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饶毅（《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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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参加生物技术会议让我想起32年前，因绕道香港去美国曾路过深圳。今天的深圳与1985年的深圳相比在很多方面有巨大的变化，我希望今后30年，深圳的生物技术产业也出现同样巨大的变化，带领或推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设计，也可以直白地说，从代工厂为主变成原创为主。

 

我想简要回顾两个方面的故事：第一，我出国后在美国几个学校所见所闻世界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举三例直接影响生物技术产业的科学家：Herbert Boyer、Roy Vagelos、Douglas Melton；第二，回国前后我了解中国科学家的历程从而体会中国化学药物研发，重点介绍四位研究中药来源单体化学药物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科学家，他们依次是：陈克恢、张昌绍、屠呦呦和张亭栋。

 

外国经验

 

►生物化学家Herbert Boyer博士，1976年他与风险投资家Robert A. Swanson创立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被认为是生物技术行业的创始者。

 

1985年从深圳经香港到了美国，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念研究生。我到旧金山后才知道，1973年UCSF生物化学教授Herbert Boyer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Stanley Cohen发明了后来普适性的重组DNA技术，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技术，也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生物学技术。1976年，Boyer与失业的29岁投资家Robert Swanson成立了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基因泰克），标志着全世界生物技术产业的诞生。一个教授发明技术、建立企业，开创了全世界新的产业。Genentech于1980年美股上市，打破了截至1980年全世界上市当天股票增加最大的历史记录。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这位教授的激发之下，其他生物学科相对薄弱的学校如哈佛、MIT的教授也纷纷建立了生物技术企业，其中不乏很多科学家不掌握任何专利，但拥有know how，他们坐在学校里掌控大局，指导毕业学生全职在企业工作，产生了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繁荣。

 

 

1991年从旧金山到波士顿，我在哈佛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导师是Doug Melton。他年轻有为，曾以Marshall奖学金留学英国，师从英国发育生物学家John Gurdon（2012年诺奖得主）， 26岁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87年，一位医生与Melton等三位科学家一道创业。这一企业就是Gilead。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十大药物制造企业一般都是很早以前成立的，在过去四十年它们进一步通过并购而扩大。但Gilead却从无到有，不到40年跻身世界十大药厂。它不仅自身专注研发，且有足够的洞察力，收购合适的企业，创造奇迹：前几年一个只有82人，每年赤字几千万美元的企业，这个企业却开价10亿美元。一般人觉得是笑话，而Gilead收购了它。12个月后被收购企业的药物获得FDA批准，24个月后从市场收回全部成本，之后该药成为旗舰型的药物。

 

►P. Roy Vagelos历任Merck公司主管研发的副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他成功吸引科学家研发了许多重要的新药物。

 

1994年从波士顿到圣路易斯，我在华盛顿大学任教。那里也有过一些有关药厂的传奇。例如曾任华盛顿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的Roy Vagelos，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改革包括研究生制度改革，研究生需要在多个实验室轮转就是他推动的，后来遍布全美，现在中国也有少数学校的研究生需要轮转。1976年，Vagelos离开华盛顿大学，就任Merck研发总裁，后来成为Merck的CEO。Merck不仅是老牌的全世界十大药厂之一，而且是原创新药第一的公司。目前全世界有4300多个生物制药企业，大部分没有发明过任何创新性药物，大部分生存期都低于20年。Merck不仅生存期非常长，而且是所有药厂原创药物最多的企业，非常强调原创性科学。它用Vagelos时，后者只做过研究、担任过大学的系主任，却立马领导大药厂的研发，当时Vagelos本人都感到奇怪。Merck告诉他，我们就是要你的原创，不在乎你没有药厂经验。Vagelos没有辜负期望，带领Merck通过原创性药物造福人类。Vagelos还与深圳有关，他任Merck总裁时，决定送深圳一个制造乙型肝炎疫苗的工厂，在中国经济还不是很好的阶段，他为降低中国肝炎和肝癌发病率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国经验

 

原创在国外是家常便饭，在中国也不是没有。

 

中国的科学及其应用长期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学药物从依赖进口、到主要仿制，但也有原创。

 

►陈克恢

 

陈克恢在美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期间因为母亲生病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两年，于1924年和1926年在《美国药理毒理杂志》上发表两篇论文，研究麻黄素。麻黄素首先是由日本科学家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来的化学分子，但其药理作用不清楚。在协和期间陈克恢揭示了麻黄素的药理作用，并使麻黄素变成迄今为止在全世界由中药衍生单体应用人群最多、时间最长的化学分子。陈克恢回到美国以后还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担任过礼来药厂研发总管、担任过美国药理毒理协会理事长，但他的麻黄素研究是经典。在中国的研究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凭借才智和努力，单枪匹马地做出了经典工作。

 

 

张昌绍于1940年回国到重庆的上海医学院，在那里的短短几年时间，他与化学家合作从中药常山获得治疗疟疾的常山碱和常山新碱，他们是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单体的先驱。屠呦呦等在1970年代从中药青蒿发现青蒿素，是大家更熟悉的故事，她们的工作不仅造福中国病人，也拯救了全世界被疟疾所困扰的人们。张昌绍在40年代的工作，实际有美国科学家竞赛，中国科学家居然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领先。屠呦呦等70年代的工作与美国竞争，也是中国领先。这两次都不可思议，说明我国科学家可以做出世界领先工作。

 

►屠呦呦

 

1971年到197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张亭栋明确了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特定的白血病亚型APL，这是中国第一次推出治疗白血病的化学单体分子。1980年代，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王振义在国外科学家提出13顺维甲酸可以治疗APL白血病的基础上，发现全反型维甲酸才是治疗APL的有效药物。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维甲酸成为全世界治疗APL都是首选药物，这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

 

►张亭栋

 

对深圳的祝愿

 

我们可以汲取先驱们的经验，在今天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做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现代的工作，包括应用性工作。

 

毫无疑问，原创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将在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祝愿深圳成为原创性科学支撑新型企业推动经济的中国第一。

 

近年深圳创立了自己的南方科技大学。同时，深圳吸引了全国和全世界的学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深圳建立校区。这些校区会为深圳带来具备原创能力的科学家，同时这些科学家和他们的学生会推动高新技术在深圳的诞生。深圳应该加大支持自己的宝贝南方科技大学。深圳也应该加大支持北大、清华等在深圳的分校。我不代表北京大学而代表我个人判断：所有的分校最后很可能会被深圳完全拥有。难以想象千里之外长期办分校，如果二十年之内不还给深圳的话、一百年以内恐怕也终究会还给深圳，所以现阶段的分校很可能是过渡时期全国高校支持深圳的一种模式。

 

除支持高校人才培养、人才集聚之外，深圳在高科技、生物医药方面也进行了部署。虽然有些城市在生物医药先走一步，深圳已急起直追。

 

在广东，深圳也与东莞竞争。例如东莞有IT的血汗工厂富士康，深圳也有生物技术的血汗工厂华大基因。因为富士康能够生产精密仪器，而华大基因基本停留在使用仪器、粗糙加工信息的阶段，富士康对这种比喻不是很高兴，但应该宽容有耐心等后者迎头赶上。从应用、制造，从仿制到创新，需要不断努力。

 

在经济积累、人才积累、科技积累的基础上，深圳有理由更上一层楼。希望在新的时代，深圳能催生如陈克恢、张昌绍、屠呦呦、张亭栋类的原创性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深圳产生和转化其成果，推动深圳、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