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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11年前,李泽湘资助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汪滔创立大疆,如今大疆无人机已经占据全球70%的市场份额,汪滔也成为全球无人机行业第一位亿万富翁。
20多年来,李泽湘一直在探索一条产学研结合培养科创人才的道路,只有这条路走通了,才有望破除卡脖子问题,抓住新的产业革命,培养出更多汪滔、更多大疆。
今年5月,李泽湘决定从香港科大停薪留职两年,尝试联动产业界、资本和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用10年时间,顶起一个智能制造的平台。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他谈到,这背后关键还是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问题

撰文 | 邸利会(《知识分子》主笔)

责编 | 李晓明

 

   

 

李泽湘是谁?

 

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也是大疆、固高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自己是连续创业者,也帮助学生创立了多家公司;他是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联合创办人,也是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发起人,等等。

 

回顾20多年来他做的事和走的路,关键词只有一个——“产学研结合”——懂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

 

李泽湘从1992年到港科大,创办自动化技术中心,这条路他在香港摸索了20年;1999年,他在深圳创办固高公司,2004年与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创办控制与机电工程学科部,7年培养了350多个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办了几十家公司,算起来他在深圳的“产学研结合” 实践也走过将近20年;最近的10年,他在东莞创立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孵化30多家初创企业。他还与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大学、长沙市等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机器人学院,培养产业界急需的高素质人才。

 

当然,这中间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当年他曾参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因无法赞同朱清时“喊口号”式的实验,与另外两名港科大教授愤而退出。

 

这20多年,李泽湘亲身创业,以创新产业促进创新教育,以创新教育推动创新产业,试图求解一条“产学研结合”的坦途。

 

从中兴事件,到“我不是药神”,核心技术、原创能力的欠缺已让国人警醒。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造就大量优秀人才,这时教育却成了“卡脖子”的关键一环。如何革新教育造就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最近,《知识分子》就此专访了李泽湘教授。

 

 

巨大的人才缺口

 

《知识分子》:大湾区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人才需求的状况是怎样的?

 

李泽湘:机器人产业,包括让我们痛心的芯片产业,还有材料、生物医药等,我们有共识的战略性新型产业至少有10个。要做这些产业,普通的、从学校里招的或者是工厂里现有的工人,干不了吧?我们需要的是1个顶50个的优秀工程师。那么我们做个测算,10个行业需要多少这样的工程师。

 

香港或者深圳,要打造10个新兴行业,如果每个行业有30家新创的公司,每个公司有30名优秀工程师,每年需要增加9000名;现在很多行业都要用新兴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假设每个行业只有50家公司要用这些技术,每家每年增加50个工程师计算,要2.5万(50*50*10)名。整个大湾区,香港和东莞算一个单元,深圳一个单元,广州一个单元,澳门等其他算一个单元,算下来总共需要优秀的工程师13.6万人。

 

那么,创始人需要多少呢?如果30家初创企业,每家5个联合创始人,加上部门负责人,要4000人。整个大湾区,每年需要1.6万创始人,优秀工程师13.6万人,这就是我们对人才的需求。

 

《知识分子》:这些创始人、优秀工程师,从哪来?

 

李泽湘:现在看,从学校或者研究所出来的新型人才还比较少,希望今后能更有效地培养。

 

如果你是一名猎头,那就看,哪些学校有理工科相关的专业?哪些学校是好学校?如果看Q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的排名(当然不绝对),前100名的学校,香港有4到5所;再看专业排名,计算机专业,香港排名前50的有5所;电子电气工程系排前50的3所,排前100的5所。全球计算机科学家H指数排名,前1000名里,美国有600多人,中国29人(包括香港、台湾、内地),其中香港13人,港科大电机系50个老师有5个IEEE Fellow。在有影响的论文方面,大陆论文很多,进步也还快,但也就是全球的平均值,离香港、新加坡水平还很远。

 

 

港科大最缺的一批人才,除了优秀工程师,是创始人。这样的创始人在港科大的毕业生里占1%左右,如果按3%,大概45个人。香港加起来,才120个人。需求是1.6万名创始人,但大湾区只能提供420名,能够满足的比例只有2.6%。

 

再来看优秀工程师。先以港科大计算机系为例,有多少优秀工程师可以用?估计1500人,加上港大、中文、理工,加起来6000多,真实的估计可能也就1000人。当然还有流入大湾区的内地学生,每年中国700万大学生,理工350万,假设5%能够到大湾区,是17.5万,这里面达到标准的估计只有5个百分点,这里就按20%算,也只有3.5万。而实际需要的可能是13.6万。缺口是巨大的。

 

 

《知识分子》:港科大创业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李泽湘:港科大出来创业的学生,也就1~2个百分点,斯坦福我估计有20%,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卡耐基梅隆我估计会有5%,这也是10年前才推动的,原来它研究做的不错,但大部分科研成果没在匹兹堡落地,学生都跑到硅谷去创业了,后来做了很多政策的调整,包括建立了很多基础设施,现在匹茨堡落地的公司才多起来。

 

当然,港科大最近还不错,这些年在新型产业领域还是创办了一批公司。整个香港来讲,有一批叫做“学院派”的创业者,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新的,现有的很少,都是要从学校里面做基础研究,培养人才出来。人工智能领域可以看到,开始有一批独角兽出来。或者这样讲,这些新兴力量,大家很少注意到,大部分还是在水下,5年之后,回头看,这些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批力量,在各个行业将是中国或者大湾区的领导力量。

 

觉醒的地方

 

《知识分子》:松山湖机器人基地除了孵化,还进行人才的培养?

 

李泽湘:基地就是以培养人才,创业孵化来闭环,把产学研做到一体。我们和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合作办机器人学院,培养最顶级的联合创始人或者优秀工程师。我们每年大概有100名学生,经过3年培养,有30%能够有创业能力,而且愿意创业。还有就是找好一些的其他学校的学生,边创业,边学习,基地这边有40个团队。

 

另外,大疆也在努力做人才培养,比如每年做Robomaster(机甲大师),培养苗子。港科大也在进行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行,用新的模式培养,每年可以出30名。

 

《知识分子》:你和广工、东莞理工合办机器人学院,具体怎么做的?

 

李泽湘:我们从设计、机械、电子、计算机、数学,每个专业选一些学生,找了100个学生。然后,对每个专业的课程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引进了许多跨学科的项目课程,他们在一块合作,动手做一些东西。前面两年在本部,寒暑假在松山湖这边,后面两年全部时间都在这里。

 

这也是一个契机,也是从这个课程,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些传统的授课方式学生不感兴趣,我们该如何从兴趣推动,引导学生主动去学。今年的大学生机器人比赛,之前不怎么受关注的东莞理工,拿了全国第三名,把厦门大学、哈工大都干掉了,这至少说明一些东西。会不会,必须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会考试不行,没有用起来。工程师不做个东西出来,叫做工程师?但是我们这些年,医生没有动过刀子,士兵没有打过枪,工程师没有做过东西。

 

《知识分子》:还是很担心老师的水平不过关,师资的问题如何解决?

 

李泽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和学校都在积极推动。老师已经习惯了教了20,30年的讲义,如果要他放弃这些东西,那对他激励是不是够?师资短缺的问题,现在的办法一方面是培训,我们在搞创业园的培训课,大概有40、50个学生,一部分也是老师;另一方面,要用互联网资源,把慕课用起来,加入到课程体系里面去,这些都需要一点点去解决。这些学生一定要通过创业的反馈,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原来的设计是不是达到要求,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知识分子》:地方政府也有意愿建立机器人学院?

 

李泽湘:长沙市政府看完松山湖基地以后,也想打造一个创新基地,已经有一年多了,其中一个部分也做了类似的机器人学院,效果还要评估。这里面有很多困难,比如说如果和双一流的大学合办的话,他有一套双一流大学考核的指标,那学校就要两边兼顾,像拔河似的,我们要按新的模式来做,大学说还按原来的,这个是一个难点。

 

下午宁波市政府的人要来,宁波也要发展新产业,对我们的模式也很有兴趣。宁波本地的学校,蛮认可我们的做法。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顶层的设计,怎么把课程整理好了以后,能够推广到这些地方,包括常州。我们把长沙做了一个升级版,包括南科大,又重新在谈,每个项目都需要花很多精力和资源。

 

好在地方政府要发展这些高科技产业,有需求,有急迫感。之前完全靠招商引资,反正就那么几个可以引的,外资来其实就是在这里生产,哪里更有利了(如成本更低),又跑掉了,自己做是可以本土生长的。这不是招商引资,一过来,工厂一盖,明天就好了,习惯了赚快钱,习惯了快速看到效果的可能觉得有些慢。但要做到有竞争力,要做对了,就要有耐心,前面4,5年投下去可能还没效果,这也是一个挑战。

 

《知识分子》:你从今年4月份从港科大停薪,主要想做什么?

 

李泽湘:现在我想做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这个产业。全国有很多企业,包括机器人,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做各种不同设备的,或者核心部件的,做软件的,他们等于是在一个沙漠里面长出的,要长大,挺不容易。我看能不能做一些梳理,把每个的问题找出来,比如有些是对接大的客户困难的问题,如果你的行业客户都是二、三流的客户,不可能成为一流的设备厂商。我想帮助他们把发展的瓶颈理清楚,比如加些资本,在做这些事情。

 

要做这些就要靠基地,可能会建几个基地。比如在珠三角,这里松山湖,加上深圳,是一个基地;在长三角,可能也会有一两个基地。这些生态链的资源可以先聚焦到基地,从基地再到企业,那就比较方便了。最近主要在推动这些。

 

《知识分子》:除了突破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我听说你还准备办中小学?

 

李泽湘:香港要发展科创产业,人才是个问题。大学也就是1%-2%的学生能创业。好多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在中学就出现了。今年香港的中学升大学考试,所有的状元都想做律师、医生、牙医,读商学院,愿意学理工科的为零。我们搞高科技,怎么办?国内也是,优秀的学生都去商学院去了,这就是问题了。

 

愿意尝试创业的学生,需要有很好的头脑设置,需要很多在中学,甚至小学就有这样的机会。这些创业的学生有什么特点呢?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机器人队的,喜欢玩,这样种下了种子,慢慢发芽,有机会就冒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港科大旁边计划建一所STEAM的创新中学,把松山湖的资源注入到这所中学里面去。具体怎么去设计,包括土地、建筑、运营等都在做,政府还算蛮支持的。

 

传统教育方式急需改革

 

《知识分子》:你之前也尝试直接进入内地高校,直接做一些教育的革新?

 

李泽湘:我在哈工大深研院做过,在南方科大起了个头,然后就失败了。

 

现在教育部也在推新工科,但是有难度。过去教育部推动的都是文章、奖、各种各样的名头,现在可能也意识到了,那套KPI与科技产业脱节,想要做新的。但是,就像一个火车已经高速行驶在轨道上,惯性很大,扭转很困难。教育部推,主流的大学不少就是对付,流于口号。那些学校之间大家都叫着劲,谁要从KPI上稍微少几分,别人就上去了,这是个问题。

 

目前的教育就是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完全是分割的。以今天的眼光看,以前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个三本、中专,读书才读个1年,2年,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他们当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打仗,一毕业就打恶仗,以学备战,以战促学,学战结合。战放在今天就是创新,创业。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一毕业先要工作个十几年,在职场学点东西,凭这个才去创业,而学校学的东西,都是不顶用的一些东西。“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不能把三句话分开,要一体化,既解决发展创新,革新产业,又要解决人才问题。

 

现在我们合作办机器人学院,可能就像当年的改革,在边缘地区,能够有几个试点,让他们长出成果来,这样其它学校突然之间发现,他们走的路是错的,慢慢才能引起注意、改进。

 

《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直接办一所学校,而不用合作办学?

 

李泽湘:现在无论是公办,还是私立,都卡死了。好的生源,都进去了清华,北大,985、211。整个国家科研经费也形成个圈子,是相当大的利益群体,使得新的东西,难解决的问题不容易从顶层看到解决。美国的好学校大部分是私立的,如果没有MIT,没有斯坦福,会有今天的美国吗?

 

这就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创新机制的设计怎么去做。现在国企的创新非常差,60%的资源产生30%的结果,可公立大学的创新,实际比国企还差。这样大学的教育怎么才能好啊,就像前一段很多亢奋的不实的说法,很多错误的东西传到上面去了,也就不知道问题是在哪里。

 

我们现在和地方的公立学校合作,相当于在旁边做一个小的试点,这些试点做成了,就能影响更多。就像在港科大,汪滔他们出来做成了,后面的学生,至少实验室的同样的学生,都愿意跟着出来创业。

 

《知识分子》:汪滔是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李泽湘:对好学生,绝对不应该用传统的帽子去戴。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是国家分配,个人就像个螺丝钉,现在那些观念在市场经济下已经完全瓦解,但我们现在还在用计划经济的东西来套今天的大学、学生、老师。

 

《知识分子》:我们的教育太单一模式了?

 

李泽湘:在我们的体系里面,绝大部分人是有一个常规的,标准的成长路线,好好读书,然后出国,进国外的公司,对中国社会的改变有什么呢?他可能只是利用了社会资源。很多去了国外的,读了书的,跟着大家一样拿个绿卡,有个身份。他年轻回来也没人理,国内只认帽子。你要是在国外哪个大学拿了教授,有个什么title, 国内给你弄个长江,千人什么的,我们一路都是戴帽子,这个才叫成功;不戴帽子,那就没人认识你。包括地方政府,人才引进,也把高校的那套东西搬过去,要引进院士,千人,都是引进一些帽子,这些人做产业,难道比汪滔他们这些没有帽子的强么?马云有没有帽子,马化腾有没有?没有帽子也能够做产业。

 

做成一些事情得有想法,你得敢做和大众想法不一样的东西,还得清楚一步步怎么去组织人去做,又没资源,又没帽子,让别人至少跟着你去做,而且还能一步一步做成,做些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不靠谱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失败中摸索。我们的中小学、大学教育,不鼓励这种人,没有空间给这种人。

 

《知识分子》:我们的环境确实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李泽湘:硅谷,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拥抱失败,容忍失败,很宽容的环境。美国很多地方也想复制硅谷的成果,包括新泽西,当年有贝尔实验室,有很多原创性的科技,有华尔街,有资本,有普林斯顿,有大学,也想做,却没成功,根源就是对失败的容忍度不够。你看华尔街,一个人某天要失败了,第二天的信用度就没了,它是以成功来聚集信用。但是硅谷宽容失败,创业过,失败过,别人反而愿意投资。

 

《知识分子》:你对教授创业有怎样的建议?

 

李泽湘:不见得每个教授都适合自己去挑头创业,因为创业花很多时间,但是教授对创业了解,对初创公司有过经历,就能够知道带学生的时候怎么去引导学生,发现有创业潜力的学生,帮助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原来在科大带机器人队伍,差不多每年都能发现一个团队,20几个学生,帮助他们起来创业;后来我没教那门课了,另外一个老师,他再带队的时候,成绩每年都很好,但再也没有一个创业团队从那出来。当学生有一些那种想法的时候,老师看不见,或者是需要一些鼓励的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我们大量的有潜力的学生,在这个系统被抑制了,没办法去发挥;倒是那些成绩好的,按传统的标准来的,得到老师的鼓励和认可,也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知识分子》:现在高校的技术转化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储健案、付林案?

 

李泽湘:要成为一流的学校,一定要有一流的政策。大学老师,学生创业,一定要有很清晰的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去做,不会有任何风险。世界一流,没有一套一流的体制在那,就是口号。老师要么是滥用这个系统,要么是无章可循,一大段原罪在那里面。

 

港科大就很清楚,老师可以一天在外边,收入多少不需要预先批准。学校的孵化器,学校会占点股份,3个点,30万港币封顶;卡耐基梅隆大学是5个点,200万美金封顶。可国内,清华或者北大,有点像国企。我们没有人去想,这些政策怎么才能理顺。老师、学生去创业,去转化,一直国家要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了,还是没办法,很容易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宁愿把那些东西烂在窝里,也没有人去冒险。这些障碍都需要顶层设计去破除。但是我们谁去做这个顶层设计?我们没有部门去把这些问题好好解决。

 

《知识分子》:港科大确实在技术转化方面限制很少。

 

李泽湘:港科大比较幸运,当时制定政策的是吴家玮校长和王佑曾副校长。王佑曾原来是伯克利电机系系主任,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很多学生、公司都很有影响。他还是白宫科技办公室的副主任,制定过美国的很多科技政策。他在港科大,把伯克利,斯坦福作为参考,同时做的更开放一些。港科大是3个点,30万港币封顶,学校占的很少,这就有利于项目走出去,老师在外边做事情,都是蛮宽松的。而其它的香港的学校就有一定差距,操作起来就很麻烦,大家要不偷偷干,要不不去干。就像一个公司,一定要把产品的性能做到极致了,才能成功,而政策方面,如果不做好,就会出很多问题,所以,这也就是内地很多学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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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现任主编为周忠和、毛淑德、夏志宏。知识分子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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