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距离地球太远的星星，过一段时间，世人才能看见他们的光芒！”

 

法国北部有个名叫Erin的村子，现在是个只有200多人的小村庄。1916年，英国人在村子里划出一块地方，建了一个坦克修理工厂。1916年10月，村子里先后来了三批中国人，每次500人，总共1500人。加上英国军人，他们在新建的工厂修理送来的炸坏的坦克。几乎每天都有坦克要修理。有时一次就送来几辆，曾经有过一个半月修好100多辆坦克的记录。而这批坦克重返前线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对德的坦克大战，这批修复好的坦克参加了战斗，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1500个华工，只靠几个英国人，是修复不了那么多的坦克的，前线英军便没有足够的坦克对抗德国人，那场战斗就可能输掉。1500名华工，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地图上标识的圆点都是死去将士的墓地

 

撰文 | 姚蜀平

责编 | 程    莉

 

一、因文会友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开始到结束，100年后的2014-2018年，法国不断举办各类纪念活动。我有幸今年六月前往巴黎，参加了纪念华工参战百年的部分活动。

 

早在1980年，我极偶然地得知一战期间有华工前去法国参战，巴黎北部还有个诺埃尔华工墓园。从那时起，30多年来，我不停歇地在关注和收集有关一战华工的一切可能到手的资料，恰逢2011年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征文开启，我应征写出一战华工的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该作品获得了首届星云创作奖历史小说类佳作奖，其后我在原作基础上大量增补加工，2014年由北京金城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完整版《他从东方来》。

 

►《他从东方来》一书

 

金城出版社2014年3月刚出版此书，一个月后的4月5日，我意外收到一封陌生的电子来函：“我是法国齐鲁文化协会的江敬世，在这里也是研究一战华工为主，刚在网上看到你写的有关一战华工的小说《他从东方来》出版，特表祝贺……我这里收集各种与华工有关的资料，我们明天就去华工墓地扫墓了，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比往年隆重一些，你有机会到法国来，我可陪你到华工有关的几个景点转转……”

 

我从没有想到我的书会这么快就传到华工曾经战斗过的法国，而巴黎也有研究一战华工的人，前往华工墓园拜谒是我多年的心愿。我随即给江敬世先生寄去五本《他从东方来》。

 

2016年是华工抵达法国一百周年，巴黎华人为了纪念曾经为推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做出贡献、并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华工们，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活动名称就是“《他从东方来》——纪念一战华工赴法百年论坛暨书画展”。当年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基金会主席丁伟星先生还与法国邮政部门联合制作了一套十张、五种款式的纪念邮票，邮票画面记录了华工赴法、到达战区、在军队中劳动以及在法国设立的华工墓园等场景。首日封的左上角除了印有丁先生办公室地址外，下面有两行字：

 

《他从东方来》纪念一战华工赴法百年论坛

2016年12月11日

 

►纪念一战华工赴法百年邮票的首日封

 

江敬世先生今年1月31日在来信中告诉我：“2014年一战爆发一百周年，我举办了‘和平与发展——纪念一战爆发暨华工论坛’；2016年是一战华工赴法百年，我就用了你的书名，‘他从东方来——纪念一战华工赴法百年论坛’”。

 

今年他们邀请我以“一战华工专家”身份去往巴黎参加一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

 

二、初到巴黎

 

6月12日我抵达巴黎，江敬世先生亲自到机场来迎接，我们一起前往丁伟星先生办公室。丁伟星先生在巴黎华人中德高望重，60年代就来到法国，法语英语都十分流利，是和当地政府等地方机构打交道的主要人物之一。丁先生见到我十分亲切，他自1983年开始关注一战华工，三十多年来，我们虽然身处不同地方，却都因某些偶然因素而关注同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一战华工。我们年龄也相近，共同志趣与相同感受让我们无拘束地攀谈起来。丁先生送我四个纪念一战华工赴法百年邮票的首日封，邮戳日期为2017年3月29日。看着信封上醒目的《他从东方来》几个字，我怦然心动！

 

丁先生说共同筹备纪念华工赴法百年活动还有全球公益联盟执行主席让·克洛赫·波德赫、法国中华会馆会长陈广城、法国外籍兵团退伍华人协会会长陈建青、法国山东文化艺术经贸协会执行会长江敬世等人。

 

丁先生回忆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有位来法的留学生云中君，后来留在法国研究近代史，他偶尔发现了巴黎北部诺埃尔镇边上有座华工墓园。丁先生闻讯后，多次驱车前往，深深为之触动。

 

1983年10月31日，丁先生组织了巴黎地区150余华人前往诺埃尔华工墓园扫墓。诺埃尔镇政府准备了乐队，丁先生与该镇镇长Claude DE Valicourt一起在华工墓地献花，然后全体到镇上唯一的学校与当地一百余名学生共同举办了纪念活动。不久消息传到台湾，1984年11月，屏东县东港镇通过丁先生与诺埃尔镇结成姐妹镇，镇长Valicourt及夫人在同年去台湾为此签字。1985年6月，台湾屏东县东港镇回访诺埃尔镇，带来了一对石狮子。诺埃尔镇离大西洋不远，是个旅游小镇，那对石狮子至今仍傲然挺立在前往墓园的必经之路上，这个浓浓的中国元素昭示着前方不远处，有座独特的华工墓园，它吸引了过往游客。

 

当晚丁先生做东为我洗尘，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宴请了几位客人。其中一位是来自上海的第六代名导演胡雪杨，他早在电影学院当学生时，拍下的《童年往事》就荣获1990年美国奥斯卡电影学院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4年他自导自演的《淹没的青春》获第十五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他拍摄的文革三部曲让人了解他是一位极有才华又关注现实题材的优秀导演。他目前正在巴黎拍摄一部以一战华工为主题的纪录片，胡导演告知明天要采访我，我表示毫无准备，他说顺其自然最好。他的合作伙伴、执行制片刘伟丽女士也在席，她英文法文俱佳——在异国他乡，这对胡导演和摄制组来说至关重要。其后几天也证实了刘伟丽女士是位亲和力极强和非常有能力的人。

 

另两位来自英国伦敦。一位是一战华工数字博物馆的发起者和负责人张春生先生，另一位是该博物馆筹备处秘书长艾米小姐，他们正在与伦敦明爱学院一起做一个项目——“一战华工数字博物馆”。我不禁想起三年前的2015年1月29日，我曾经在财新网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敬重生命，学会谦卑——为何英国人百年后还在寻找一战阵亡将士尸骨”。我眼前的这两位正是在做这项工作，我对他们不禁产生深深的敬意。他们告诉我，英国人现在不仅在寻找自己国家一战阵亡将士的尸骨，而且把眼界扩展到150个国家，对大战中所有国家的逝者一视同仁。找到遗骸就检验其DNA，一旦甄别，都会送到相关国家，即使是敌方德国士兵的遗骸，也会送到德国去；发现是中国人，就会送到华工墓地。几天后，当我们来到巴黎北部的诺埃尔华工墓园，果真看到右前方有两个新墓碑，上面没有名字和逝去年代，仅注明是“Chinese Labour Corps”（“中国劳工旅”，也称为“华人劳工团”）。

 

张先生他们做的工作就是建立与这些逝去华工相关资料的数字博物馆，以便后人寻找先辈或是做有关研究。后来了解到，张先生他们做的海外华人博物馆，范围极广，从清朝开始，经一战、二战，直到香港回归。这个浩大的工程，由少数人来承担，一切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令人钦佩和期待。

 

美国直到1917年才参加一战，出兵200万，死去了5万多士兵，战时都是匆匆就地掩埋，战后大多被重新起殓安放到棺木里，用海轮运回国安葬，为此200万美国军人分四年才全部返国，就因为每艘海轮要承担运送一定棺木的任务。近年，美国仍然在寻找三十年前在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等国家失踪的美军士兵遗骸。他们“掘地三尺”，就是为了兑现“让每个人回家”这句承诺。任何当地人只要找到阵亡美军遗骸，可以得到25万美元，并获帮助申请移民美国。而阿灵顿公墓，也是将军与士兵相连，死而平等。

 

张先生还讲到英国人现在不仅为战争中逝去的每一个人立碑，还为参战的动物立碑，因为许多动物为赢得大战胜利而贡献了它们的生命。被立碑的有驴、马、狗、骆驼、大象和鸽子。在一战期间，德国人曾惊奇为何英国炸弹那么准确地击中他们的潜艇，原来是鸽子传递的信息。所以每炸毁一艘潜艇，就要牺牲几只鸽子。BBC主播后来在述说这段历史时，都是眼含热泪。动物参战还可举一例，二战时的苏联士兵炸毁德国坦克，许多时候也是靠训练有素的军犬，它们身绑炸药，闻到汽油就冲上去，最后与敌人坦克共亡。战后人们难忘这些与我们共同抗击敌人的生灵，为他们树碑立传。想到此刻，大家更加感慨，我们为何不应该为我们参加一战战死他乡的成千上万名华工先烈们树碑立传呢？

 

那天在席的除了江敬世和胡导演，其他人都没有看过我的书，他们好奇学物理出身，后来做科学史的人，怎么会写一战华工小说。他们希望知道我写此书的缘由及经过。

 

思绪翻腾到30多年前的80年代，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早在1980年发生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往事。那是一次偶遇。我听一位英籍华裔女士说起70年代末，他们到巴黎旅游，在一家中餐馆吃饭，垂垂老矣的老板问这些客人：“中国现在是哪个皇帝？”原来他是一战留下的华工，来法60年，再也没有回去过，可是心中还想着遥远的中国，想知道现在谁当皇帝。我听后感到无比震撼，自此一个孤独老人的形象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他问的那句话不断在我的耳际盘旋，怎么也忘不了、放不下。我像着了魔似地想知道他的背景：想搞清一战和中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去法国的华工是些什么人，他们做了些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他们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

 

30多年来，我不断关注他们，不断寻找和收集资料，仿佛和那个遥远的群体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想用长篇小说形式来书写这段历史。可是浩瀚的历史背景、陌生的人物，难以寻觅到真实资料，都让我望而却步。直到2011年有一天，一位台湾文友，与我失联了20年，偶尔得到我的信息后即用电子邮件与我联系，他的第一封信就是传递我一个信息——台湾举办“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征文，其中创作奖的第一项是“历史小说”。那四个字，像电闪一样击中我，霎那间点燃了我心中那团扑不灭的火种——一战华工。我以往知难而退的情绪此时烟消云散，我有了具体目标：征文要求的一定字数（12万-14万）和交稿日期（10月1日截止）。获悉征文已是4月，我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我着手整理过往30多年收集的资料，又开始从中、美各种途径广泛查询相关历史资料。动笔时已是7月，我不是专业作家，我只能抽空来写，不过一旦决定动笔，再也停不下来了。我写到晚上11点困得眼睛睁不开，就把闹钟开到3点先上床睡觉，3点爬起来再写到6点。这样我终于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了13万字的书稿。我把小说定为早在20年前就想好的书名：《他从东方来》。

 

当我按照要求把复印的五份稿子和一个光盘打包开车前往邮局时，激动和喜悦充斥心间。途中天渐转阴，开始掉雨点。待我到了邮局停车场，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随之是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邮局前的两株矮树全身晃动着树枝，像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不停地甩着满头长发。天阴暗、雨狂泻，风怒吼，我感到天好像就要塌下来了。我坐在车里不敢动，紧紧抱着那包书稿望着狂怒的天空。不知过了多久，我用衣服裹住书稿，打开车门，在瓢泼大雨中冲向小街对面的邮局。在一系列繁琐又漫长的手续后，终于谨慎地寄出了一大包书稿，我如释重负地走出了邮局。突然耀眼的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没有电闪雷鸣，没有狂风暴雨，门前两株矮树静静地立在两旁，树枝上的水珠正在向下滴淌……我突然感悟到，刚才的暴雨是几十万华工泪如雨啊！现在我把书稿寄出去了，天晴了！我真想张开双臂对天喊道：“天青、天亮，我把书稿寄出去了！我要让全中国人都知道你们，我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你们！”（作者注：“天青、天亮”是小说《他从东方来》的主人公，一对孪生兄弟，分别赴一战东线和西线的华工）。

 

►从左到右：伦敦来的艾米，丁伟星先生，伦敦张春生，作者姚蜀平，江敬世先生，执行制片刘伟丽，导演胡雪阳

 

后来执行制片刘伟丽对我说，那天晚上在餐桌旁，我讲述这一段时，眼含泪花，声音颤抖……我经历了30年，终于实现了把一战华工用文学形式写入历史、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夙愿。今天又遇到一群和我一样关注一战华工志同道合的人，还能和他们相聚倾谈，我的激动与兴奋无法形容，我不再感到孤独，我相信，要让更多人知道、怀念和尊敬华工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三、凯旋门献花

 

凯旋门是世界著名的一座圆拱门，始建于1806年，1836年才建成，是拿破仑为迎接打败俄奥联军凯旋归来的将士而建，至今已有180年历史。其建筑宏伟，大气，位于戴高乐广场中央的环岛，巴黎12条大街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她是巴黎的心脏。除了建筑学和美学无可非议，凯旋门本身的深刻历史意义和哲学宗旨更是不可低估。

 

凯旋门是为了庆祝法国军队击败俄奥联军，为了庆祝法军的胜利而修建。“凯旋”乃胜利归来之意。它与战争和胜利紧密相关联。这里记录了1792年至1815年间的整个法国战争史，刻下了558名拿破仑时代英雄的名字。四个大型浮雕展示的是“出征”、“胜利”、“和平”、和“抵抗”。

 

战争是残酷的，打仗就有死亡。凯旋门正下方，无名烈士墓是一次大战结束后于1920年11月11日建立的。那里长眠着一位在一战牺牲的无名战士，他代表了一战中死难的150万法国将士。在无名烈士墓前有盏长明灯，那是1923年，为纪念所有为祖国捐躯的法国士兵而点燃的火焰。每晚6：30，这个长明灯会被点燃，彻夜长明，火焰发出金黄色跳动的火光，像是在召唤那些亡灵归来，也是提醒活着的人们：尊重死者，珍惜生命；正视战争，永葆和平。

 

凯旋门是法国人精神的象征，每逢重大节日，如每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法国总统要从凯旋门下走过。每个总统卸任时，也要来到这里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各族各裔的人们，为了纪念为国捐躯的先辈，都会到这里来献花，伴随着马赛曲，表达他们对曾经为自由、平等、博爱战斗过的先烈的敬仰，也表达吾辈要继续追求的意愿。

 

这次为了纪念一战华工赴法百年，丁先生等当地华人，经向巴黎政府申请获准，定于6月13日下午在凯旋门献花。凯旋门献花是一项十分隆重而庄严的大事。那天多个团体准备了七个插满鲜花的平台式花篮，我们五点半就聚在香榭丽大道一侧的人行道上，身着制服的专职乐队早已在凯旋门下等候，救护学校几十位身着亮丽制服的青年男女正列队待发，一身戎装、胸前佩戴各种勋章的外籍兵团退伍老兵们，成为备受瞩目的一群，胡导演的摄制组也已准备就绪。六点多钟，由警车开道，众人列队跟在手捧花篮的先遣队身后，由香榭丽大道向环岛行进。汇集了12条道路的环岛交通要道被警车拦截，一行人缓缓通过环形马路抵达凯旋门下，马路方才放行。手捧花篮的人领队，我和几位退伍老兵并列紧随其后。我每迈开一步，都会想到，我现在正向巴黎凯旋门行进，向你们——百年前倒在这块土地上的几千上万名华工烈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和最诚挚的敬意！

 

►作者（右二）与外籍兵团退休军人合影

 

到达凯旋门后，我与一位退伍老兵共抬一个花篮，缓步向前，轻轻放下，6：30准时点燃了圣火，我看着眼前圣火跳跃的金色火焰，相信地下有灵的华工先烈们，一定知道我们今天正以最隆重的方式、在最圣神的凯旋门下，祭奠你们。安息吧！有名和无名的光荣入土的英烈们，你们创造了历史，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凯旋门献花

 

当法方和华人代表致辞后，马赛曲响起，我们站在两侧，向几百年来为了人类进步、民主和自由而捐躯的先烈们，致敬！

 

四、一部反映一战华工的纪录片

 

这次来巴黎，有一项我并未预料也没有做充分准备的工作，就是参与胡雪杨导演拍摄的一战华工纪录片。胡导演向我述说他的思路。这部片子以探索百年前华工参加一战为主题，采用三个访问来穿插，三个被采访者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他们都是关注一战华工达三十年之久的人。受访的第一位是个英国人，当年墓园的花匠，名叫Carl Liversage。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照看华工墓园，对华工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前不久，英联邦正式命名他为“英联邦战后墓园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他对华工墓园几十年的照看，倾注了对一战阵亡华工的关切，对历史的尊重，他是个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胡雪杨导演采访的第二位就是身在法国多年的丁伟星先生。丁先生曾辗转在上海、台湾、香港，最后于六十年代落脚巴黎。自1983年，从台湾留学生云中君那里得知巴黎北部有个华工墓园，多年来，他年年组织巴黎的华人去诺埃尔墓园扫墓。正如他对我所说，对一战华工产生出感情了。我深有同感，对那个遥远又陌生的群体，我总感到一种难言的亲近，随之又会产生深深的悲哀。他们没有魂归故里，而是静卧他乡，多少年没有人来烧香扫墓，没有人来磕头祭拜，他们有的有姓名，有的无姓无名，没人知晓他是谁，又从哪里来。那是一群被祖国遗忘，而被招募国眷顾的中国农民、中国工兵，中国的骄傲和脊梁。现在终于有人来看望你们了，来烧香祭拜你们了……

 

从第一次组织150人来诺埃尔镇，丁先生就注意和当地保持联系，毕竟这个墓园位于诺埃尔镇一隅。鉴于每次前往祭奠，都有不少当地法国人参与，丁先生总会赠送一些小礼物给那些前来的当地人。最早扫墓时有个当地年轻人，名叫MichelGalvani，首次从丁先生手中接过一条领带。这个小礼物竟然被他保存了30余年。如今他已经是诺埃尔镇的副镇长。多年来，他参加了无数次丁先生组织的纪念华工活动，对一战华工也产生了兴趣，或许还有了感情，他主动去做一战华工的研究，还拍了半小时的纪录片，给周边学校的学生放映。对愿意来拜谒墓园的人，他都免费为他们讲解。这是多么可贵的民间交流，也是一种对生命敬畏的传承。丁先生因地利而做了许多我们想做而不可能做的工作，更为可贵的是，他以一己财力为支持，使这些活动得以呈现。

 

胡导演采访的第三人就是来自美国波士顿的我。6月14日上午在丁先生办公室继续昨天未尽的采访。我又一次回顾了1980年友谊宾馆奇幻般的邂逅，和带给我的震撼。还有2011年那位20年不见的台湾友人，偶尔得知我的电邮地址，发来的第一封信竟然就是星云奖征文信息。此时和30年前不一样了，我不仅知道了世上曾有过一战华工，还知道他们“去国七十年，行程三万里”，我已经矢志不渝地追踪了30年，多年来只是感到历史背景浩瀚，史料凌乱，无从下笔。这次在征文的明确期限和字数逼迫下，奋笔疾书，2011年9月底终于写出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不意获得了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2013年夏天，改写并增补的完整版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完成后，我携稿回北京寻觅出版社，又巧遇北京金城出版社新上任主编，他在30年前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对我颇有印象。我们相遇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对我来说，他是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可是对他而言，我是他熟悉而未曾谋面的一位可尊敬的学者。他让我给他发去书稿电子版，两周内他看完书稿拍板出版此书，并在不到一年时间的2014年3月，该书就出版面世了。

 

今天，胡雪杨导演将用更加广为传播的电影纪录片方式，向国人和世人讲述参加一战华工的丰功伟绩，他们的可歌可泣以及他们的悲怆往事，自此会有更多国人和世人知晓他们，这个被遗忘的群体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为此我深感欣慰！尽管我一直期盼能够将我的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搬上银幕，可是听江敬世先生说，他手上就有四个剧本，唯独缺资金。想来现在是很难找人投资那段并不算遥远、却既不时髦也不刺激的历史。有胡导演的纪录片足矣！我不再追求奢华的梦。

 

五、华工墓园

 

6月18日，我终于要去拜谒魂牵梦绕的诺埃尔华工墓园。自从第一次听说它的存在，已经36年了。今天终于要亲眼看到和亲自踏上这个华工墓园！真实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不知是幻觉还是做梦，不知是踏进书中的照片还是走上了虚拟之路。这里没有我的父兄，可是他们又都像是我的亲人，因为我为他们日思夜想了30多年。

 

江敬世先生的朋友出动了一辆小轿车，摄制组两人相随。我们沿着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驶去。天气阴沉，预报有雨，我希望不要下，同行的摄制组刘涵希望细雨蒙蒙，她说那样更有气氛。她奉胡导演之命，从车里就开始拍摄，到墓园后要跟拍……倒是让我有点不自在了。我们10点过后才聚齐出发，一路上司机飞速行驶，即使这样，进入诺埃尔镇已快1点。

 

小车开进镇里，车速终于慢了下来。大家希望镇上唯一开业的那家餐馆还开门，我贪婪地望着街边一栋栋住家居所。这个远离巴黎的小镇，街道干净清爽，房子小巧可爱，房屋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家家门前都有花草，装点得十分专业又很张扬，很少雷同，各有特色。红砖是主要建材，家家有汽车，也有许多白墙红瓦的小屋，和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我们踏进餐馆，里面开阔，完全不是我想象的“小餐馆”——我关注镇上的餐馆，是因为我的书中有涉及。听江先生说起，每年举行大型祭奠活动时，动辄一百多个人来到小镇，事后都涌向这家餐馆。今天餐馆只开了酒吧和一侧两行桌子，有客人，但不多。我们在这里吃了顿浓浓的法国餐。我特意起身去看了看主厅，前面有个小舞台，婚宴时大概会有乐队。整个大厅能容纳上百人，对一座小镇来说，已很可观。诺埃尔镇还是有不同凡响的历史，当年一战时就曾是英军华工的集散中心。

 

饭后小车先开到两个汉白玉石狮子前，我们已从丁先生那里知晓它们的来历，这个中国符号确实像个指示牌一样昭示着华工墓园就在前方。我们在石狮子前照了几张相，然后驱车驶过小石子铺就的小道，来到了墓园前。我站在它的前面，像是被定住一般，真的不愿离去。我走近大拱门细看那两行熟悉的挽联：“我欲多植松楸生长远为东土荫；是亦同庚袍泽勋劳宜媲国殇名”。内侧在“国殇名”三个大字下镌刻着的是“中华民国驻英全权公使施肇基撰，中华民国前任司法总长林长民书”。半人高的铁门上方有个小小的扣拌，向上一抬铁门就轻轻地向内开去。

 

►华工墓园

 

园内空无一人，强劲的海风不停地扫过墓园，带来阵阵凉意，拂乱了我的头发、外衣和心绪。我向整个墓园望去，数百座雪白的汉白玉墓碑布满墓地。想着他们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就静卧在此，直到六十年后，才有国人前来祭拜，我向他们深深三鞠躬，表达心中的愧疚和敬意，也感谢丁先生和江先生等当地华人，年年来祭拜我们的华工先烈。

 

 

我们一排排、一列列地仔细看过去，半蹲着读墓碑上刻的字，似乎想记下每个有名有姓的人，对那些没有名字或籍贯的，又会多停留片刻。山东籍最多，验证了山东籍华工占总数80%之言。我还特别关注两个因素：一是编号大小，二是逝去年月。编号小的是早应征者，来法国也最早，我们看到有两位数字的。还有位李姓华工，1917年11月26日去世，而英军是从1916年开始招募，而李姓华工编号是807，说明他来得早，走得也早，来法一年在大战期间就去世了。还有好几位的编号高过13万，如有位名叫陈其荣，山东曲阜人，他的编号是133414，可是他去世日子竟是1919年1月2日，也就是说，他来法国刚刚一年多就去世了。

 

墓园中间有棵高大的松树，十分突兀。我早在照片上就看到过，亲眼见到感到非常眼熟和亲切，它把整个墓园衬托得格外庄严。而在大片墓碑的最前右方，有两个崭新洁白的石碑，上面没有姓名和籍贯，没有编号和死亡日期，联系到张春生先生所说，应是新发现的遗骸，经DNA鉴定是一战时死亡的中国人，就给送到了这里。墓碑上仅刻着“Chinese Labour Corps”。

 

►Chinese Labour Corps的墓碑

 

我抬起身来向墓园外面望去，前方是大片绿色田野，一侧是金黄的麦田，很远才有点点房屋，四周一片和详景象。遗憾无法追踪那些回去的华工都是些什么结局，今日看到留下的在这里得以一块归宿之地，心中稍感宁静，愿他们灵魂安息。

 

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不断有外国游人进来。门口的留言簿已经写满，我不忍心就此离去，匆匆在空白处写了两句，大意是时隔36年，终于来此拜谒，祝先烈安息，然后恋恋不舍地走出墓园。我们一行人在铁门前留影，驱车离去时，忍不住回头望着远去的墓园，松树尖顶终于消失。再见了，华工兄弟们，你们没有被遗忘！一百年过去了，世界没有变得更加和平，纪念你们是为了你们的功勛，也是为了今日的世界。战争残酷无情，人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共处，不希望这种惨剧再现，愿和平永在。

 

六、别了，巴黎

 

这几天的间歇中，我独自去了巴黎市三区巴德科特公园。1998年，一战结束80周年时，法国政府在公园里面树立了一个两吨重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刻有“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这里是华人较集中的地段，所以会选中在这里安放这个石碑。1988年，法国政府还在里昂车站附近的一条街道墙上，镶嵌了一个铜牌，上面写的是“公元1916-1918年，十四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我独自前往怕是难寻，只好放弃。胡导演摄制组已经拍下了。

 

 

临行前，我再次见了丁伟星先生一面。好像有许多未尽之言，我们交谈了一个半钟头。他强调要承认华工在一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而北洋政府也应给予足够的肯定，在派出华工“以工代兵”的策略上来看，他们做得可圈可点。尽管“弱国无外交”，但是他们已经做到当时能做的最好的了。

 

丁先生给我一张名片般大的纸片，一面是“WARGRAVESAPP”,另一面上面有四个英文字母CWGC（Common 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这是“英联邦战后墓园管理委员会”，已经成立一百多年了。他们关注一战、二战的阵亡者，以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发现了因战争死亡的军人，一概就地埋葬，但必须登记在册。他们信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死后的华工不简单称其为华人，而是当作死去的工兵来对待。这是他们修建了华工墓园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颇具规模的墓园，今天我们也不会专门去研究华工历史。丁先生说，英国伦敦博物馆里有详细的华工记录，包括英文名字、籍贯和死亡年月，唯缺中文名字。我们现在继续要做的，就是要找出每个死去华工的中文资料，还要找到他们的坟墓。这要和山东同乡会联系，现在国内都是基层、民间在做，上层没有介入，教科书中也没有提及。如果找到他们的姓名和出身，就可以交给当地政府去寻找他们的后代，应该让后代知道这段历史。这是相当艰巨而庞大的工作，也是功德无量的工程。

 

丁先生讲起在法国北部有个名叫Erin的村子，现在是个只有200多人的小村庄。那里有个孩子在7岁时，看到家里壁炉上摆着一个铜管，上面有奇怪的画符，他问爷爷那是什么，爷爷告诉他，那是他的爸爸当年参加过一战，从村里的中国人那里得到的。那是1916年，英国人在他们村子里划出一块地方，建了一个坦克修理工厂。1916年10月，村子里先后来了三批中国人，每次500人，总共1500人。加上英国军人，他们在新建的工厂修理送来的炸坏的坦克。几乎每天都有坦克要修理。有时一次就送来几辆，曾经有过一个半月修好100多辆坦克的记录。而这批坦克重返前线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对德的坦克大战，这批修复好的坦克参加了战斗，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1500个华工，只靠几个英国人，是修复不了那么多的坦克的，前线英军便没有足够的坦克对抗德国人，那场战斗就可能输掉。十四万五千名华工中的1500人，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这个孩子记住了，后来随着年龄渐渐长大，他追踪村子里各家，发现几乎每家都有一些华工留下的东西，邻村也有，都是当年华工和法国人交换的物品。他17岁时对镇长说：“我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后来一个60多岁的英国老太太，自告奋勇陪他去了英国博物馆，在那里待了两天，找到很多资料。他回来后，又在小镇的田野上，发掘出一些华工的遗物，包括圣经和麻将。

 

他现在已经22岁了，还在到处收集。这是民间记忆，也是实证。从7岁到22岁，慢慢发酵出来了，这是民间交流在无意中发芽，从中知道了华工都曾经做过些什么。这个孩子还说他以后要成立博物馆。

 

丁先生为胡导演提供了可贵的线索，胡导演都一一拍摄在案。

 

如果法国人的后代都在关心华工群体，我们自己为何不应该投入去做呢？丁先生感慨道：“我们都是快80岁的人了，希望中年人和青年人能接着来做。这次纪念一战百年，不是终点，实际是一个新的起点。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一战多么残酷，和平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他拿出几张照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黑点，全是分布在法国各处的几次大战的将士公墓。法国境内在64个墓园里有华工坟墓，诺埃尔墓园只是其中最大、最具规模的一座完全是华工的墓园，其他很多是和法国阵亡者一起埋葬的。当然还会有许多无法寻觅的华工遗骸留在这块土地上……

 

一战华工赴法百年纪念，把华工地位以及华工历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个重要的转折点。祭奠华工，既是为了还他们历史公道，也是为了偿还我们自己的良心债。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有人说过——

 

“他们都是距离地球太远的星星，过一段时间，世人才能看见他们的光芒！”

 

201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