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宋宇铮 责编 | 陈晓雪

“你的命运早在出生那一刻起便被决定了。”类似这样无力的话，不知曾在多少苦闷的年轻人的脑海中回荡。

 

因为没有生在大城市，他们从小就面临教育资源匮乏的残酷，有的在淘汰率过半的中考前便临阵脱逃去东莞流水线旁做了普工，有的即便是跻身故乡前百分之一的天之骄子，长大后为了一纸户口也很可能去选择一份收入更低的工作，或者拿着和同事一样的工资却只能一半留给自己，一半留给房东。

 

以上是在中国很多人身上可以看到的事情。而在全域高度发达的英国，答案亦显得颇为沉重。

 

近日发表在《城市经济学》上的一项基于1991年-2009年间对英国7500名居民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一个1971年出生在伦敦的人，平均比同年在曼彻斯特出生的人多挣6.6%，比在利物浦出生的人多挣9.3%。

 

光是生在大城市就可以让一个人拿更高的工资，这一结果可能让生在小城市的人们感到绝望。

 

但别慌，凡事我们要多问几个 “为什么”。

 

原生城市规模对个体成年后收入影响的机制究竟是什么？一句笼统的 “阶级固化” 显然不能完全解释。因此，上述研究的两名作者法国经济学家 Clement Bosquet 和英国经济学家 Henry Overman 首先根据已有的经济学知识提出了三种机制假说，并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别验证。

 

1. 规模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使大城市效率更高并聚集了更多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即律师、医生、教授、投行分析师等具有严格且可量化入行标准的职业），而这些人的资源与能力也传输给了他们的下一代，这被称为 “代际传输” 假说。

 

2. 原生城市的规模影响了其居民的人力资本累积，如小城市的教育质量可能更差、信息不通畅与生活习惯限制可能导致个体无法做出对其发展最有利的选择，这被称为 “人力资本” 假说。

 

3. 原生城市的规模影响了个体成年后工作城市的规模，这既可能由日益减少的人员迁徙导致，也可能因为迁徙时人们追求同原生城市相近的生活方式。而工作城市的规模又对个体收入有巨大影响-规模经济效应，使大型城市具备更多的工作可能性与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更大城市工作的个体有更高的收入。

 

接下来，研究者需要的便是找出能够反映这些机制的变量，并用回归分析来从统计学上计算它们各自对个体成年后收入的影响。

 

对于 “代际输送” 假说，父母中一人所具有的最高的社会地位被选作观测的变量，依次分为无技能工、半熟练工、熟练工人、军人、熟练脑力劳动工、管理/技术人员、专业人士等七大阶层。

 

对于 “人力资本累积” 假说，由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很难量化，亦未有数据，研究者选择了最高教育程度作为这一假说的观测变量，并细分为通过义务教育但测试为低分、通过义务教育测试取得高分、通过 A-Level（相当于中国高考）考试、取得大专高级文凭、取得学士或以上学位。

 

最后，对于成年后工作城市规模，研究者不仅将静态的当前城市规模纳入考量，还记入了个体成年后所有工作过的城市及居住时间，计算出累积城市规模，即个体工作过的每个城市规模乘以在当地工作时间再相加。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城市规模并不是简单的城市面积，而是更具经济意义的城市工作总人口。

 

在对这些变量依次控制，将原生城市规模与个体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后，作者发现了有趣的现象。

 

原生城市规模的确一直同个体收入正向相关。当仅对个体性别、年龄进行控制时，其收入随出生地规模变化的弹性为4.2%，而控制父母最高社会地位后，这一弹性便降低到了3.5%。这里的弹性，是指 “收入” 变化的比例/ “出生地规模” 变化的比例。

 

举例而言，如果不考虑父母阶层，小城市A出生的小李预期会比大城市B出生的同龄人小王收入低25%，但如果小李和小王的父母中最赚钱的那位都是律师或都是服务员，这个弹性值就会减少。也就是说，从事同样职业的人的后代在大小城市的收入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那么，原生城市规模如何影响到个体收入的多少呢？答案就是大小城市间的职业结构差距——生在大城市，有更大几率你的父母是律师，生在小城市，则有更大几率你的父母是服务员。律师与服务员两个阶层间的差距而非仅仅城市的规模本身对后代收入造成了影响。这体现出原生城市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的确部分来自不同规模城市对父母阶级的分化，验证了 “代际传输” 假说。

 

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个体受教育程度与职业类型进行控制后，几乎没有弹性变化。也就是说，父母阶级相似的子女，无论是何教育程度或职业选择，他们最终的收入几乎不受影响。当然，更现实的情况是，父母的阶级这一变量便已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最终受教育的程度，并且同一阶级出身的个体往往会 “扎堆儿” 选择收入相近的职业。

 

接下来，当作者近一步控制个体当前所在城市规模时，剧烈的变化再次出现，收入随原生城市规模变化的弹性降低到了2.3%。这意味着，相同的工作城市规模可以近一步减少大城市和小城市出身个体的收入差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前大小城市出身的个体收入差距有一部分其实是因为他们工作城市规模的不同造成的，这便验证了第三条假说，即个体的原生城市规模影响了其当前工作城市的规模，并间接部分决定其收入。如大城市居民只会选择大城市就业，本就处于弱势的小城市居民可能由于生活习惯更不愿迁移，或倾向选择小城市工作。从样本来看，英国当前的人员迁徙率的确极低，强化了原生城市枷锁。样本中43.7%的人从未离开过原生城市工作，对于仅完成义务教育的小型城市与大型城市居民而言，这一比例则高达53.5%和53.8%。

 

本次回归分析中最有趣的变化则来自作者苦心计算的 “累积城市规模”。两名研究者为这一变量命名为 “学习（Learning）”，区别于教育，特指投入工作后个体从所在城市获得的工作经验、知识、成人教育（MBA，短期非学位课程等）积累。当他们在此前降低到2.3%的弹性基础上，对个体的 “学习” 进行控制后，弹性完全消失。打个比方，对于出生在伦敦和斯旺西的两个同龄孩子而言，如果他们父母皆为中学老师、受教育程度相同、如今都在伦敦从事金融行业，且毕业后都一直留在伦敦工作，那么理论上而言，他们的收入不应再有任何差距。也就是说，“学习”的引入完全稀释了原生城市规模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实中英国样本中的小城市居民不仅最终选择了回到小城市长期就业，且多数从完成教育后便从未进入大城市工作，或仅停留较短时间，这导致了他们在毕业后的经验累积再次落后于同龄同阶层同样教育程度且同行的大城市孩子，最终没能挣脱原生城市带来的 “命运枷锁”。

 

不过，作者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两位经济学家更想搞清楚的是，以上每一个变量到底在原生城市规模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中起到多大作用，占到多少百分比？刚才的回归分析方法是不能被拿来计算这个关键的百分比的，因为每个变量被以先后顺序不断添加，前后变量的互相关联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弹性下降的比例。比如教育程度变量的引入几乎没有对产生弹性影响，可能是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它本身就很大程度上由先被控制的父母阶层变量决定。

 

因此，他们应用了新的计量方法来对各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解构（decomposition）。这一方法细节在此不进行赘述，但直观来说便是，一个变量在原生城市规模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中起到多大作用由两个系数决定。1）在包含所有变量、对个人收入的回归中，它的回归系数。  2）在仅包含它和性别年龄两个基础变量，对出生地规模的回归中，它的回归系数。

 

最终，研究者发现，在所有变量中起到最大作用的正是 “学习”，它占原生城市规模对个体收入的影响高达65.2%，其次是教育与当前工作城市规模，分别占10.9%与8.6%。其中，“学习” 作用之明显，更体现在，如果不将它作为变量纳入考虑，原生城市规模对收入的影响有55%都是无法被解释的。

 

人的命运的确生来便被部分决定，它体现在你是出生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是高考大省还是高考相对容易的省份，体现在你的家庭条件是好还是不好。这些是我们出生时无法决定的。但是，出身不能决定每个个体生命价值的上限与宽度。永远不放弃提升自己、持续学习，尽管在大城市有个中艰难，有一天你也一定能挣脱原生城市的枷锁，和他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当然，如果你为了自己热爱的生活与家庭而迁居小城市与乡野，研究经济学的我也将举双手赞成，谁说风花雪月和团圆美满今朝醉的惬意就不是人生的价值呢？

 

 参考文献：

Bosquet, Clément, and Henry G. Overman."Why does birthplace matter so much?."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10 (2019):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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