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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上海即将开始强制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其中的一些举措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例如撤桶并点、定时投放。实际上,上海从2011年就开始在多个小区进行了垃圾分类的试点,上述举措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博士后李长军长期从事上海社区垃圾分类的研究工作。在本文,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就上海垃圾分类的问题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撰文 | 李长军
责编 | 夏志坚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人均垃圾产生的量越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大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例如上海、北京每天产生近2.6万吨的生活垃圾,且由于近年来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人均产生量还在快速增长中,垃圾问题形式严峻。
 
更加棘手的是,随着人们对于环境健康问题的关注,由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引起的邻避现象常常发生,且易引起大规模群体事件[1],所以各大城市建设新的垃圾处置设施(填埋场、焚烧厂)正变得越来越困难。现有的填埋场很多都面临即将饱和与封场的情况。
 
越来越多的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后端处置能力难以快速提升的矛盾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上海的经验
 
居民源头垃圾分类被认为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关键,一些国家已经实践了几十年,像日本、韩国、德国等。我国从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垃圾分类试点,但是由于各地分类标准不统一、缺乏配套的处置系统以及忽视前端减量化等原因而未能成功。
 
从2011年起,上海开始实施新一轮垃圾分类,经历了从试点为主到现在全面铺开的过程。与之前的分类试点不同的是,上海市垃圾分类从开始就是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置的全流程分类,而且重点强调了干湿垃圾分类,即将湿垃圾(厨余垃圾)单独分类、收运和处置,而干垃圾仍旧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理。
 
将湿垃圾作为分类重点是由我国生活垃圾组分特点所决定的。我国城市平均湿垃圾所占重量比例为64%,部分东部城市超过70%,而其他国家平均为46%[2]。过多的湿垃圾在收运和处置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
 
一是湿垃圾会污染可回收垃圾,使其价值降低或者无法回收。二是湿垃圾无论填埋还是焚烧均不易处理——填埋会产生渗滤液和沼气[3],而渗滤液处理工艺复杂,成本高,且现有工艺存在较大争议;焚烧则存在热值低、渗滤液多、飞灰多等问题[4],焚烧时因热值低易产生有毒污染物(二噁英等),所以需要增大成本以控制污染物的产生。
 
实际上,湿垃圾并非一无是处。纯净的湿垃圾可以通过好氧堆肥和厌氧产沼的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所以如果能将占主要成分的湿垃圾单独分类、收运和处置,填埋场和焚烧厂的垃圾处置量会减少,运行状况会更好,产生的污染物也会减少,还会得到一些可用于林地的肥料和可用于发电的沼气。
 
2014年我刚开始研究垃圾分类问题的时候,上海尽管只有少部分小区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但是仍然有干、湿两种垃圾收运车进行分类收运,并进行分类处置。
 
而且为了保证后端设施的稳定运行,对分类试点小区提出不分类不收运的政策,并对保洁员提出二次分类兜底的要求,同时对保洁员按照小区湿垃圾分类桶数进行补贴,以提高保洁员的积极性。虽然这个措施在长期实施后显示出了副作用:即部分社区由居民一次分类为主慢慢演化成保洁员二次分类为主,但是该措施一方面解决了部分小区分类实效差、湿垃圾污染干垃圾的问题,并补充了保洁员的收入。
 
在上海前期进行分类试点模式的探索过程中,一个社会组织(爱芬环保)的模式引起了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的注意。
 
与政府主导模式不同的是,爱芬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发动社区自身的力量进行垃圾分类,包括硬件改造(撤桶并点、改造厢房、配置分类桶等),社区宣传(上门宣传、志愿者招募培训和值班、年底表彰等),社区规则制定(成立社区分类工作组,协调各方实施各自措施等)。根据我们课题组的长期跟踪和研究结果,采用该模式的很多小区多年后垃圾分类依然效果较好。
 
通过对爱芬模式的研究,我们发现影响垃圾分类前期成功的三大因素包括:配套的分类设施、居民认识到自己是垃圾分类的责任主体、志愿者及值班制度。
 
其中志愿者是推动社区垃圾分类成功的关键因素。志愿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志愿者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服居民,确信政府在执行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时具有较高的严肃性和认真性,继而使居民将垃圾分类作为其自身的一种公民义务来对待;另一方面,志愿者通过“上门拜访”、社区宣传等方式向居民传递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以及居民垃圾分类的责任;最后志愿者在早晚投递高峰时间站在垃圾厢房旁边,亲自向每一个居民展示如何做垃圾分类,并提醒、鼓励和规劝居民。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社区内的“人际互动”,促使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例如,我们的研究发现“上门拜访”能够促进居民干湿垃圾分类捕获率(分类的湿垃圾占总体湿垃圾的比例)从45.2%显著上升至57.7%[5]。
 
 
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进程中,上海垃圾分类立法的工作也不能不提。上海垃圾分类的立法包括了2014年施行的《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和今年2月表决通过并将于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作为首部具有法律效力的垃圾分类地方法规,《条例》关于分类中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立法和要求,以保障全流程分类的实施,例如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建立了分类投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中的相互监督机制,强调了基层政府组织的领导作用,并将建立各类源头减量机制作为《条例》的重要部分。
 
公众的质疑
 
在上海市宣布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之后,《条例》中的两条规定“撤桶并点”和“定时投放”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和质疑,不少人认为这将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不少的麻烦。
 
下面我将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这两项规定的现实逻辑做一点说明,同时为政策的施行提供一点可行的建议。
 
1.为什么要撤桶并点?
 
上海社区中存在三种垃圾分类方式,一种是撤桶并点方式,即将楼上、楼下的垃圾桶撤掉,建立新垃圾厢房,定点分类投放;另一种是加桶方式,只在干垃圾桶旁边加湿垃圾桶;还有一种是近期关心比较多的定时定点垃圾分类,即在撤桶并点基础上加上定时投放。
 
在我多年走访和调研的经历中,加桶方式社区只有一个成功,其余全部失败了。唯一成功的加桶小区是一个社区自治能力超级强的小区,有工作能力超强的居委会、楼组长和共产党员,居民极其配合,不具有广泛复制的可能。而撤桶并点和定时定点方式则有很多成功的小区。从结果来看,撤桶并点几乎成为垃圾分类的必经过程,其原因可以从志愿者的角度来说明。前面提到了志愿者在垃圾分类中起到关键作用,如果社区内有多个投放点,而志愿者的资源有限,无法做到每个投放点都有值班,那么志愿者促进的居民就有限,无法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2.为什么要定时投放?
 
公众普遍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定时投放的问题,这让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投放垃圾的权利了。
 
之所以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区内的志愿者只能在早晚高峰进行值班,但是很多居民会错开值班时间进行混合投放,从而影响社区垃圾分类效果;二是当社区垃圾分不好类时,保洁员既要打扫卫生,又要二次分类,压力大,负担重,难以兼顾,导致厢房脏乱差,居民因此感受不好,更不会分类,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定时投放+志愿者值班的方式既堵住了“走捷径”的居民,也减轻了保洁员的压力。保持厢房的干净整洁,也会让居民更加愿意接近厢房,进行垃圾分类。
 
因此建议基层政府在推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注意前期的沟通和协调,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尽量采取先撤桶并点、再分类、最后根据结果来看是否定时这样稳步推进的过程,避免从不分类直接短期内过渡到定时定点分类。同时定时定点后的各种配套也要跟上,包括前期投放点、投放时间的选择和通知,延时投递点的设置,投放点的垃圾桶数量配置,保洁员的及时打扫和清理,与居民的反复交流和解释等。
 
另外一个解决思路是,既然社区采取撤桶并点、定时投放等措施是因为社区志愿者存在数量不足或部分能力不足的问题,那么能不能有一些方法能够将志愿者的数量和能力进行提高呢?
 
我们课题组的负责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玛丽·哈德教授一直在建议建立上海市的志愿者网络,将全市所有的志愿者集中培训和组织,打破现有的各社区志愿者各自为战、能力层次不齐的问题。通过各种样式的培训,提高志愿者的综合能力,未来不仅可以专注在社区垃圾分类,也可以在社区教育、养老服务等其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公民的责任
 
近期公众反应强烈,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社区没有进行分类前的沟通和交流,也没有经历过垃圾分类、撤桶并点等过程,直接从不分类跨越到定时定点分类,很多居民会不习惯,不理解。而且很多人对于垃圾分类没有概念,没有真正分类过,认为分清各种垃圾麻烦、脏。所以建议社区注重配置人性化的设施,像遮雨棚、灯光、洗手池、除袋器等,要充分考虑到居民的各种不方便。
 
实际上当居民真正开始垃圾分类之后,就会觉得前面所害怕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只是在厨房内多加一个垃圾桶,将做饭产生的边角料和饭后剩菜这些主要湿垃圾分出来就可以了,而且政府和社区在推进过程中也没有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要求100%的正确率,而是有一定的容错率,居民不用担心。
 
当然,在政府和社区为垃圾分类努力的同时,公众也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作为垃圾的生产者,很多居民实际上没有认识到“垃圾围城”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认识到垃圾分类是每个产生垃圾的居民的责任。环境治理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谁污染,谁治理”,所以产生垃圾的居民要负起自己的责任,进行垃圾分类。
 
公众也应被鼓励多了解垃圾问题,参观垃圾处置设施,直观地认识到城市的垃圾问题,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同时了解到分类后的垃圾都是被有效地收运和处置了,而没有被混运后一起填埋或焚烧,居民的垃圾分类是有结果的、有价值的。相应地,政府应加大各种垃圾处置设施对公众的开放。
 
最后建议热心的居民可以成为社区志愿者,帮助和影响更多居民开始垃圾分类;有意见的居民也建议多和基层政府进行沟通交流,提出意见,减少对抗情绪。
 
只有靠大家的努力,垃圾分类才能成功。
 
听说,垃圾分类的讨论已经风靡全国,同学,你如何看垃圾分类?
 
参考文献:
[1] 邵 青. 协商治理视角下邻避效应化解的策略分析—以杭州市和仙桃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9(22): 181-184. 
[2] Zhuang Y, Wu S W, Wang Y L, et al. Source separation of household waste: a case study in China[J]. Waste Management, 2008(28): 2022-2030.
[3] Zhang D Q, Tanb S K , Gersbergc RM.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 China: stat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Management, 2010, 91(8): 1623-1633.
[4] Cheng H, Hu Y.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as a renewable source of energy: current and future practices in China[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0, 101: 3816-3824.
[5] Dai Y C, Gordon M P R, Ye J Y, et al. Why doorstepping can increase household waste recycling[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5, 102: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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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现任主编为周忠和、毛淑德、夏志宏。知识分子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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