门时，日本人竟然已经不知火枪为何物了！为何幕府会如此倒行逆施？因为对一个统一而封闭的政权而言，先进武器并无需要，它反而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深谋远虑的幕府要将其消灭于无形 [6]。其实，清末那些守旧大臣反对变法，反对所谓“奇技淫巧”的观念与德川幕府基本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17世纪的日本还具备闭关锁国的能力，而19世纪的中国则已丧失了这个能力。

 

今天重提这些陈年旧账似乎有点白头宫女谈天宝往事的味道，其实不然。因为从畦圃丈人到德川幕府，到清末反对“用夷变夏”的倭仁大学士，甚至到美国大选中把上帝挂在嘴边的共和党人，乃至为复兴美国制造业而大声疾呼的特朗普，是有着一条线索隐约贯穿其间的。那就是，科技进步带来社会变迁，从而对社会产生冲击，而社会本能地要抗拒变迁，维持稳定。自古至今，变迁的速度和力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前，只有思想敏锐的哲学家见微知著，能够意识到桔槔的深远意义；到了近代，火枪那样的利器自然成为政治家关心的大事；而到了计算机大行其道的今天，科技创新则已成为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口号了。

 

为什么畦圃丈人必然被淘汰，倭仁大学士注定失败，德川幕府坚持锁国两百年之后仍然失败，美国的“上帝政治”和它的“猴子审判”同样显得过时和可笑呢？为什么千百年来，虽然反对力量此起彼落，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却仍然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呢？根本原因非常浅显，就在于这个世界既是分裂、邦国林立的，又彼此互动。“天下”从来不曾一统，“锁国”也无法长期实行。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文明，都有可能因为思想、宗教、文化、传统等原因，也就是为了稳定，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忽略、拒绝新科技的发展，但后果必然是被其他地区、国家所超越、压倒。

 

历史的教训让全世界明白这个简单却又重要的道理，因此不再恋栈稳定，改革、创新、发展也就成为全球共识。由此可见，赫胥黎“科学颠覆社会稳定，所以要视之为敌人”的逻辑其实并不荒唐，只不过它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那就是假定世界已经统一并且有个无上睿智的全球操控者。但即使全球已经融为一体，这样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智能时代的来临

 

在全世界竞求创新、科技不断发展、社会剧烈变动被视为常态的大潮流下，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我们无法遥望三五百年之后，但想象三五十年也许可行。当前最扣人心弦的科技突破，无疑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20世纪末，《科学美国人》对人工智能做预测，认为它将在2015年达到模拟人类的初级阶段，在2050年前后达到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高级阶段 [7]。从2016年AlphaGo横空出世来看，这个预测惊人的准确，却还有些保守。AlphaGo的成功并非孤立事件，有比它稍早出现的在2011年智力问答比赛（Jeopardy!）中击败人类冠军的沃森（Watson），以及2017年初击败四位顶尖德州扑克职业高手的Libratus。近些年，自动翻译系统、自动驾驶汽车系统、脸孔识别系统等不断面世和日渐普及，它们已不再是新闻。我国有一条刚刚出炉但似乎还未受注意的新闻：成都一家科技公司开发的智能数学AI-Maths系统已经能“阅读”以自然语言表达的数学考卷，并且在2017年高考模拟测试中取得高分。人工智能已能和人一样通过数学高考，那么它离通过本科毕业考试或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日子还远吗？有什么能阻止它在二三十年内成长为称职的助教甚至讲师呢？

 

20年前，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根据编码程序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AlphaGo则突破了固定程序局限，应用超级计算机和神经网络技术，吸收海量实战棋局，进行自我博弈练习并深度学习，通过不断改进思维能力，从而战胜柯洁。这个冲破固定编码壁垒进入深度学习海洋的转变，可视为从计算器到智能计算机的突破。拥有了吸收海量数据和不断自动学习的能力，加之摩尔定律至今尚未失效，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仍在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赶上甚至超越大部分人类已不再是梦想或神话。今日大多数人极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和经历人工智能这样的惊人发展，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可思议的魔幻时代。

 

当然，这只是笔者个人的粗略看法，不少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观点。在知名科学家之中，认为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接近人类的也不乏其人，本文对此不做讨论。然而有两点是那些持否定意见学者所忽略的。首先，学者往往以本身作为衡量人类智力的标准，却很少考虑到人类智力分布极广，可能跨越好几个数量级，而他们自己处于分布曲线的高端。其次，专家对本专业出现突破可能性的判断往往过分保守，这可以归结为“爱因斯坦情结”。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保守态度，以及卢瑟福坚决认为核能的实际应用绝无可能，就是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许多专家学者可能也持有过于保守的看法。

 

人工智能即使能赶上人类，它也并不等于人类思维的全部：人不仅具有智能，还有意志、欲望、品味、感情、理想等一系列禀赋和动力。人工智能与现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结合成智能机器人是顺理成章且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科研工作。未来还会发展出更复杂的机器人，譬如具有感情和品位的多用途机器人，可照顾儿童、护理老年人、陪伴孤独者等。那么会不会出现在科幻小说中那些具有独立意志、欲望和行动能力，会颠覆人类存在的全能机器人呢？很难想象，在人类主导下，机器人会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发展。当然也不能否认，当智能机器人发展到极致，它是否还能完全由人类所控制；品位、感情、欲望、意志又能否截然划分，这些都是颇难回答的问题。在我们能够想象的未来，智能机器人始终是人类的好伙伴和忠诚仆人。不过，即便如此，它对人类社会的颠覆性仍然会极其巨大，远超于想象。

 

过往历史印证科技颠覆社会

 

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价值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工作，工作彰显人的价值和尊严，也赋予人生存的意义。人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行，已成为社会不可分割、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而智能机器人即使只是取代人类工作的一部分，也必然会破坏原先社会的紧密反馈结构，对社会稳定造成沉重打击。

 

其实，反抗科技颠覆社会结构的过程从三百年之前的工业革命就已开始了，例如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捣毁纺织机的卢德（Luddites）运动。之后又陆续产生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福利制度、教育普及，在社会和政治上也发生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包括资本的大规模输出和帝国主义崛起。在19、20世纪，西方国家基本上是通过两种不同方式来解决最原始机器人（即纺织机及其他机器）取代人类劳动力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首先，在社会内部普及教育和发展福利制度，即一方面提升民众智力和改变他们工作的性质，另一方面通过再分配来缓解失业问题和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其次，通过向海外攫取殖民地、推行帝国主义、发展跨国公司等方式，将西方经济体制延伸到海外，从而将社会问题输出到全世界。

 

延续了两百多年后，这两种方式在20世纪末开始失效，原因有二。第一，社会内部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和能力逐渐接近极限，大部分中学和大学被迫不断降低程度以迁就多数学生，大量社区学院由此应运而生。同时，经济上的再分配也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因为它已经从补救措施逐渐转变为国家基本功能，这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理念是根本矛盾的。第二，是外部的根本改变。其他国家特别是整个远东地区在教育、工业、经济等方面有了迅猛发展，这些非西方国家同样走上输出资本的道路。这使得西方世界将科技产生的社会问题转嫁到海外的策略无法延续。最近一年，西方世界有两个重大变故发生——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本土主义崛起，它们是转嫁策略失败的最佳例证。两者所反映的都是，在科技改变产业结构和远东经济蓬勃发展的双重冲击下，那些因受教育不足而大量失业的英美产业工人的极端愤怒。他们不可能像三百年前那样去捣毁机器，于是就用手中的选票来捣毁原有的政治格局。

 

未来科技对社会的冲击

 

从历史上看，没有智能的机器就能产生如此严重后果，那么试问，今后三五十年间，当智能可媲美甚至超越大部分人类的机器人普遍出现时又将如何？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了经济效益或舒缓就业问题，智能机器人的扩散有限。但可以预见，制造、交通、运输、高端建造等行业中的“去人化”现象，以及工程、会计、法律、金融、建筑设计、医疗，甚至教育等行业中的“人机共存互融”现象，将变得非常普遍；而在护理、餐饮、保安、搬运、普通建造等低端行业，智能机器人的扩散则会相对缓慢。总之，智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将无可避免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再不可能用过去的方式即提高教育程度或将问题转嫁海外来缓解，因此必然会导致社会基本结构的改变。

 

未来，在民众巨大压力之下，目前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经济上自由竞争的基本理念将逐渐被迫放弃，某种全民收入（universal income）制度将被尊奉为人权而普遍建立起来。事实上，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建立已久，而芬兰已经朝着这方向发展了 [8]。这个制度和现在不断扩展的所谓“性取向权利”（rights of sexual orientation）一样，意味着社会伦理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因此，自由资本主义行将面临更多限制，它将缓慢但大幅度变形，甚至不可避免地名存实亡。但这并不代表社会将变得更平等，正相反，一个高度科技化的社会需要更全面、更细密的调控与节制，权力和连带的经济利益反而会更为集中和层级化。

 

然而，经济并非一切。与全民收入制度同样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世界人口的大幅度萎缩。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降低，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反复出现、屡见不鲜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最根本的解释是，现代化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延续都不再需要以子孙繁衍为保证。就个人而言原因有四：在现代经济环境中，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代价剧增；性欲需要与生育脱钩；老有所养的需要得到缓解；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和相应的社会压力消失。从国家或者社会的角度看，人口老化和劳动力不足仍是目前经济发展的隐患。在智能机器人普遍应用之后，这问题将不复存在，人口数量和维持经济体系运转之间的关系将会逐步消失。在个人生育意愿自然降低，国家社会再没有必要鼓励生育或者外来移民的状况下，人口萎缩势会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然趋势，而类似趋势也将随经济发展出现在落后地区，虽然速率可能不一样 [9]。

 

对于已经负荷过重的地球来说，人口剧减自然是好事。但是，智能机器人的大量出现会造成另一个更间接、微妙和深远的后果，姑且称之为生命动力或者意义的失调。《创世纪》神话说，上帝把人逐出伊甸园之时宣称，他“必劳苦终身……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土”。这种在困厄中劳苦、奋发、努力，然后求得存活与发展的逻辑，刻蚀在人的基因、身体构造和激素分泌模式之中，并渗透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意识。它的失效往往是灾难性的。个人不劳而获或者社会财富过分累积而缺乏建设性出路，对个人、国家，甚至整个文明来说，都意味着颓废、放纵、萎靡、堕落，乃至灭亡。“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是杜甫对李白的写照，嘲讽中带着责备和怜惜，移用于没落纨绔子弟、荒淫无度的王朝或者临近末日的帝国，也同样贴切。在现代，痛饮狂歌空度日的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嬉皮士，在最近二三十年，则转为大批宅男、宅女或选择失业、半就业以游荡度日的人。他们出身中等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愿意或者不敢迈入社会，宁愿终身依赖对其呵护备至的父母、亲人。嬉皮士抨击社会，鄙视纪律、工作、财富，歌颂自由，放纵率性。宅男宅女则是沉默无声、鲜有沟通的人群，其内心之苦闷、无聊、闭塞、孤寂可想而知。

 

在智能机器人负担起社会生产大部分功能，全民收入制度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之后，可能只剩下少数具有天赋才能和野心的人愿意竞争高位和承担挑战性工作，社会上大多数人会对生活采取怎样态度呢？一种可能性是，由努力得到满足的逻辑破灭，人生态度和工作伦理（work ethic）发生彻底改变，从而将纵情享受音乐、艺术、戏剧、舞蹈、旅游、珍馐百味视为人生目的。赫胥黎对此表示怀疑，他笔下的世界操控者认为，人必须每天忙碌七小时才能够真正享受闲暇，过上健康生活，所以有必要把机器停下来，把部分工作留给人做。但这在实际世界可能吗？因此，不得不认真考虑第二种可能性，即大多数人对生命的意义产生疑问。事实上，宅男宅女的沉默就是对生活的无声抗议和对生命根本意义的质疑。未来大多数人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这个假设令人不寒而栗。

 

在进一步探讨这种可能性之前，先来考虑另一个更迫切的问题：科技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天下恶乎定

 

孟子对“天下恶乎定？”这个问题答以“定于一”。的确，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的长期稳定是建立在大一统格局上的。不过很可惜，孟子的美好愿望“惟不杀人者能一之” [10]却完全落空——统一中国的秦国杀人最多。在现代，同样不断有人呼吁人类和平与世界大同，从威尔逊（T. W. Wilson）的十四点到联合国的设立，以至欧盟的出现都是显例。然而事与愿违，努力与结果背道而驰：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爆发，至今日中东地区遍地烽烟，欧洲恐袭处处，都是最好的例证。智能机器人的出现究竟会改变世界动荡的局势，还是火上浇油，成为更厉害的杀人机器呢？目前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人工智能与火药、核能一样是一柄双刃剑。如正确应用，它对世界和平，对消弭国际冲突未尝没有帮助。

 

更重要的是，财富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那时，有土斯有财，人多好办事，富强的基础是地广人众，战争的目标就是攻城略地。今日，财富的高效率生产已经超越地区，分布在全球以供应链和通信网络紧密联系起来的无数工厂之中。这种全球化趋势显然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继续加剧，“为利而战”的风险也将随之逐渐降低。但人活着不能单靠面包，而更靠文化，即由言语、传统、习俗、历史、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认同感（identity）。这种认同感是通过生活、教育，耳濡目染，点点滴滴，长年累月积淀而成的，因此根深蒂固、难以改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数国际冲突、战争都与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亨廷顿（S.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西方和伊斯兰的冲突，其理论独树一帜，但范围过于狭窄。倘若扩大视野，那么“认同感对抗” （the clash of identities）一词当可以包罗今日绝大部分的战争与武装冲突。

 

具有高度智能的机器人能否协助人类跨越认同感的鸿沟，消融这些对抗呢？这并非不可能。在底层，它能够轻易运用不同言语沟通；在高层，它可以解释、比较不同文化与宗教传统，甚至通过教育和传媒，将更开阔的文化观念传播给不同民族、社群。具有跨文化能力与视野的智能机器人在国际政治、商业谈判和其他专业事务中，能有效承担大量实际工作，很可能成为一股跨越文化藩篱、消弭文化冲突的力量。

 

尽管就目前而言，以上只不过是美好的主观愿望，但无须怀疑，人工智能的潜力和人一样几乎是无限的，其发展方向极其宽广，可由设计者决定。人工智能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尚未可知，但不妨对此抱以乐观态度。

 

世界融合的大趋势

 

过去六百年间，人类活动最明显、最不可阻挡的趋势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扩张、碰撞与融合。从葡萄牙人的非洲海岸探索开始，继以西方多个殖民帝国的建立，乃至今日的全球化大浪潮，历历可数。它背后的基本动力就是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其实，这种扩张、碰撞与融合在古代也屡屡出现，像波斯帝国两度西征、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蒙古帝国横扫欧亚、伊斯兰帝国和奥图曼帝国长期向欧洲扩张等。但是它们成功于一时，却不能持续。究其原因，是当时的科技发展程度不足以提供跨越广大地区所需要的组织架构、快速沟通能力和由此产生的凝聚力。直至二战后，科技发展跃上新台阶，全球化才终于成为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运动，掀起巨大浪潮，影响全人类。

 

今日的全球化和历史上的帝国征伐、扩张有三个根本差别。首先，它波及了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其次，它以经济为中心，不再以政治与军事为主。最后，它不再由单一力量主导，而是多中心的。当然，无可讳言，今日所谓的全球化是从西方世界在二战后所发展的全球战略演变而来。它本来具有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两个不同向度，最终目标是将西方政治与社会体制，即所谓的自由民主秩序（liberal democratic order）与资本主义扩展到全世界。联合国、大西洋公约、欧洲联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都是此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国际机构实际上就是西方世界心目中的世界政府雏形。这个战略最终的发展结果是，经济文化部分成功，政治军事部分彻底失败：前者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后者带来了长期冲突、战争和灾难。因此，全球化的重心和意义很自然地完全倾向前者。此后东亚包括中国的强劲崛起又令经济全球化发生巨大转折，彻底改变了西方战略部署的原意，最终令经济融合成为真正的全球性运动。

 

全球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共同发展，最终融为整体的趋势有充分的科技基础和自然诱因，不会因为局部挫折而逆转，更不可能被遏止。但全球化的过程也绝非和风细雨，不能忽视反对全球化的各种力量。世纪之交发生的对国际贸易组织的大规模激烈抗议 [11]，2017年7月德国G20会场外发生的大规模反全球化运动，众多学者对《财富500》跨国巨无霸公司的严厉批判 [12]，激烈的绿色和平运动，英美两国崛起的强烈本土主义等，都充分说明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全球化对许多既得利益群体和强国都产生了猛烈冲击，引起了激烈反应和斗争。过往如此，未来也仍将如此。这些激烈反应将对全球化的进程和形态，如跨国大财团的法律地位和监管模式产生持续的深远影响，并模塑未来世界的结构。然而，无论反应多激烈，都不可能令全球化前进的步伐停下来。因为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必然是全球性的，全球化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带来的利益委实太大，绝不是局部反应所能阻挡的。

 

另一方面，也不容否认，人类已拥有毁灭自己的力量，而国际政治始终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所以必须承认，由某个意外事件、某种情绪性反应和各方错误判断所导致的连串不幸巧合是永远无法排除。换而言之，大国间的灾难性战争足以摧毁全球化进程。对此，只能祈求人类还有足够智慧和幸运来避过这可怕的劫难吧。

 

遥望22世纪

 

21世纪是过渡世纪，那么下一世纪将是怎样？赫胥黎在80多年前想见的未来世界与今日相比，大约是正确与错误参半。而今科技飞跃发展，世界瞬息万变的程度比之当日急剧增加，恐怕想象的误差会更大。令人庆幸，有些发展趋势已明确显现，凭借它们的引导，22世纪或许可初露端倪。

 

倘若人类足够幸运，那么一个高度融合的世界很可能在22世纪上半叶出现。它可能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人口将大幅度减少，也许回到40亿左右。其次，大部分工作转为由智能机器人在少数监管人员控制下承担，专业人员全面依赖智能网络，因此人数同样大幅度减少；一般民众则在公共固定收入的保障下过着安稳愉快的生活，大量时间用于休闲、娱乐、旅游、兴趣学习和进修，工作轻松愉快，但报酬未必丰厚，因为绝大部分人无法与智能机器人的效率和能力竞争。会对这种温室生活感到厌烦和失落的人，可能会选择到荒山野岭、丛林沼泽、偏远岛礁，甚或在大城市中另辟“小小”区，过起原始、自然、自食其力的生活。只要不占用大量土地或资源，他们完全可以和融合之后的主流世界共存，但肯定会受到控制且不被容许大肆发展，以免影响后者。这与赫胥黎笔下的新世界很相像，它尽管容忍科学家，但不也把他们流放到偏远海岛上吗？

 

很难想象赫胥黎心目中的那个睿智的“世界操控者”会在真实世界出现。世界太大，太复杂，在大量信息可以瞬间传播的未来，操控者必然是分布在全世界，负责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保安、能源、环保等不同职能部门的精英共同体，他们的组织高度阶层化，成员从社会整体吸收，然后通过长期教育和在职历练发展出共同理念。民主选举会继续保留，但总统、部长、议员将变为“社会沟通者”，他们的实际权力会被分摊和虚化，因为重要政策越来越取决于冷静客观的专业分析和意见，而不再是由没有足够信息、兴趣和能力的选民，或必须取悦选民的“社会沟通者”来决定。

 

其实，这些只不过是当今趋势的延续而已。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政府的专业体系与政治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不断向前者倾斜；更何况，对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而言，民众通过选举产生的“制衡”也逐渐失去实质意义。日本和法国官僚体系力量之独立、庞大久已为人熟知，英国更是如此；新加坡政府作为高效率的自我延续政治体系也早已得到公认。美国特朗普则提供了另一种例证，在坚决拥护的大批选民支持下，他誓言改变奥巴马医疗保险法案，与俄罗斯改善关系，阻止多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却分别遭到不同形式的阻挠，无法畅所欲为。

 

可以推测，在下一世纪，实际决策权力极可能下移到散布在各地区的专业行政体系，政治家的功能将蜕变为在不同专业、地区之间协调资源分配，以及向民众解释政策。

 

在万物之灵与上帝之间

 

未来的世界好像很欢愉、安稳、和平，但它太有秩序、条理和节制，简直就是一部机器，恐怕不是有野心、梦想和权力欲，喜爱争辩、冲突、战斗、征服的那些生龙活虎的自然人所能够忍受的。

 

诚然如此，但那时的梦想家、野心家能怎样呢？他们绝大多数已经被吸纳到精英专业阶层中，终身享受较常人远为优裕的生活，可以充分发挥在科学、工程、经济、文学、演艺、运动、探险等各方面的才华或者冒险精神，夫复何求。至于那些在经济上企图攫取暴利或者在政治上梦想掌握独裁权力的人，虽然可能一时获得成功，却难以长期瞒骗或压制、宰制全球性的广大精英联合体。更何况，在智能机器人普遍化以后，物质财富不再匮乏，它的无限累积对人来说已不具有心理吸引力和实用意义。将绝大部分财产捐献并建立公益基金会的超级富豪如盖茨（B. Gates）和巴菲特（W. Buffett）显然已经看到了问题本质。在这样的背景下，财富尊荣将与政治权力脱钩，后者的神秘光环会逐渐褪色，再不能吸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换而言之，在世界融合为一个依据理性原则运行的有序整合体后，个人的野心、梦想、理想、才华都再也无从叱咤风云，而是自然而然且无可抗拒地融于人类整体之中，届时生命的价值、意义都只能够求之于人类整体。这个前景似乎很黯淡乏味、可怕，但却不能否认这是大势所趋。即使在今日，大部分人的感情、兴趣、价值、自豪感不都已无法抗拒地逐渐依托于铺天盖地的社交媒体之上了吗？ 只不过在未来，这种依托行将变本加厉，人更无可遁逃于由紧密通信构成的天罗地网以外。

 

然而，这也就凸显了一个天大悖论：科技发展的动力本来是为满足个别自然人的好奇和解决实际需要，为什么当发展到极致，它反而会颠覆自然人的原本状态呢？庄子的那个畦圃丈人并非没理，坚持自用手摇木轮来纺纱的圣雄甘地也不只是抱残守阙，他们看到了机械发明虽然带来便利和效率，却也会改变生活方式，侵蚀文化意识，乃至潜移默化人的精神。科技的颠覆性远不止影响社会的稳定，还会进一步改变人的自身和本质。

 

智能机器人是接近甚至超过大部分人类智能的个体，是有思想、有头脑的“通灵”之物。当初把生命吹入泥土，创造出亚当的是上帝；今日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者——人类已近乎获得上帝般的能力，离上帝的宝座不远了。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才子米兰多拉（P. della Mirandola）宣称，有尊严的人应该直趋天庭，到达上帝宝座之前，与最高贵的天使争一席之高下 [13]。文章开始所说的“新上帝将生未生”，意思大抵也就是如此吧！

 

从洪荒世界走出来的人是血气方刚，会因成败得失而喜怒哀乐，与希腊的奥林匹克诸神或以色列人心目中那个有爱心也会大发雷霆的耶和华极其相似，毕竟当初人是依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上帝的。但倘若上帝的真谛如基督教神学家所讲，是全智、全能、无所不在，那么他绝不可能似凡人，必然更接近17世纪斯宾诺莎（B. Spinoza）所论证的那个与天地万物无分彼此，浑然为一体的泛自然神 [14]。它和上述未来人类社会的整体并不相同，但亦有不少共通之处。从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旧人类”看来，那当然是可敬可畏而绝不可亲可爱，是过分理性有序而全然乏味。

 

孟子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15]。他讲的是君子即政治家在理想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今天，这句话大可用于形容人类整体的进化。人，其实无所谓本质：他本来自尘土，经亿万年进化成为灵长类动物，再经十几万年进化成为具有言语思想文化的“万物之灵”；现在他又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个体行将消融于具有犹如神灵般力量的人类整体之中；至于未来他还将有何种变化，则是开放、不可知的。宗教或许可以给出一些提示：基督教所说的人类“在主内合而为一”，佛教所向往的涅槃，甚至儒家所追求的大同世界，虽然表面境界各异，但本质相通。由此看来，未来世界虽然与现今传统的人文世界大不相同，我们仍然可以对它抱有乐观态度。

 

（本文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庆祝成立二十周年演讲系列报告，嗣经修订。原文始发于上海《科学》杂志2017年第5期，经授权转发。《科学》杂志于1915年1月在上海问世，是我国历史最长的综合性科学刊物。）

 

参考资料

 

1. 参见：尼采（F. W. Nietzsche）著、考夫曼（W. Kaufmann）译的《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原文为“God is dead. God remains dead. And we have killed him”。

2. 参见：Williams D K. The democrats’ religion problem. New York Times，2017-06-23（Opinion Pages）。

3. 参见：2017年5月23日柯洁在与AlphaGo第三盘比赛失利后接受采访时的发言。

4. 参见：《美妙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第16章。

5. 参见：《庄子·天下篇》。

6. 参见：Perrin N. Giving Up the Gun. Boulder：Shambala，1980。

7. 参见：Moravec H. Rise of the robots. Scientific American，1999，281（6）：124-135。此文于2008年和2009年又在同一杂志重发。作者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的研究员。大致相似的预言可见Müller V C，Bostrom N. Future Progr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urvey of Expert Opinion//Müller V C. Fundamental Iss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ringer，2016: 555-572。 

8. 芬兰政府已经决定，从2017年1月1日开始，给予随机挑选的2000个失业者以无条件的每月560欧元免税基本收入(basic income)，为期两年，以作为将来实行全民收入制度（它将取代所有其他各种形式的福利补贴）的试验。此外，加拿大和意大利也有个别城市实行类似政策，但瑞士最近一次公民投票中，大比数否决了给予全民高水平基本收入的提议。见2017年1月3日出版的《卫报》（The Guardian）。

9. 以全生育率（个别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目，即total fertility rate, TFR）计，世界整体已经从1950—1955年间的4.95降到2016年的2.36.

10. 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11.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全球化的象征，在世纪之交，曾经发生过对它的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抗争（即1999年底在西雅图，2001年6月在瑞典歌德堡和同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后两次抗争都造成流血冲突），见当年媒体报道。

12. 其中一个显著的事例是，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科滕（D. C. Korten）对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无情暴露与严厉批判。见Korten D C.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Brett-Koehler and Bloomfield，2001。

13. 参见：Mirandola P della. On the Dignity of Man. Wallis C G，transl.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8：7。

14. 斯宾诺莎的泛自然神论阐发于其巨著《伦理学》(Ethics)，有关此书的介绍及讨论见Popkin R H. Spinoza . Oxford: One World Publications，2008：Ch 7。

15. 参见：《孟子·尽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