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26日，浙江大学求是书院，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中国科技峰会——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发表了“开放造福科学，连接东方与西方”的演讲。杨卫去年卸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的主任一职，该机构负责资助中国基础研究。更早之前，他在浙江大学任教12年，并担任6年半的校长。某种程度上说，杨卫见证了中国科学过去三十年的发展。

 

杨卫指出，当前世界科技期刊的出版已经出现了学术产出的贡献与学术产出的发布平台在地缘上的错位和不平衡，若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孤立主义和地缘保护主义的产生，对全球的科学创造和成果传播十分不利。

 

他认为，中国既要造就根植于东方的强大科技出版论文期刊，又要帮助现有的国际出版平台在东方和西方有大致平衡的总部机构和编辑团队。同时，科学出版要无问西东，形成融合的全球出版平台。

 

发言 | 杨    卫

整理 | 邸利会

 

今年年初，在中国有一部热议的电影，叫《无问西东》——它以时代穿插的手法描述清华大学的百年变迁及其建校的理念。我出生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先后生活过46年，任教过28年。《无问西东》这个影名源于清华大学的校歌，由汪鸾翔先生创作于1923年，经全校师生通过。“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然中央……”，歌词宣示了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办学理念。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超越传统的东学、西学，取得世界一流成果。

 

与这些先贤们的理念描述相比，用近百年之后的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来考量，有的是接近了，有的却是更加遥远了。

 

我们看到科技成果的产生地与科技期刊的办刊地在地理区域上分离：一方面是更多的科学贡献出现于东方；另一方面，则是这些贡献大多在运营于西方的期刊出版平台上发表，且由于近年来出版平台的不断合并，以及超级期刊和期刊集团的扩张，而逐步拉宽了这一横跨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我想用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判断。

 

先从一份Elsevier的期刊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说起。

 

这份期刊是复合材料研究方面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创刊于美、加等国。我自8年前担任这份期刊的中区编辑，负责协调亚太地区的审稿。8年前，来自亚洲的录用稿件只占15%，而该数目至2015年却达到了76%，稿件源与办刊地分离显而易见。

 

第二个例子是稿源来自于中国大陆的SCI期刊论文。

 

1999年，中国发表了19936篇SCI论文，其中38%发表于办刊地在中国的期刊；可到了2016年，中国发表了290600篇SCI期刊论文，但其中只有8.8%发表于办刊地在中国的期刊。中国大陆的SCI期刊，无论是刊种，还是载文量的增幅，远远赶不上产自中国的SCI期刊的论文增幅。在Scopus收录的22748份期刊中，仅有599种来自中国大陆，约占2.6%，远远小于在该数据库中约20%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贡献。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亚洲。

 

据Scopus数据库统计，亚洲地区已经超过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成为世界上学术贡献最多的区域。中东地区的学术贡献，也在逐年增加其相对份额。但在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尚没有出现顶级科技期刊，这些区域的人文特征，如语言，也没有在一流顶尖的科技期刊中得到合适的表现。促进这一不平衡现象的一个动因是来自中国大陆学术产出的动力学增长。

 

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中国大陆在科技产出方面的情况。我将其概括为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学术产出与学术影响力的同步增长。

 

根据《自然》的Ed Gerstner先生提供的数据，从1997年到2016年，源于中国大陆的学术产出所占的世界份额，在20年间由2.5%上升为20%。同一时段，源于中国大陆的引用率前1‰的学术产出的世界份额，由0.2%上升为20%，20年增长100倍。由Elsevier分析服务团队所提供的数据，来自中国大陆的引用数和高引用论文均成高速增长，可谓一枝独秀。

 

第二个特征是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仍具有充沛的发展潜力，还没有看到上限。

 

这些因素包括作者队伍的不断增加，基础研究资助的增长以及国家层面推出的新计划。由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与工程发展指数》2018年的报道，中国内地在S&E（Science and Engineering）领域的本科学位授予量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八国之和，博士学位的授予量也已经接近美国。三个月前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会议上，我曾提议要进一步加大我国博士生的人数，如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4万余个新项目中，就可以额外支持2万名以上的助研博士生，中国将有更多的人力资源来从事基础研究。

 

中国作者数已经由2008年的23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64万人，目前估计已经达到80万人左右。这些作者中近70%在他们的论文中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目前在全世界的学术产出中，已经有12%左右标注由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NSFC可能已成为资助科技论文数最多的资助机构。

 

在中国大陆的科技界，年轻一代30、40岁的人成为学术产出的新动力，从进出中国大陆的科技人才流量上看，已经从15年前的“出七回一”到当前的“出七回六”，人才荒已经基本结束。以“杰青”、“优青”、“卓青”、“青千”、“青拔”、“青长”、“青科”、“青托”等青年人才项目组申请之热度持续飙升，形成“八青过海”的态势。人才待遇空前提高，只有人才强，才能单位强，成为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务实政策。

 

项目主持人的年轻化趋势明显，如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这个项目允许所有年龄的学者申请，主持人的平均年龄近5年每年年轻一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财政拨款，在其成立的32年间，从每年的8000万人民币快速增加到接近300亿人民币，增长了370倍。

 

获得基金的前10名的依托单位，以及中国科学院作为整体，其在ESI、自然指数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中的排名已不断上升，表现上涨。中国政府近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计划，如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实验室计划、国家科创中心、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大科学工程等。这里要提及国家高等教育的“双一流”计划，该计划已经在全国各主要研究型大学中完全铺开，专家委员会遴选了137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2020年之前的一期建设中，由中央政府投入1110亿元人民币，超过以往“985”工程和“211”工程之和的两倍。

 

第三个特征，是源自中国大陆的学术贡献的质量提升尚有较大空间。

 

这归结于三方面的动力：质量提升计划；学科间的相互带动；学者间国际合作的持续加强。

 

中国大陆地区按领域加权的学术影响力，1.0为世界均值，我们看到该指数20余年来稳步上升，从1996年的0.38上升到2017年的1.0，尽管我们只达到了世界均值，但在学术产出数呈爆发式增长，引用数滞后的情况下，却是难能可贵的。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FWCI值也从1996年的0.79上升为2016年的0.95，全球开始进入一个区域学术影响力更加均衡的时代。

 

同样，由《自然》的Ed Gerstner先生提供的数据，中国大陆在所有高影响力刊物群的占有份额都是一路向上。作为这一学术影响力上升的结果，可从亚洲一流大学，从2011年到现在10年累计ESI学术影响力排名变化来得到彰显。中国大陆的大学和东南亚地区的大学，排名都是持续上升。韩国大学基本保持稳定。中国港台地区的大学，徐徐下降，而日本的大学，不断下降。亚洲的科技期刊贡献中心，正从日本逐渐转到中国大陆。

 

作为这一说法的另一佐证，我们可以观察各个主要大学联盟，其高影响力学术贡献及前1%的引用率占所有学术产出的比例，世界均值为1%，常春藤联盟高居榜首，在4%到5%之间；美、加的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和英国的Russell Group在3%左右；日本的RU11，包括7所以前的帝国大学和庆应、早稻田、东工大、筑波四所民间强校，约在1.5%上下徘徊，而中国大陆的C9联盟则扶摇直上，从2008年的0.8%，到2017年的2.5%，超越RU11，逼近AAU和Russell Group的水平。中国大陆的学术影响力，已经在ESI的22个学科领域中全面发力（除了空间科学和心理学）。目前，学科的10年累计学术影响力，材料科学为世界第一名，9个学科为世界第二名，预计到2020年，将有更多的学科为世界第一名。

 

学术影响力提升的另一动力，来自于国际学术合作，可以根据跨国合署的学术产出来描述这种自下而上的国际合作态势。如果用节点的大小表示该国的国际合署论文量的大小，连线的粗细代表国际合作的强度，可见，美国是国际合作中的最大节点，是中心。而中国是第二大节点，是次中心。美国和中国的合署论文数，大多都是科学家之间的民间合作，占据中国所有国际合署论文数的一半。中美已经形成了东西方实质性科技合作的民间强固纽带。

 

国际科技合作一定需要有科研经费来予以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2006年到2017年国际科技合作经费11年间增长了将近一个量级，这为构筑全球科学共同体提供了动力。

 

由上述分析可得到下述的论断：

 

当前世界科技期刊的出版已经出现了学术产出的贡献与学术产出的发布平台在地缘上的错位和不平衡，若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孤立主义和地缘保护主义的产生，对全球的科学创造和成果传播十分不利。

 

在中国的科技期刊界，乃至整个科学界，一直都存在着这样的争论，是以限制的办法导引作者向国内的中英文期刊投稿，还是采用开放的原则，学习全球顶级期刊的先进办刊理念和出版平台解决方案，办好基于中国的顶级期刊和期刊平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讲演的主题是“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习主席重要讲演一个半月之后，由中国科协主办的这次中外顶级科技期刊峰会上，我们的会议主题是“开放、全球、发展，好期刊让科学更美好”。因此，我的提议是无问西东，共创科学。

 

科学工作者是有国界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全球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对自由探索来讲，大家来做，大家来读，大家互相启迪。对全球重大科学挑战来讲，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即便对竞争性技术，我们也可以共享源头，保护知识产权。科学是无尽的边疆，只有更好，没有禁锢，科学期刊是全球对科学发现的准确报道，只有大同智慧融通共融。

 

对科技期刊来讲，可消融地缘分离的措施有：

 

塑造，造就根植于东方的强大科技出版论文；

扩延，将现有的国际出版平台扩延，使其在东方和西方都有大致平衡的总部机构和编辑团队；

无问西东，形成融合的全球出版平台。

 

对其中的第一方案，这里做两点介绍。第一点，中国科协历来重视期刊工作，坚持以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目标。

 

中国科协1996年设立“自然科学期刊专项”，2006年设立“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2012年设立“优秀国际科技期刊奖”，2013年联合六部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该项目于2013年正式立项，3年为一个评估周期，通过近两个周期的项目实施，它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对英文科技期刊支撑力度最大，目标国际化程度最高，影响力最深远的专项支持项目。

 

中国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逐渐起步。进入JCR的Q1区的期刊由2015年的17种增加到2016年的25种，国际化程度取得长足进展，海外来稿的平均比例达到49.5%，海外编委的平均比例达到40.5%。加强与国际著名出版商合作，实现出版模式国际化，信息化程度提高，推行OA出版，出版周期明显缩短。今后应该更大力度地推进这一项目，造成国际期刊地貌图中，中国版块的隆起。

 

中国期刊在2016年又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对生命科学等13个领域，择优遴选出16种期刊，2017年先后5次组建专家指导组对所有侯选期刊的发表关键软肋和短板提出指导意见。

 

登峰行动计划启动期刊的国际化建设，取得积极的发展。国际编委比例、国际稿源比例、国外审稿人比例明显提升，比如《光：科学与应用》、《分子细胞生物学报》海外编委的比例都超过70%，《中华医学杂志》、《颗粒学报》等海外稿源占比超过50%，多个期刊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获得大幅增长，进入Q1区的期刊达到6种，其中2种入选期刊首次被JCR2016年收录即进入Q1区，期刊国际访问量、下载量均明显提升，国际来稿数量、作者覆盖国家和地区数量均明显增多。

 

作为第二点，我想与诸位分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评审方面的经验。

 

我们是全球评审量最大、评审效率最高的评审专业机构，我委每位工作人员年平均要负责评审近千份基金申请，标有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期刊论文数占全球份额的12%以上，是全球资助科技论文最多的资助机构。

 

这有赖于强大的信息系统平台，包括专家辅助指派系统、相似度核查系统和基金成果库，目前已经收录了标注NSFC资助的64万多名作者，在27300种期刊、19600多个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全文42万余篇。基金委深得科技工作者信任，我委发出的评审邀请函可望得到高于95%的审回率，超过任何一家顶级科技期刊。

 

由第三方机构调查表明，受到资助的项目主持人有超过97%的人认为评审是公正的，即使对评审结果为不通过的项目申请人，也有超过70%的认为评审是公正的。我们充分依靠专家，由专家制定学科指南和优先资助领域，由专家来申请项目，由专家来评审项目，由专家来评估项目的成果。因此，人们会问，在基础研究方面，如果全球知识共享重于知识产权保护，我们是否可以联合起来，构筑科学共同体的全球信息平台。

 

NSFC与所有的GRC（Global Research Council）成员一起，在2013年签署了绿色开放获取公约，沿着这一路径，可对前述的融合方案，提出下述有关科学共同体信息平台的步骤建议：

 

1）建立科技出版物、专利和数据的全球信息云。

2）与主要科技文献出版社和GRC成员的文档库相连接。

3）聘用专业团队进行运行和维护。

4）连接全球的各图书馆作为信息结点。

5）对全球所有读者免费开放。

6）运行费用按照出版量世界份额进行分担，各国还可由其资助机构成果文档库所提供的科学数据量进行择拣。

7）由GRC出版社和资助机构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治理。

8）管理委员会议定不同类型级别的APC标准。

 

最后，让我们在美丽的西湖之畔，助力东方与西方的更好连接，祝愿这一航程的启航！

 

（本文据杨卫教授演讲整理，为适应文字发表略作编辑修改，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