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去年开始，美国政府开始调查外国势力对于科研和知识产权的影响，在美华人学者成为重点调查对象，多位华人学者被指控存在违规行为，被迫辞职或退休。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教授Thoru Pederson认为，国际合作中很多此前被允许的行为现在被认为违规，是因为美国对知识产权的界定并不清楚，这就使得一线的科学家也难以分辨哪些属于知识产权的范围。Pedrson指出，所有的调查都必须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任何指控被证实前，他都站在国际科学家这边。

 

指控被证实之前，我站在所有在美工作的国际科学家这边

 

撰文 | Thoru Pederson

翻译 | 杨海涛

校译 | 杨岭楠

责编 | 陈晓雪

 

《但以理书》由E. L.多克托罗（E.L. Doctorow）所著，它 [1] 被归为人们所熟知的 “非虚构小说” 。“非虚构小说” 的先锋开创者是著名的约翰·赫西（John Hersey），其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史诗级的系列作品《广岛》，这成为他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多克托罗的著作是根据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案（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 case）创作而成的。这对美国夫妇被指控为俄罗斯间谍，后被审判、定罪，被判死刑。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回想起1953年6月19日那天，我居住的纽约州雪城（Syracuse, New York）被沉默所笼罩，每个人都守在收音机旁。而罗森伯格夫妇的两个儿子长期以来一直坚称他们的母亲是无辜的，有些仔细审看过证据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01 坐标休斯顿

 

今年4月，世界最顶级的癌症研究和治疗机构——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安德森癌症中心迫使两位员工辞职，并解雇了另一名雇员。对第四位科学家的调查已经中止，而对第五位科学家的调查当时仍在进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去年8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致函一万多家美国研究机构，提醒增强对外国人可能进行的偷窃活动的意识，特别是在窃取知识产权方面的 “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采取行动，向各机构致函，提醒特别留意已被联邦调查局锁定的可疑人士，其中五封信送抵安德森癌症中心。

 

《休斯顿纪事报》（The Houston Chronicle）曝光了这件事，但它的报道以及后续的媒体报道，乃至《科学》对同行科学家们急切寻求的细节信息的报道都是混乱不清的。虽然我们感到沮丧，但相关机构将这些事件作为高度机密来处理是恰当的，因为这些指控是由联邦调查局提起的。看上去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违规行为大约包括以下一项或者多项：（1）科学家在美国和中国机构有双重任职； （2）科学家由中国机构所资助； （3）科学家向中国的一位或多位同事传递可能需要保密的信息。如果说这些指控听起来不准确，那是因为在撰写本文时我们对这些指控的了解还不够准确。然而从广义上讲，我们还是能够对它们加以讨论的。在此之前，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虽然历史的长远审视并不总是通往纯粹真相的途径，但基本上都能提供一些相关的参考。就这件事而论也当如此。

 

02 科学的西方与中国：昔日盟友

 

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和中国整体形势一样，都是封闭的，偶尔也有一些勇敢的人进入这个世界（马可·波罗当然可谓代表人物）。进入现代时期，我们要感谢英国胚胎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他对动物发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与雅克·勒布（Jacques Loeb）一样认识到发育背后的生物化学原则。此外，他还试着以某种方式创立了中国科学史的学术宏图，这在当时乃至今日仍然独具一格。1944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曾考虑访问华盛顿，但没有成行。三十年后，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的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就此事撰写了一篇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回顾性文章 [2]，推测如果毛泽东当年到访华盛顿，美中关系的进程将如何演变。

 

时值塔奇曼文章发表同一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可谓一个大胆的举动。尽管后来他的政治生涯终结，但他和他的顾问们对于此事的论调并非完全是言不由衷的。在不光彩地离任总统职位几年后，尼克松在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访谈中被提问其曾经的最大成就是什么。他回答说：“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 在那个场合下，前任总统说的应当是真相，至少在他眼里如此。

 

1973年，当时还在任的尼克松总统组建了一个科学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他任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蛋白质生物化学家埃米尔· 史密斯（Emil L. Smith）（图1）为团长。大约在同一时间，康奈尔大学的植物分子生物学家吴瑞（Ray Wu）（图2）满怀热情发起了一场与中国科学家建立联系、开展合作的运动。史密斯、吴瑞和其他美国生物科学家所做出的崇高努力与化学和物理领域的科学家们所做出的贡献不分伯仲。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努力都发生在中国 “文化大革命” 顶峰时期。“文化大革命” 这个名称具有误导性，它其实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所以，我们须记住，史密斯、吴瑞和其他科学家们其时接触中国同行的那分小心谨慎。我就曾在1980年访问中国时亲眼目睹了毛主席那场可怕运动的余烬，并在一篇文章中有过记述 [3]。

 

 

03 最近的案例

 

安德森癌症中心事件尚不明晰，还在诉讼过程中（见上文），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有限信息对某些层面的问题加以推断或合理推测。该机构雇佣的一名或多名科学家在中国可能还有第二份工作，甚至在那里开设了实验室。其中一人或多人可能通过中国的千人计划获得了资助。可能这些科学家中的一人或多人还向中国科学家传递了各种文件（例如资助申请资料），其中可能包括保密的信息。让我们审视一下这些疑似发生的事件，从广义上来思考科学家及其所在机构的行为准则。

 

04 审查清单

 

首先是双重任职问题。如果一家学术机构的雇员（在这种情况下是一名教职人员）与她的丈夫在外经营一家景观设计公司，而且是在该机构规定的时间和工作限制范围内，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此教师与另一所大学、研究所或公司有正式的雇佣关系，大多数美国学术机构会要求披露此情况并对其进行审查，并在必要时根据机构的相应政策，进行善后处理。当然，将受雇情况坦诚告之的责任是由教职人员承担的，在涉及到所有与外部活动和利益冲突有关的机构政策和程序时都是这样处理的。

 

中国政府于2008年创建了千人计划，主要是为了鼓励那些在国外已经接受过科研训练、正在接受培训或已经担任学术职位的华人科学家（ethnic Chinese scientists）回国效力。有些评论者盛赞千人计划的成功，而有一些人则认为效果未达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已将其视为对美国新兴技术的威胁。

 

千人计划有一个部门为尚在境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Chinese scientists）提供资金。按照常规，任何外部资助都要通过接受方所任职机构的相应办公室进行往来。在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案例中，看起来似乎这名科学家或这几位科学家通过千人计划得到的资金受到机构的审查，其中包括知识产权的协商。然而，也有可能在一些机构不知情的情况下，千人计划的资金到了这位科学家或这些科学家的手上。但我对后一种可能性是将信将疑的。

 

另一方面涉及到的是各种不同层面的科研共享。在通常的合作过程中，如果与其他科学家开展合作，无论身在何处，都会进行信息共享。可能是一个想法（例如，“我们正考虑尝试一下这个想法，你怎么看？”）、最近的研究结果、整个研究发现，或者是还在起草中的手稿、已提交的手稿、或已发表的文章。它也可能是草拟的、已经提交或已经获得批准的资助申请。这些都是通行的做法，但我猜想我们很多人在这样交流时没有意识到此类信息的实际所有权。具体到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其中一个事例，可能的情况是提交给联邦机构的资助申请的所有权由该机构持有，而不是由科学家持有。上面提到的第二个方面所隐含的是，在其中一个事例中，科学家与中国同行分享的信息可能包含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并且传递的信息确实被认定涉及知识产权，乍一看知识产权是归机构所有的，但这里还存在着恼人的不确定性。这些信息有没有披露给安德森癌症中心？这恰恰存在漏洞。大多数机构的政策都让科学家“决定”实验室中的一系列结果何时才算构成一项发明。而机构的专利办公室此前一直处于不知情状态，尽管该办公室成员会定期探访实验室。这成为了学术机构在知识产权管理时遇到的系统性问题，而一线的科学家很少能够根据美国专利法衡量出哪一步才构成了发明，这才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世界各地的专利法各不相同，但就美国而言，大多数科学家并未意识到，分享任何透露实际发明步骤的文件、手稿、资助申请等都将被视为公开披露，根据美国专利法规定，这通常都违反了对优先权的要求。在安德森癌症中心案例中，我们不知道科学家或科学家们是否向该机构披露了该项发明，如果是，该机构是否已申请专利保护。严格来说，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是否侵犯了知识产权，因为我们对这些事例的了解实在非常有限。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文中提出的更为普遍性的审查清单问题能够具有建设性作用。

 

最后，这次事件还关系到种族和族裔的问题。联邦调查局提起诉讼的案件可能包括在美国工作的多国科学家。但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被涉及的是华人科学家（ethnic Chinese scientists）。经验告诉我们，试图笼统地下结论并推断的倾向是有害的，20世纪以及过往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

 

如果发生了任何不当行为，要让机构在它们所掌握的范围内进行调查。如果联邦调查局有合理的理由要求机构这样做，也属于法治范围。但除此之外，任何其他行为都格外提醒我们想起美国曾经的黑暗时期 [4]。

 

在任何指控被证实之前，我站在所有在美国工作的国际科学家这边。

 

Thoru Pederson

美国实验生物学联合会会刊 

（The FASEB Journal）主编 

 

 原文链接：https://www.fasebj.org/doi/abs/10.1096/fj.190701ufm

 

补充说明：

在这篇社论即将发表之时，埃默里大学的一件案例被报导出来，最终结果是两名教师被终止了工作。

 

致谢：

作者也是他所在机构的科研诚信办公室官员（the Research Integrity Officer），这赋予了文章主题以某些视角。但这里表达的仅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实验生物学联合会的观点。感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海燕推荐本文并在版权协调等方面给予的帮助。

 

版权声明

原文标题“Exporting” American Scientific Discoveries：Reflections and Circumspection，2019年6月28日首发于美国实验生物学联合会会刊 （The FASEB Journal），《知识分子》获授权翻译转载。

 

[1] Doctorow, E. L.(1971) The Book of Daniel, Random House, New York

[2] Tuchman, B. W.(October 1972) 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an essay in alternatives. ForeignAffairs 51

[3] Pederson, T.(2016) Remembering (Painfully)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FASEB J. 30,2997–2998

[4] Hellman, L. (1976)Scoundrel Time, Little Brown, New York

▼▼▼点击“阅读原文”，与知识分子一起悦读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