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崔凯

责编 | 程莉

 

当年的高考

 

 “新三届”（ 77、78、79级的大学生）在十年浩劫中丢失过青春，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分外珍惜。“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们的拼命苦读，恐怕是今天的“佛系”一代难以想象的。进入80年代，大学已经通过“新三届”积累了教学经验，完善了教学条件，而此时的大学新生也接受了完整的高中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正轨。如今高考招生规模已经突破700万/年，然而1980-1989年十年高考合计招生人数只有483万，平均每年不到50万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打造了货真价实的一代“天之骄子”，很多人是整个家族、甚至是所在村镇的第一个大学生，换作今天也许都可以轻松入读“双一流”大学。八十年代，很多师生在正式场合都会佩戴校徽。走在大街上，胸前别着XX大学的徽章，会引来诸多羡慕的眼神。“知识改变命运”、“寒门出贵子”在这一代人上更多的得以实现。

 

 

1986年苏红演唱了一首《我多想唱》，其中有一段歌词：“我想唱歌却不能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高三啦，还有闲情唱，老师听了肯定这么讲。”很多80年代的学生对这首歌都记忆深刻。其实在1983年以前，高中是二年制，即高二毕业就参加高考。1983年后，高中开始改为三年制，有了“高三”这一专有名词。83届高中生是非常幸运的一届：有些人是1983年（高二）参加高考，有些则是1984年（高三）参加高考，一届学生独享两次高考机会。

 

 

当年的高考时间是7月7、8、9日三天，考试科目和时间都会在《准考证》上明确标示。理科总分710分，其中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物理、化学和政治各100分，生物70分。社会上还没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更没有今天如火如荼的课后班，高考卷相对还是简单的。高考前一个月考生要填报志愿。然而考试无常，会出现平时成绩很好的学霸，高考成绩“失之毫厘”，最终录取结果“差之千里”的情况。

 

 

今天，金融财经类专业是高考志愿的热门，80年代的大学几乎没有这类专业，因为中国的证券和期货交易所直到1990年才敲钟开业。考生们笃信“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很多高考志愿在专业选择上“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毫无章法。三十年过去，2018年突发的中兴芯片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支撑大国重器的依旧是“数理化”，而不是那些“赚快钱”的专业。

 

当年的三所顶尖名校是清华、北大和中科大，可惜自己成绩平平，对这些牛校高山仰止，只求能考上大学，以后可以在城市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那时候的大学

 

大家今天耳熟能详的“211工程”、“985工程”、中国工程院、长江学者、SCI论文、大学排行版、大学城、新校区、投影仪、手机、Windows、Email等，在80年代都还没有出现，今天的很多“大学”当年还叫“学院”。原本我一直以为轰轰烈烈的大学更名潮是中国特色，后来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校园里看到一块很醒目的石碑，上面的文字在强调学校在1779年由费城学院更名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由此成为美国第一所大学（university），因为当时其它学校的名字还都是学院（college）。我瞬间恍然大悟，原来学院更名为大学也是从西方舶来的。

 

当然，从西方舶来的还有学位制度，1983年中国首届博士生（共18人）被授予博士学位。早些年，很多人并不知道博士是什么。“博士”最早的启蒙源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新闻联播上关于这老爷子的报道总是会冠以“博士”二字。我是在90年代读的博士，而且是老家那个镇里的第一个博士。当时，在得知我所学专业为食品工程时，甚至有长辈问我：“食品工程的博士毕业以后，是不是相当于一级厨师？”

 

八十年代，教授在大学里属于凤毛麟角。若能在50岁以前评上正教授职称，当属“青年才俊”。当时的博士生导师堪称“教授中的教授”，需要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全国只有2000多位，都是各自学科领域响当当的人物，有些老先生甚至是中国相关学科的开山祖师。1993年以后，博导简化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自行审定，规模迅速扩张，现在中国博导的规模已近5万人。

 

 

今天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而这一数据在1980年仅为20%，1990年也不过26%。城乡差距和社会分层没有今天这样明显，社会总体上是真诚而又朴实的。即使分别来自城乡，同学之间并不存在很大的心理落差。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很多人对未来是迷茫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想想又有几人能够看得清楚未来？反正毕业后会“包分配”，或进政府，或到国企。至于做什么，自己也无权选择，只能听天由命。

 

80年代初期的莘莘学子受到“新三届”的影响，学风还是很正的。到了80年代后期，伴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开始流传“原子弹不如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校园里也开始有了“60分万岁”的说法。临近期末考试，好学生的课堂笔记成为香饽饽，自习室里的人多了起来。考试那天，好学生的后排位置更是受到追捧，道理你懂的。任课老师提供了答疑时间，有些同学去找老师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让老师透露一些重点，俗称“套题”。不过，当年的大学生总体而言对学业还是有底线的。毕竟，考试不及格是件“丢人”的事，更会“无颜见江东父老”。曾有四位考试严格、铁面无私的老师被学生冠名“四大名捕”。毕业多年以后的一次师生聚会上，我和曾执教《有机化学》课程的L老师叙旧，言及他曾经跻身“四大名捕”，而且我的考试涉险过关，成绩勉强及格。L老师立马表态：“考试成绩不好，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课程讲的不好”。师生开怀大笑，举杯一饮而尽。

 

1987年，大学开始推行英语四、六级标准化考试。今天的孩子们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起步早、基础好，英语四级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那代大学生的英语则参差不齐，多数是从初中才开始学英语的，少数甚至高中才开始学习ABC，有些同学的高考英语成绩只有三、四十分，最终能过四级的人不多，六级则更少。幸好那个年代，学位证书和英语考级并未挂钩，否则大多数的人就拿不到学位证了。

 

现在想来，80年代开始的外语学习热潮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息息相关。1979年中美建交，留学欧美成为校园里风头无两的选择。1981年，中国大陆举办了首次托福考试。电视台开播英语学习节目《跟我学（Follow me）》，卡伦卡朋特的歌曲风靡一时。大学常用的英语教材是《新概念英语》，最受欢迎的听力教材是《英语听力入门（Stepby step）》。刘毅版的《托福10000》和《GRE22000》堪称留学“红宝书”，托福600分和GRE2000分是出国族梦寐以求的目标。很多《英汉双语词典》都是影印版的，这本1988年版的《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我已经使用了差不多三十年，当时售价为17元。

 

校园生活

 

彼时的社会思潮很多元，琼瑶和三毛如日中天，海子和顾城才华横溢，无刊号的小报在城市街头随处可见。有些同学很不喜欢所学专业，但想学什么又说不清楚，更换专业在当时几无可能，于是漫无边际地看些闲书。当年没有网游，无聊时会打扑克，输赢的“赌资”是饭票。那时候，学校到市区的公交车票是2毛，电影票是3-5毛，我花70元买了一把金雀牌的吉他。

 

有些教室配置的是活动座椅，周末就可以把桌椅搬到教室外，组织舞会。多数同学来自农村，跳舞是从零开始，舞姿千奇百怪，憨态可鞠。“荷东”和“猛士”的士高音乐当时风头正劲，太空步和机器人成为校园霹雳舞的招牌动作。李谷一的一曲《乡恋》吹开了人们禁锢已久的心扉，录音机里很快传出了张蔷、崔健和邓丽君的歌声，徐良的《血染的风采》和迟志强的《悔恨的泪》也曾红遍大江南北。有些宿舍门楣上挂着周润发、钟楚红等明星的海报，杂乱无章的床铺上还能找到一把吉他，水房里时不时传出撕心裂肺的声音——“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也有的同学爱好很小众，比如哲学、气功。

 

上午第四节课临近午饭，下课时间很是关键，早到食堂可以挑挑拣拣，晚到食堂则意味着残羹冷炙。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向食堂，学生已经心急如火、蓄势待发，甚至有意用饭盆弄出点动静，老师还在滔滔不绝、意犹未尽，场面很是滑稽。今天的大学食堂，菜品五湖四海、琳琅满目。当年可没有这么多选择，橱窗里面也就十几道菜，放在直径约1米的加厚铝盆里。盛菜的厨师们手持菜勺、红光满面，白围裙上的油迹斑驳陆离，应该很久都没洗过。

 

80年代，许多物品还需要凭票购买，粮票一直到1993年才取消。生活委员按月发放饭票，每人35斤，其中12斤是细粮票。食堂打饭时，用细粮票购买大米饭是2分钱/两，如果没有票则是4分钱/两。当时生活拮据，土豆丝1毛5/份，肉片5毛/份，一顿饭又只能打一个菜。于是有人选择两人合伙，抱团取暖，荤素搭配，其中当然不乏男女恋人组合。简言之，当年一毛钱可以吃顿早餐，一块钱两人可以吃顿丰盛的午餐。那时农业院校有国家补助，我每月可领到助学金33块，再添几块就可以吃饱饭了。当然，发放到学生手里的是等额的专用饭票，而不是现金。

 

书信当然是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彼时，寄送一封省内平信只需4分钱，邮政编码尚未全国启用。定制信封1分钱/个，印着“XXX大学XXX系”的红字封底。每天宣传委员从信箱里取回书信，大家总要围拢上去看看是否有自己的信件。在那个充满朝气与梦想的年龄里，字里行间凝聚着太多的憧憬与情怀。“家书值万金”，刚入学时新鲜的事务很多，兴奋激昂之情溢于言表，总要与亲友晒一下。

 

 

情书当然占领了校园信件中的半壁河山，费翔的一首经典歌曲《读你》堪称对情书的最佳描绘，热恋中甚至每周两封仍觉得不够。同学打趣，有时也能通过“截获”情书向收信者“敲诈勒索”。在没有手机和微信的年代里，鸿雁传情，许多恋情从书信中开始，最后也在书信中结束，无论悲欢离合，都是青春的脚印。

 

80年代的大学宿舍通常八人一间，睡上下铺。按照年龄排序，从老大到老八，亲如一家。说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80年代的大学生，家里有三五个兄弟姐妹的很常见。熙熙攘攘的校园里，若有人喊一嗓子“老大”，会引来N多“老大”回头。

 

有一年举办“足球世界杯”，铁杆体育粉丝“集资”买了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几十号同学挤在一间宿舍里，深夜时分，遇到赛事高潮，大呼小叫，引发其他宿舍的抗议。爱情，当然是寝室卧谈永恒的主题。我们兄弟八人蛰居的119室是混合寝，分别来自A班和B班，夜晚寝室卧谈，斗口之事时有发生。在恋人选择上，“兔子不吃窝边草”与“肥水不流外人田”之类的论辩此起彼伏。不过毕业后，两个班级共有49人，居然成就了6对姻缘，也算当年的口水战没有白打。

 

八十年代，学校对于谈恋爱的态度是“不反对”，其实是“不赞成”。对于入党积极分子而言，如果谈了恋爱，在民主评议时会成为群众眼中的一个“缺点”。那时候的恋爱还是以结婚为导向的，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恋人在公开场合还是低调的，看电影、看录像是浪漫之举，月黑风高时，恋人走路会手拉手。

 

日历翻到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大学开始“收费教育”，200元/年，据说是按照当时家庭年均收入的1/7折算出来的标准。也是那一年，诗人海子结束了自己25岁的生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此成为绝唱。很快，宿舍走廊里又响起了罗大佑的《恋曲1990》：“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每到7月初的毕业季，送站车启动时，车上车下总有人潸然泪下，感怀再相聚不知何年何月。

 

毕业以后

 

80年代，本专科生、硕士、博士的招生比例约为100：5：1。因为不存在就业压力，考研和考博在当时是少数人的选择。进入大四，课业并不紧张，多数同学在享受青春，而考研族则需要自我激励。回想起来，这个过程真的很累。有些考研的同学，专业课分数很高，最终却因为外语分数不过线与读研失之交臂。回头看，读研的同学后期发展的确和本科同学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我不认为是知识的多少，而是前者更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更有远见者，选择了出国留学。在国外要取得同样的成就，往往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很多人一边攻读博士，一边在餐馆打工。学成以后，有些人选择了回国发展。放弃“优厚待遇”和“高薪聘请”成为那一代海龟的标签。今天，他们也大都成为国内学界大牛——若有兴趣，不妨去看看近年来院士候选人的履历。

 

80年代，创业主体多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家。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大学毕业后若选择自主创业，属于“不务正业”，父母会颜面扫地。然而“包分配”看上去很美，其实是“被分配”，学生缺少自主权。很多人大学毕业后，“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省城留不下就下派到市里，市里留不下再去县人事局报到。到了乡镇，农大学生可能去镇政府，师范学生可能去中学。一旦分配到基层，想找个学历相近的恋人都有些难度。

 

然而，此后的三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域之间的差异愈发显著，个人的命运轨迹差异更大。笔者的一位好兄弟K君是农家子弟，作为家里的长子，当年考进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在村里轰动一时。临近毕业，父母苦口婆心“逼迫”他回东北老家就业。工作几年后，境况差强人意，K君曾想报考研究生，母亲以泪洗面，认为他欲自顾前程，“扔下这个家不管”。他无奈之下只好在迟滞僵化的家庭环境与个人梦想之间寻求妥协。直到2005年，K君下定决心，携妻带女南下杭州，终于自己把了一回人生的方向盘。80年代的大学生，选择出来闯的终究是少数。在微信群里，昔日同窗经常谈天说地。三十年过去，人生际遇各有不同，大家的思维和观点也有了很大的差异。

 

现在交通方便了，偶尔利用出差的机会回母校看看。当年母校地处远郊，周围还是农田。如今这里成了大学城，住宅楼栉次鳞比。当年熟悉的教学楼，已经做过不止一次的装修，当年上课和自习过的教室很多都变成了办公室和实验室，只有斑驳陆离的楼梯和走廊还是原汁原味的老物件。授业恩师早已退休，而当年留校的同学也都成了教授。当年的收发室变成今天的门卫室，进楼时还被着实盘问了几句才肯放行。不过宿舍楼就不同了，当年住过的1号宿舍楼今天已经是女生公寓，男士禁止入内，只能在楼外驻足怀旧。说来毕业后，我们班级组织过七次聚会，最多的一次回来了三分之二的同学，甚至有位同学已经英年早逝。

 

转眼间，“大学”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人生风轻云淡，甚至有些“倚老卖老”。翻开大学毕业纪念册，看到一张张年轻帅气的黑白免冠照片，一页页手写的祝福，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熟识的面孔，想起共同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沉睡的记忆与情愫会涌上心头，即使三十年过去，心动依旧。仍眷恋当年乘坐新生接站车驶进大学校园时的心情，人生就此翻开新的一页，新奇，激动！此后再没有过那样的悸动。青春之美，无以复加。当韶华渐逝，回想青春时的故事，或欣慰或遗憾，但一切都永远的成为了过去。

 

真想能够重回到大学时代，迎面走来三十年前懵懵懂懂的自己，约他坐下来，一起聊聊人生。

 

作者简介

 

崔凯，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并购重组》课程教授。1988年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农学系，1997年获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博士，2002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交流邮箱: cuik007@163.com。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宋慧、张志东、张志波、夏俊超、李坤等良师益友的启发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