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吕浩然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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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基础科研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政府和相关部门却对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做出了要求。这在很多学者看来也与基础科研的目的背道而驰。或者说，应在一些层面上允许基础科研的“入不敷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戚发轫研究员表示，中国应培育出一个健康的科学文化环境，因为“搞基础研究和搞工程不一样”。

“航天领域有个说法，这个说法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就是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不起。这个说法对于工程项目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基础研究就不一样了。”戚发轫指出，基础研究是科学探索，是不能制订计划和目标的，允许失败且敢于承认失败，这需要有很好的科学文化基础，“但很多情况下是对那些付出努力，敢于创新却失败了的人不能给予宽容”。

科学研究既要有高峰，也要有高原。深厚的基础研究就是科学研究的高原，有了这个高原出高峰是很容易的，但没有这个高原，硬要拔出几个高峰，不是做不到，而是太难。“科学、技术、工程中的基础研究不能仅用一个标准去评价它，这是错误的，按照一个标准来评价它，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戚发轫表示。

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教授也表示，对基础研究的成果如何总体评价，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评价是绝对地只看成功的一面，这是不正确的。”王越指出，纯基础研究，特别是重要的创新，失败是成功之母，“譬如，数学中的一个基本的简单代数问题，四次方程以上是没有根式解的。这个问题曾有四代科学家开展研究，但我们不能否认前几代科学家的贡献，包括阿贝尔，他马上就快成功了，却死于疟疾，该怎么评价他的贡献呢？所以自然科学研究中，应该不计失败，失败是正常的”。

然而，对于基础科研的考核却更多地是以短期评估为主要手段，并未将目光放得长远。对科研项目的中期考核问题，科研人员一两年就被要求做汇报。但是自然科学，特别是涉及重大和关键性的科学问题，一两年可能并不会取得很显著的成绩。如果用一个既科学又严格的指标来考核评价一个科学问题，这本身就是含有悖论的。因此过分强调短期出成果的指标，是不正确的。

对此，王越提出了一个对立与统一的视角，“未来更长远的事情不可能精确表述，基础研究要关注其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为它很重要，对促进人类文明、人类社会、人类发展等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我建议政府在资助政策方面要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基础研究已经划分很多领域和项目，如何平衡各学科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不断改革发展的问题”。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大椿教授提到的，科学文化需要宽容和开放，科学的严谨和规范与科学的宽容和开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科学的宽容和开放，才能造成一种真正的竞争态势和重视创造性的氛围，否则，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成果出现。”而这种宽容与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不以成败去评价一项基础研究。

此外，刘大椿也提到，这里的“宽容和开放”另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尊重差异，开放批评。“尊重差异的极致是包容错误，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基础研究中，出现错误或者产生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如果没有包容错误的文化氛围，就不会有真正的创造性。再则是应当开放批评，包括百家争鸣和对权威的质疑，在基础研究中搞一言堂是非常危险的。”刘大椿补充道。

当然，完全跳脱实际的基础科研也并不是我们应重点鼓励的方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刘兵研究员提到，当初我们引进西方科学时有着很强的功利性目的。这种基于应用目标、功利引进的西方科学，一是与过去中国传统中立足于另外的范式和价值取向的中国古代“科学”，在体系上几乎完全不同；二是这种引进和所要发展的西方科学的价值预期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了救亡。

“所以说，从根儿上，我们所讲的科学就有一个很强的功利性目标，其重点就是，不会对以认识自然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历史的烙印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且没有完全消除掉。所以我们强调科学作为生产力的时候，甚至在制订基础研究的计划时，总要论证其潜在的社会经济价值。”刘兵指出。

综上，在当下中国基础科研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给基础科研一些“失败的空间”。下一期《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文章，将围绕基础科研的功利化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