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胡升华（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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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4日，北京的霾特别重，下了班老老实实回家看电视，结果就看到了重磅新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下称《意见》）。

 

会议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

 

新闻播出后，期刊界同仁奔走相告，喜不自禁，似乎看见了驱除期刊人头顶上“雾霾”的希望。

 

最近几年我“在刊言刊”，一直发博客、写文章，并接受了《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的采访，“好言” “危言”讲了不少，奔走呼号，算是对科技期刊的环境改善付出了点苦劳，非常期待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环境有实质性的改变。

 

由于几位同业朋友参与了《意见》的起草，我对《意见》早有所耳闻，知道是近年对科技期刊发展推动最得力的部门在主持《意见》的起草，起草小组的专家堪称当下国内期刊界的权威，他们对国际国内期刊业发展有深入的了解，对期刊发展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对国情也了然于胸，所以《意见》应该是当前环境下的最佳文本。

 

我在接受完《科技日报》的采访后，被几个朋友冠以“胡大嘴”的“雅号”，既然已经“胡大嘴”了，就在没有看到全文之前，按照既往风格发几句议论，不对或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科技期刊发展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什么？

 

显然不是科研产出不足，不是科研投入不多，而应该是如何摆正科技期刊的定位和属性。估计《意见》暂时还没办法触动这个牵涉面比较大的话题。

 

在不久前召开的633次香山会议这个鼓励畅所欲言的特殊场合，我提出了这个根本问题：科技期刊是属于上层建筑还是属于科学技术范畴？改革是否可以彻底一些，不要继续用上层建筑的管理方式管理科技期刊？

 

1975年7月胡耀邦接受邓小平委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他的任务是要在科技领域拨乱反正，恢复科技工作秩序。要在科技领域拨乱反正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怎么看待科技工作；其二，怎么看待科研人员。

 

胡耀邦很睿智，试图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理论突破口。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科学研究就不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了，科学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生产者”、成为“劳动者”，而不是“臭老九”了。结果，胡耀邦没有成功。他在邓小平幕后支持下精心编制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被当作大毒草，与邓小平一起受到批判。“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后，科技领域拨乱反正得以进行，科技大发展的局面得以产生。邓小平随后进一步断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也被归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期刊碰到的问题是不是有点类似呢？个人认为，科技期刊是科学技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肯定受上层建筑影响，反过来也为上层建筑提供支撑作用，但它本身不应该被赋予上层建筑的属性。

 

2.如何解决“上面文件、意见”和“下面贯彻执行”两张皮的问题？

 

许多专业性很强的“上面文件、意见”都浸透了大量顶级专家的智慧和苦心，但很好的专业设计执行起来往往走样，这是个难以医治的痼疾。“下面”认识水平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决策过程要科学、权力使用不能走样，当然还要抑制一些不良行政惯性。但“上面文件、意见”往往管不到这几样东西，顶级专家有充分的专业知识，但对权力的运作其实了解不多，即便了解也鞭长莫及，因此，不太可能设计出一套有效的过程管理，以保障“上面文件、意见”的实施效果。

 

3.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期刊？

 

传统上大家一般认为科技期刊有四个功能：注册登记（解决学术优先权问题）、质量控制（编辑选择与同行评议）、生产传播与长期保存。用科技期刊的这种功能定位，难以说服一线科学家倾心支持中国期刊。从科技无国界、学术无问西东的视角出发，科研成果发在国外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并无什么不妥。

 

未曾想，在数字出版与互联网时代，期刊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有过长篇论述，这里只强调一点：传统出版时代，一册册分立的期刊只是一个个独立的物理存在，不论如何堆积、关联都起不了化学作用，期刊资源集聚本身不具备产生新知识的能力、不具备制约他国科研工作的威力。但是，现在不同了，优秀的科技期刊成为优质科研大数据的抓手，看国外一个个好刊也并不可怕，但看“整片树林”，问题就严重了。类似爱思维尔和斯普林格-自然这样的期刊出版和数据经营大鳄，通过掌握规模化数字资源、平台技术和数字决策工具，已经成为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下的一个基础条件，同时也就成了对科研工作一个强大的制约条件，系统性地把我们这个科研产出大国远远地甩在身后。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极端情况，我们在科技数字资源的利用上分分钟都能被卡住脖子。更何况，网络技术、语义分析、算法、数字决策工具等等可以使数据本身发生化学作用，产生出创新性成果。我们对这种变化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更谈不上有效应对了。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科研成果创造与科研成果经营已经变得密不可分，把科研成果的经营拱手让人显然是一种战略短视。举全国之力，在基础学科和优势学科领域建成几个一流期刊应该不算太难，但要在国际科技数字资源的竞争中收复大片的失地，夺回数据话语权，并不容易。

 

愿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早日收复我国科技期刊数字资源失地，尽快弥补这块战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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