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叶水送

近年来，中国生命科学快速发展。基础研究取得的进展对工业界的应用亦有很大的促进，科学家创业已成为趋势。海外优秀人才不断回国，加速了中国生命科学创新创业的浪潮。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生命科学创新创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6月初，“知识分子”和 BioBAY 共同邀请了上海免疫学研究所副所长李斌博士、百济神州公司生物药部门总监张彤博士、耶鲁大学免疫生物系助理研究员王俊博士、元生创投合伙人李国春博士等嘉宾，在苏州金鸡湖路演中心做了一场有关“科学家与企业家对话”的沙龙活动。活动聚焦肿瘤免疫的科研成果转化、细胞治疗监管、中美摩擦对两国科研及产业合作的影响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01  肿瘤免疫，不能为了转化而转化

 

问1：就肿瘤免疫领域来说，科学家如何将自己的研究转化到应用领域，企业家如何找准方向来布局企业的研发管线或投资？

 

李斌：我觉得这一领域的创新创业需要找到好的团队，科学家需要跟企业家合作，要跟有经验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做。

 

张彤：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想知道一个靶点是否是好的，首先需要做好基础研究，验证靶点的有效性，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和标准来决定是否需要深入研究，另外公司内部决策委员会还会比较该药同现有的同类药物有无优势，以及同公司现有的研发管线有无互补等。

 

王俊：我觉得科学家、精通临床信息的医生或者专家以及企业家，这三方的有机合作对于肿瘤免疫研究转化非常关键。首先科学家要有清楚的定位，并不是每个科学成果都有转化的潜能，这需要经过专业的分析和市场调研以及对研究成果的用途进行客观和前瞻性地思考，而不能为了“转化而转化”。

 

就肿瘤免疫药物的开发而言，基于基础研究的结果对其临床前景进行客观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时候动物模型上得到的结果到临床上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在这一过程需要有熟悉临床的医生以及专家来参与；其次，科学家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布局，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国际范围内的专利保护。

 

在以上两点基础上，找准合作团队，同企业家特别是专业经理人领导的团队进行合作开发。尤其注意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作往往像是一场联姻，两者往往说着不一样的语言，有时候不容易沟通却又非常依赖对方，而且一个好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反之亦然，所以双方要彼此尊重和欣赏，明白各自的优势又不能相互干涉太多。

 

李国春：我觉得合作需要有自我预期。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想法是一个产品，而不是一个想法，另外我觉得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要增强合作。

 

 02  医药领域出海或可“先辐射南亚”

 

问2：在肿瘤免疫领域，有很多国际合作，不管是基础研究、临床试验、还是中美的跨国投资，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否有影响？

 

李斌：以上海免疫学研究所为例，这周我们所就有四个来自国外学者的讲座。我觉得合作是主流，科学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虽然现在遇到一些问题，但它是短期的，只有合作才会促进双方的科研。

 

张彤：从研发角度来说，近年来我们的确从国外引进一些药物回来，但不知道出现摩擦之后，这些交易的难度是否会增加，我不是很清楚。

 

王俊：这个话题最近很多人都很关注。就我听到的消息，目前至少在美国东部，不管是华人教授还是美国教授，他们的策略是倾向于减少（国际）合作。虽然有些人胆子大，认为向学校披露了就行了，因为原则上说这是可以的，但有时候还是不能保证不会有潜在问题，目前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办法。不管怎样，我也觉得因为（未完全披露）就把教授开除是不应该的，当然我也希望国际合作需要 on the table（公开透明）。除此之外，临床实验和医药投资有很多也是公司与公司、公司与医院之间的合作，这方面有多大程度上受到中美摩擦的影响，我不是很清楚。事实上，国际合作很重要，以PD-1／PD-L1靶点相互作用的发现为例，它当年也受益于国际合作，Tasuku Honjo在日本，而他的另两个合作者（Clive Wood 和Godon Freeman）则在美国。

 

李国春：中美之间虽有摩擦，但斗而不破。美国现在出现保护主义，但作为一个国际人，需要有法律保护意识，美国法律是一个严格的体系，有些事情走法律程序，要坚决走法律程序。在投资方面，美国认为中国乘着国际化的东风，占了他们的便宜，不过我觉得，医药领域出海也可以先辐射到南亚，不一定要去美国，然后赶超或与国际接轨。

 

 

 03  体细胞治疗需要“高质量的监管”

 

问3：此前卫健委发布《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表示具有一定资质的综合性医院，在达到要求后，即可自行进行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给病人体细胞治疗项目，业内对此意见较大，并认为此举可能会催生下一个“魏则西事件”，对此各位如何看待？如何对国内的细胞治疗进行有效监管？

 

李斌：我在上海同好几个大型医院进行合作，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做项目需要通过医院伦理、学术委员会审批等程序，整个流程很严格。如果按照这个流程走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细胞治疗需要往前推动，如果不推动就没法做了，以前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先往前走，遇到问题，再想办法解决。

 

张彤：我觉得准入的标准要划高一点，虽然都说是三甲医院，但也有好有差。这项征求意见稿的好处是给病人更多的机会，同时也给医院创造更多的收入，但这中间也会涉及到监管和资质的问题。另外我觉得，目前细胞治疗同质化问题很严重，如果所有的医院都是针对CD19的细胞治疗就没必要每家都要上，这是资源的极大的浪费，而如果不同的医院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案，这样患者选择的余地也会更大。

 

王俊：细胞治疗同大分子治疗差别很大，药物化学生产工艺控制（CMC）很难做，而且每个医院做出来差异很大，这也是当年魏则西事件出现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现在要避免这样的问题。虽然征求意见稿里面说要具有一定的资质，但很多内容是医院自己来规定的，医院的专家委员的专业水准和判断也差别很大，出了问题该如何解决还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事实上，基因编辑的监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考虑到可能遇到不同的风险，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监管，而不能下放到医院。

 

李国春：我觉得需要严格的科学、伦理，卫健委需要有统一的规则而不能下放到医院，不同的医院标准会不一样。事实上，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也有自己的机会，有些西方不愿意做的，有一些伦理禁忌，如干细胞治疗、脐带血等，中国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04  肿瘤免疫还处于“青少年期”

 

问4：目前，肿瘤免疫发展到哪个阶段，早期、快速成长期，还是成熟期？

 

李国春：我觉得免疫治疗仍处于青春叛逆期。

 

王俊：我觉得我们已经打开了一扇大门，虽然目前不知道这个门里面到底有多少好东西，但我坚定地相信：如果我们把肿瘤的免疫调节做好了，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治疗癌症——问题是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关键的元件，以及学会如何控制它，这需要时间。

 

张彤：我觉得肯定是成长期，但可能已经过了野蛮生长期，现在比几年前更冷静，PD-1之后出来的一些新的免疫检查点治疗的初步临床数据已出来，但没有令人非常振奋，所以大家的脑子开始冷静下来，以后联合疗法还是其他策略的治疗提高肿瘤免疫的治疗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李斌：我觉得还是青少年期，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突破，但对人体免疫仍了解得太少，如果了解更多的话，我们就知道更多的原创靶点以及新药发现的机会。

 

关于BioBAY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是国内一流的生物医药园区，吸引了很多一流的学者前来创业。同时也有很多企业专注于这一领域的创新创业。目前，BioBAY内生物药主要集中在肿瘤免疫治疗、分子靶向药物等领域新药的开发，涵盖了PD-1/PD-L1、CD20、CD137等全球多个热门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