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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最近，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隆重表彰了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授予他们“共和国勋章”。
在此，我们追踪记录了其中11位科技人才的功勋事迹，可敬可爱之生活点滴等。
撰文 | 田晓冰
功 勋
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报国为民，依靠科技的力量强国强军。
一
于敏（侯艺兵摄）图源：http://www.cas.cn/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没有留学背景的人。然而，就是这位国产土专家，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作为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射线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掌握，核事业可能功亏一篑。于是，由于敏起草报告递交到中央，建议加快热核试验进程。此后发生的事果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中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其实，生性喜欢基础研究的于敏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绑得这么紧。自1960年底，钱三强组织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开始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 “两弹一星” 元勋授奖，最后一次是2015年1月9日，于敏成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唯一获得者，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颁奖。
二
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社会主义建设困难时期，中国领导人下决心一定要搞 “两弹一星”。
孙家栋先是仿制苏式导弹。然而，仿制进入关键阶段，苏联却撤走了全部专家和关键技术资料。我们真的 “被逼上了梁山”。
仿制结束，自制开始。孙家栋被委任为中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两年后，1964年7月9日和11日，中国连续成功发射两枚 “东方红二号” 自制导弹，并且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紧接着，孙家栋又先后担任射程越来越远、精确度越来越高的 “东方红三号”、 “东方红四号” 导弹总体室主任，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
攻坚队伍建好了，钱学森是总体部建设总设计师，孙家栋是总体部技术总负责人。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我国第一颗卫星终于升空了！卫星总重量为173千克。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千克，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千克。 “东方红” 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中国的卫星上天，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鼓舞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士气。
从事航天工作60年来，孙家栋主持研制了45颗卫星。担任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第一代和第二代工程总设计师，实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组网和应用。作为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为中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创建和发展中国人造卫星总体技术、卫星航天工程管理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作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
2009年4月15日0时16分，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个航天飞行器,又一次发射成功。在这100个飞行器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个，占了三分之一。可以说，孙家栋亲历、见证了共和国航天的全部过程。
三
天上有颗星星叫袁隆平星，那是1999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 CCD 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先后成功研发出 “三系法” 籼型杂交水稻， “两系法” 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与此同时，袁隆平提出并实施 “种三产四丰产工程”，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2017年9月，袁隆平宣布一项剔除水稻中重金属镉的新成果，为中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在著作《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中写道： “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2005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并开始成为重要的粮食援助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杂交水稻立下了汗马功劳。
功成名就的袁隆平没有停歇，晚年又开始研究海水稻。目前，袁隆平 “海水稻”团队已经在全国五大类盐碱地区建立了8个 “海水稻” 试验种植基地，2019年种植各类品种的 “海水稻” 约20000亩。袁隆平表示，全国有十几亿亩盐碱地，要通过8～10年的努力，将全国的耐盐碱品种发展到一亿亩，平均产量300公斤，一年内可增产300亿公斤粮食，可多养活8000万人口。
“年轻的90后” 袁隆平如今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做着他朝思暮想的禾下乘凉梦：高产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扫帚还长，籽粒花生米那么大。
四
二战时候，潜艇因靠能量有限的蓄电池续航，水下航行速度很慢。二战结束后，大家终于找到新的动力能源——核动力，大大提高了潜艇的续航里程。毛主席高瞻远瞩：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决心。作为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多次海上试验任务的工程总设计师、副指挥，黄旭华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被誉为 “中国核潜艇之父”。
所有的潜艇研制完成后，都有一道严峻考验——极限深潜试验。1963年，某王牌核潜艇深潜试验还未到200米就沉入海底，艇上100多人无一生还。为稳定军心，更为在深潜过程中万一出现不正常情况时可协助艇上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故扩大，60多岁的黄旭华亲自下艇。
“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艇上170多个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 黄旭华的举动鼓舞了大家，试验进行得很顺利。试验成功，上浮到100米这个安全深度时，艇上的快报要黄旭华题几个字。黄旭华一时兴起，题下一行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这个 ‘痴’ 字和 ‘乐’ 字，就是我们献身核潜艇的真实写照。” 多年后，黄旭华仍沉浸在当年试验成功的喜悦中。
五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诺奖找上门的时候，耄耋之年的她完全没有准备。很多人也因为她专门读起了诗经，查 “呦呦” 为何意， “屠呦呦” 为何人。她是个低调的人，鲜于接受采访。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在1969年神秘的 “523” 项目中，屠呦呦临危受命，开始书写足以震惊全世界的青蒿素抗疟史。20世纪60年代，一场大面积的疟疾爆发。紧急情况下，越南向中国发出求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对抗疟疾的 “523” 项目开始展开。
39岁的屠呦呦凭借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出众的科研能力成为抗疟课题组组长。最初整个课题组只有她一个人。最终，她不仅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内服和外用药2000多个，更整理出了以640多个方药为主要内容的《抗疟单验方集》。在这本汇集了屠呦呦无数心血的小册子中，青蒿已是随处可见。它见证了屠呦呦的一次次寻觅，和每一次寻觅失败后的从头再来。
自抗疟药物青蒿素问世40多年来，数百万人的生命得以挽救。在屠呦呦手中，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六
叶培建 图源：http://jsnews.jschina.com.cn
叶培建——他的名字，和中国一位 “知名仙女” 有着密切关系，那就是嫦娥。叶培建曾任 “嫦娥” 系列各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 “嫦娥三号” 首席科学家；作为第一代传输型侦察卫星系列总设计师兼总指挥，为第一代长寿命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的研制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并任太阳同步轨道平台首席专家；主持修订后续两颗卫星的改进方案，主持制定电测、力学、噪声、EMC、热平衡与热真空大型试验方案，主持制定中国第一代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总体方案及各分系统的设计。
叶培建与 “嫦娥” 的缘分始于2001年。当时国防科工委找到已 “功成名就” 的他，请他担任 “嫦娥一号” 卫星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三年内要设计出一个全新的航天器，每一步都很困难。全世界深空探测发射航天器200多次，成功的只有50%左右。叶培建时刻提醒自己 “就怕万一” 的出现。
2007年10月24日， “嫦娥一号” 直刺苍穹，作为中国首颗探月卫星，成功绕月，是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飞行之后，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标志中国深空探测事业更进一步。
2010年10月1日， “嫦娥二号” 成功发射，获得世界首幅分辨率为7米的全月图；为 “嫦娥三号” 验证了部分关键技术。
2013年12月2日， “嫦娥三号” 披挂出征，着陆器稳稳 “落下去” ——月面软着陆， “玉兔” 号月球车缓缓 “走起来” ——月面巡视探测。
七
李保国既不是院士，也没有承担重大国防科研项目。没有上天入海，也没有挽救数亿苍生的轰轰烈烈。他的工作平常，但他的信念却如名字一样响亮：在平凡的岗位上、在贫瘠艰苦的地区兢兢业业，同样保家卫国。
1981年2月26日，李保国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毕业，留校任教。3月6日，他就响应学校号召走进太行山，来到邢台县前南峪村，投身到小流域立体开发项目中。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李保国创造了太行山低山片麻岩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这项技术，使石质山地造林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140万亩荒山因此披上了绿装。在创造这一技术的前南裕，8000亩荒山秃岭变成“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山顶洋槐带帽，山中果树缠腰，山下梯田抱脚，森林覆盖率90.7%，植被覆盖率94.6%，获得联合国“全球生态五百佳”提名。
他建立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技术体系，培育出多个全国知名品牌，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熟悉李保国的村里人觉得他更像是个有文化的农民，早已忘了他的大学教授身份。
李保国先后出版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取得山区开发研究成果28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推广了36项林业技术，示范推广总面积1080万亩，累计应用面积1826万亩，累计增加农业产值35亿元，纯增收28.5亿元；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带动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
艰苦的环境，超负荷的工作，李保国累倒了。2016年，年仅58岁的李保国因病去世。
八
吴文俊
他引发了“拓扑地震”，他证明了公式 W=SqV（后来的“吴公式”)，并且解决了数学界最棘手的难题——证明4k维球无近复结构。当时欧洲的数学大师都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做出的成绩。他就是吴文俊，考上中法交换生后，仅用两年时间便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后，吴文俊逐渐淡化对西方数学的研究，而转攻中国古代数学。他在中国古算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西方笛卡尔（Descartes）的思想，深入探讨希尔伯特（Hilbert）《几何学基础》一书中隐藏的构造性思想，开拓机械化数学的崭新领域。
1977年，吴文俊在平面几何定理机械化证明方面首先取得成功，1978年，进一步发展成对微分几何的定理的机械化证明，产生了强烈的国际影响。到上世纪80年代，他不仅建立数学机械化证明的基础，而且扩张成广泛的数学机械化纲领，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及实际问题。由此开创了近代数学史上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将中国的数学研究推上了国际数学的前沿。
1986年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关于中国数学史的报告引起广泛关注。在近代数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由中国数学家领导数学新潮流，不再是沿袭他国主题、他国问题和他国方法，而是越来越多的数学家向中国学习。
九
南仁东 图源：中国国家天文台
没有南仁东，很难想象 “天眼” 会这么快伫立于世。
1993年,日本东京召开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科学家提出要建设下一代射电望远镜,为10年、20年后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打基础。国际上提出要建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则和几位同仁一起提议，可根据我国国情建造我们自己的大望远镜。 “咱们也建一个吧。” 从这么一句话开始，南仁东把自己与“天眼”牢牢绑在了一起。
在国际上，用钢结构建造的射电望远镜,口径突破100米已是工程极限。然而，南仁东大胆想象，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到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以及模型试验，历时22年，他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关键作用。南仁东把余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它。
他潜心天文研究，坚持自主创新。1984年始，使用国际甚长基线网对活动星系核进行系统观测研究。在这一领域的早期发展阶段，主持完成欧洲及全球网十余次观测。在国际上首次将 VLBI “快照” 模式应用到天体物理观测领域；他发展出的 VLBI 混合成图，达到当时国际最高动态范围水平。建立国内相关后图像处理中心，使80年代国内进行 VLBI 数据分析成为可能。
多年的突出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赞誉和认可，2006年，在南仁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各国科学家推选他为国际天文学会射电专业部主席。
十
顾方舟
顾方舟在防治脊髓灰质炎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之一，是科学决断、选择适合国情的活疫苗技术路线。
1959年3月，卫生部派顾方舟等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当时，美国和苏联均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死疫苗安全、低效、昂贵，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仍有疑问。顾方舟立刻向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并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根据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经济基础，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
不久，卫生部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在北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
为了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又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还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 “土办法” 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脊髓灰质炎的研究。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成功研制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亦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脊灰单抗。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2000年， “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 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奉献了一生的老人，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糖丸” 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
十一
程开甲 图源：中国科学院学部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军人。
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加入到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从此，他告别了自己平静的学府生活。如同所有消失的 “两弹元勋” 科学家一样，将自己的生命投身于西北荒无人迹的荒漠上数十年。
在钱三强的具体指导下，程开甲设计的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确保了首次核试验任务的圆满完成。程开甲成功地设计并主持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试验。程开甲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因为他的军人身份，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核司令”。
1984年，组织考虑到程开甲年事已高，把他从戈壁滩调到了北京，担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
由于工作职责的变化，他的科研工作也发生变化。一方面，他在抗辐射加固和高功率微波领域努力，并与他的大女儿程漱玉合作著书———《超导机理》。另一方面，他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孜孜不倦地对材料科学的理论和应用开展创新性研究，建立了程氏 “TFD” 电子理论，并在一系列的试验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希望我的建议、我的研究，能对我国的武器装备发展起到作用。” 程开甲说。
同 道
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专业领域，他们，却因为相同的符号——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祖国的爱，走上了相同的路。
一
因父母都是医生，黄旭华本想学医，但后来事情逐步发生了变化。在那个硝烟四起的年代，即使是身在殷实的杏林之家，黄旭华也曾几度无学可上。黄旭华小学毕业时抗战爆发，学校基本都已停办。1938年春节后的第四天，黄旭华在长兄的带领下，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求学之旅。经过四天跋涉，终于抵达聿怀中学。两年后，再度开始了惊险之旅，历时两月才到桂林中学继续念书，日本人炸桂林，满城狼藉、一片废墟。
国土那么大，却连一个安安静静读书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黄旭华请教老师——出任过宋庆龄秘书的姑苏才女柳无垢，她给的答复很简单：就是中国太弱了，弱国就容易受人家宰割。黄旭华将原名“绍强”留给二哥使用，给自己起名“旭华”。他认识到，要想不再受欺负，中国必须强起来。他不学医了，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制造飞机保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抵御外国侵略。一年后，黄旭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黄旭华大学毕业后，党政工团都走了一遍，最后还是要求回归科研，矢志不移。当时国力还很弱，强国要靠科技。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报告，建议研制导弹核潜艇。把黄旭华调过去。核动力潜艇是世界科技尖端的尖端。能够从事这份事业，为国家服务，黄旭华非常激动。虽然当时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条件，从事科研的几十年，吃过的苦无数，但黄旭华乐在其中。
“如果要问，这一生有何感想，我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再问，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说，那我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黄旭华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核潜艇。
二
同样因为祖国需要而选择专业方向的还有叶培建。叶培建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叶培建的父亲随着最早入朝的部队进入朝鲜，当时入朝的部队遭受美国空军的猛烈打击。叶培建从小听父亲讲述那段历史，久而久之有了浓厚的航空情结。
高中毕业时，叶培建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在填写大学志愿时，父亲十分严肃地对叶培建说：“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叶培建想学飞机专业，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让叶培建更没想到的是，毕业时被分配搞航天专业。
1978年，国门刚刚打开，撩拨起叶培健继续读书的渴望。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2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又通过考试，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他的努力刻苦是出了名的。瑞士一家报纸曾写过他的专访，报道中说：他从不去酒吧，偶尔打打乒乓球。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工夫？”他说：“中国那么多人，而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为国家做些事情。”
自认为是半个军人的叶培建从没想过“定居国外”，报效国家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因此刚完成学业就赶紧回国了，期望为中国的战略卫星做一些研究。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终于在2000年发射了第一颗战略卫星。
三
和黄旭华同年出生的于敏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他，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兵火轰隆的日子里，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的于敏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襟怀，成为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思想基础。他曾说过：“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
青少年时期的于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业上。1946年，于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学时期，他成绩超群，品学兼优，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1949年，于敏考取研究生，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并同时兼任助教。
1961年1月12日，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虽然于敏爱诗，但甚少写诗。在73岁那年，他却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
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
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
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
百家争鸣竞风流。
四
1946年8月，于敏在北大物理系如饥似渴的学习时，程开甲在李约瑟博士的推荐下，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大师玻恩的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时，程开甲已高中毕业，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他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程开甲在秀州中学接受了六年“中西合璧”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受科学家传记影响，他萌发了长大后要当科学家的想法。在浙江大学，程开甲受教于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学界一流的老师，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程开甲毕业留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并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留学读博期间，程开甲主要从事超导电性理论的研究，与导师共同提出了超导电的双带模型。1948年秋，程开甲获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然而，到英国留学后，国家贫困落后受欺负，身为一个中国人，程开甲在国外也备受歧视，只能暗自承受。
新中国成立，让他看到了希望。1950年8月，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回到祖国。
五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偶然，偶然之中又似乎藏着某种必然。
1948年初，战火纷飞，时局动荡。孙家栋坚决要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去。谁知回家途中偶遇失散多年、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三哥孙家楠。三哥劝他继续读书：“整个中国都快要解放了，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你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和人生最高使命便是继续读书。”孙家栋听从了三哥的指点。
1948年9月，孙家栋如愿考上了哈工大。入校后被编在预科班学习俄语。孙家栋如饥似渴，拼命学习，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材生。
1950年的元宵节，解放了的哈尔滨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气之中。为了吃完预科班在食堂聚餐送的一碗红烧肉，孙家栋留了下来。
正当同学们敲盆碰碗开着玩笑，准备开吃红烧肉时，校领导突然来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留下会餐的同学中有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即刻报名，还必须赶上8时30分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意外喜讯使同学们个个目瞪口呆。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上光荣，何况还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空军。
来不及过多地思考，8时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原来，毛泽东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急需一批懂俄语的可造人才。
1951年，为培养一批高级飞行指挥员、高级技术员和维修、管理、地勤人员，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国优秀人才中抽调60余人参加考试，最后从这60余人中又精挑细选出30名优中之优者，孙家栋名列其间。他们带着祖国的重托，奔赴举世闻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十分重视学业，孙家栋在这里6年，每年成绩都是“优”。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的亲切接见他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勃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主席的寄语让时年28岁的孙家栋终身难忘。
六
说起与数学结缘，吴文俊笑称这真是“误打误撞”，自己当初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系完全是因为高中学校承诺提供奖学金。当然，真正让吴文俊对数学产生兴趣的人，是他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老师。“那个老师用自己编的讲义把数学讲得很精彩，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想要研究数学。”吴文俊说。
大学三年级时武崇林讲授代数与实变函数论，使吴文俊对现代数学尤其是实变函数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下刻苦自学，反复阅读几种主要著作。当时求知欲旺盛，吸收力强，从而在数学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时，曾留学德国哥丁根的朱公谨（朱言钩）发表了不少译著和论文，吴文俊几乎每篇必读，这对他的早期数学思想产生一定影响。
与陈省身的结识是吴文俊一生的转折点。1946年4月，陈省身从美返国，在上海筹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不久即通知吴文俊到数学所工作。由此，吴文俊开始接触到当时方兴未艾的拓扑学，这使他大开眼界。在陈省身的带动下，吴文俊很快吸收了新理论，并进行独立研究。当时惠特尼（H. Whitney）提出的示性类，有一个著名的对偶定理，惠特尼对这个定理给的证明极为复杂、难以弄清，吴文俊独创新意，给出一个简单的证明，这是示性类头一个重要成果，现在已是经典。陈省身对此十分欣赏，把它推荐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上发表。
l947年11月，吴文俊考取中法交换生赴法留学，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8月，吴文俊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怀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在自己的研究蒸蒸日上时选择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当被问及国外科研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回国时，吴文俊皱起眉头，严肃地说：“我常说，你不应该问一个人为什么回国，而应该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学有所成之后，回来是自然而然的事。”
回国之后，吴文俊逐渐淡化对西方数学的研究，而转攻中国古代数学。受计算机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他毅然开始攀越学术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并由此开创了近代数学史上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将中国的数学研究推上了国际数学的前沿。
深 情
科研人员也是人，也有亲人也有爱。闪烁的勋章背后，有他们亲人们的默默付出和理解支持，他们是科学家的坚强后盾。也有科学家对家国故土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深深的爱。共和国的勋章上，铸满深情一片！
一
那是2014年春天，有着中国 “天眼” 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刚刚建好第一座馈源支撑塔。
当时担任 FAST 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的南仁东，和几个年轻人聊天时，突然兴致勃勃地说：“你们几个明天陪我爬支撑塔去，我要走在最前面。”
第二天中午，爬塔开始了。69岁的南仁东迫不及待地爬在最前面，FAST 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李辉和其他几人跟在后面。大家一边聊一边爬。
爬梯很窄，支撑塔刚刚完工，护栏也不太好。再加上支撑塔是钢结构，爬梯会因为共振出现一阵阵颤动。低头往下看，腿都发抖。但南仁东才不理会这些。
爬到100多米高的塔顶，放眼望去，大窝凼周边层层叠叠的洼地尽收眼底。塔顶躺着一个还未安装的导向滑轮，直径2米多，大约4吨重，要使劲推才能推得动。南仁东兴奋地推着大滑轮在塔顶走了一圈，又和几位年轻人合了影，才舍得下来。
其他5个支撑塔一直陆陆续续建到2014年11月，期间南仁东也会回京。有一次，南仁东回到“天眼”时无意听到，有人先爬上了新建好的一座支撑塔。虽然他啥也没说，但能看得出，老爷子有点闷闷不乐。
大家这才明白，为何年近古稀的南仁东在爬塔时坚持走在最前面——他已立志第一个爬上所有支撑塔的塔顶，而且是认真的。
于是，后来几座支撑塔建好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把第一个爬上塔顶的“宝座”留给南仁东，尤其是那个170多米的最高塔。偶尔一两次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爬，大家就瞒着老爷子，免得他伤心。
南仁东的这点小心愿，大家都理解：“天眼”就像他用毕生心血拉扯大的孩子，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抱抱它。
二
黄旭华有一个温馨而浪漫的家。他的夫人李世英温良敦厚，被他的传记作者称为品德高尚、品质优秀、品味雅致的“三品夫人”。自上世纪70年代他们从北方荒岛迁至武汉后，黄旭华的家就开始有了周末家庭晚会，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夫人、对女儿们深深的爱。
黄旭华也常常做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痴呆之事。一次出差，难得有闲暇逛街，看见一种花布料子不错，想买回去给夫人做一件衣服，兴冲冲带回家满以为一定会博得夫人欢喜，哪知夫人拿来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因为这种花布衣服自己已经穿了几年，黄旭华愣是没印象。
还有一次，黄旭华下班回来一个劲在夫人面前叨叨说，今天的脚怎么感觉不舒服，夫人上前一瞅，竟然发现他的两只皮鞋穿反了。
虽然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黄旭华和妻子李世英一直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他们没有助理或保姆，83岁的李世英每天给两人做简单的三餐饭。去年开始，黄旭华“承包”了家里洗碗的工作，妻子评价他洗得还挺干净。
三
“这姑娘不错。我要抓紧把信寄出去！” 1959年4月6日一大早，孙家栋就起床向邮局跑。
前一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决定组织院里的年轻人到颐和园游玩。当车驶过木樨地时，孙家栋突然想起大家交给他的带相机的任务竟忘记了。于是，他下车到一个空军部队曾与他一起留学苏联的战友刘恩光处借相机。
孙家栋敲开战友的门，说明要借一下相机。刘恩光的妻子把相机递给孙家栋时，顺带一张照片。孙家栋看着照片上年轻姑娘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居然有些红了。刘妻说：“她是我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学，叫魏素萍。有感觉的话就给她写信吧。”临出门时，善解人意的刘妻递给他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
魏素萍对当过兵、留过学、搞科研的孙家栋也很有“感觉”。25天后，她利用公休踏上了驶往哈尔滨的火车。两人见面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08天后便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结婚30年后，魏素萍才知道丈夫从事的是航天工作。对此，她没有一句怨言。1994年11月24日，刚从医院出来的魏素萍突发脑血栓。亲友准备电话告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孙家栋时，魏素萍制止了。她不想影响丈夫的工作。也许是有心灵感应，当孙家栋回到北京主持与美国航空代表团的谈判时，因用脑过度晕倒在地。当他清醒过来，得知与爱妻同一医院时，便强烈要求与妻子同一间病房。“我当丈夫太失职了，我要在病房里补偿！”医生听到这句感人的话，再也没法拒绝。在病房里，孙家栋为妻子打水、削水果……两人仿佛回到初恋时刻。
四
让堂兄叶培君和姑父沈晶莲难以忘怀的是叶培建浓浓的故乡情结。堂兄叶培君告诉记者，尽管肩负国家科技重任，叶培建从没不忘记家乡的亲人，逢年过节不能回来，他总要打个电话问候，并要他们家中有什么困难就打电话给他，家中所有亲戚都保存着叶培建的联系方式。
“叶培建离家前45年，共回泰兴老家三次”，叶培君回忆道。而给叶培君和沈晶莲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叶培建的第三次“省亲”，那一次，叶培建专门从北京赶到南京为其母亲过80岁生日，此后就回到了泰兴老家。由于时值五一长假，有较充裕的时间，叶培建在泰兴前后呆了3天。
在泰兴期间，叶培建除接受当地科技部门的学术邀请外，其余时间全用在了走访亲戚、祭奠逝去亲人、寻找童年“烙印”上了。他还专门来到当年他外婆家所在地根思乡李秀河村，由于外婆外公去世多年，坟墓一时难以找到，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他最后来到当地的一条小河边，向水中撒了一些鲜花，向外婆外公寄去了哀思,并走访了当年就读的李秀河小学旧址。
五
谈到子女的教育，吴文俊似乎是“无为”的。“我只管大方向，其他的不怎么约束儿女，更不会压着他们去补习班。他们很自觉，成绩都还不错，有空的时候还搞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挺好!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同培养子女一样，作为长辈，吴文俊对我国的青年一代也颇多赞许：“现代的年轻人厉害得很，也考虑周全。但是，希望他们能够既敢于超越现有的权威，勇于创新，不人云亦云，又能够实事求是，踏踏实实。”
谈到中国数学界的发展，吴文俊兴致勃勃地说：“在数学界，以前问题都是别人提出来，我们跟在后面研究，这不算厉害。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自己提出问题，进而解决。”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吴文俊在93岁高龄时，依然心系祖国的发展。他拿出祖冲之文化园的规划设计书说：“祖冲之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数学家，河北涞水正在筹建这个文化园，建成之后不仅是旅游景点，还可以召开国际会议。我也参与出一份力，希望能让国外更加了解中国。”
六
李廷钊在媒体记者眼里早就成了宠妻狂魔。有时候采访的问题太多，应付太麻烦，李廷钊就想各种办法推脱过去。屠呦呦也曾经面对过许多质疑，李廷钊会十分心疼地说：“老太太太累了。”
邻居们常说屠呦呦像李廷钊的 “跟屁虫”。小区保安经常会见到老两口出来散步。
一次，别人问李廷钊要去哪里，他乐呼呼地回答：“带老伴去旅游。”那人又问：“去哪旅游啊？”，李廷钊一本正经地说出他们小区的名字，一旁的屠呦呦早已笑得合不拢嘴。
“就是互相照顾嘛！” 谈到与屠呦呦的相处体会，李廷钊的描述却如此简单。
多年的坚持与探索，两个人携手攻克漫长的探索之路。而李廷钊的全力支持和理解，让屠呦呦可以毫无顾虑地投入到追梦的路程。
这也许就是最好的婚姻模样：你的梦想，我帮你一起实现。
七
郭素萍和李保国是大学同学，从1981年结婚起，他们一起生活了35年。“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治山，最高兴的就是看着山里的百姓在他的帮助下富起来。为了治山他不求名不求利，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顾不得自己的身体，也顾不上家，一生和时间赛跑，只想做得更多。”郭素萍说。
她陪李保国走遍了河北的山山水水。因为常年奔波，生活没有规律，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李保国先后患上了重度糖尿病和重度疲劳性冠心病。平日里，李保国开车往返奔波，郭素萍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替他接电话，打电话，到基地，把药准备好，看着他吃下去。
“我阻拦不了他继续拼命，只能跟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出门我一般都带够一周的药量，有时候事儿连成串儿，超过一周了，就得回保定取，然后坐火车再赶回去。”回忆往事，郭素萍悲痛万分。
“在家多休息吧，别这么拼命了。”周边的人也纷纷劝李保国。郭素萍也总是催他上医院，可他却说：“人活着时要有事干，没事干，不就精神空虚吗？你不知道我在底下跑着有多享受。”
李保国与山区结缘时，孩子才4岁。这位大学教师舍弃了8小时安稳的坐班，舍弃了图书馆里静谧的书香，与同样从事林业课题研究的妻子一头扎进了太行山，早上5点起床上山，晚上七八点才返回。山里条件差，上山带几个馒头一瓶水就很满足了，夜里甚至只能点柴油灯。为了让秃山变绿，他把自己和家庭全都拴在了大山里，那时候从邢台山区回家看望孩子和老人，要花费至少3小时汽车车程与7小时的火车车程。
为了便于工作，李保国将刚满4岁的儿子和丈母娘接到了山沟沟里生活。一家四口就住在一间房子里，孩子由老人照顾。“我儿子就是在邢台县浆水沟里长大的，村民们都管我儿子叫‘小流域’。”直到儿子上小学，李保国才把儿子送回了保定读书，后来他在内丘县岗底村扎根9年期间，他又把儿子接到内丘县读中学。
八
作为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袁隆平自然而然成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每年都要收到许多来信。有一次，他收到上海的一位双目失明的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以外，还道出了这位小朋友对前途的迷茫和困惑。读着小朋友真挚的来信，袁隆平深受感动，立即铺开纸，拿起笔，动情地题写道：
“……生活是美好的，我们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且会越来越美好。你虽然看不见，但你的心能感受到，周围的爷爷、伯伯、叔叔们都在关心你，帮助你。你是一个有志气有理想的孩子，好好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了，一定会有比别人更加光明的前途。不知你听过大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没有，这位大作曲家虽然双目失明，却从小发愤图强，在钢琴的键盘里创作了美妙的乐章，让音乐伴随着人类走向史诗般如痴如醉的境界，努力吧，孩子，你虽为盲童，但前途光明……”
1982年正月初二，袁隆平的妻子邓哲突患病毒性脑炎，她被紧急送进怀化地区人民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紧接着，袁隆平的岳母又得了脑血栓，被送进黔阳县人民医院抢救；他80岁的母亲也患上了重感冒卧床不起。袁隆平白天照顾两位老人，晚上通宵达旦地守护在一直昏迷不醒的妻子身边，为妻子擦洗身子、换衣服，一勺一勺地喂鸡汤，伏在妻子耳边轻轻地用英文哼唱《老黑奴》……在袁隆平的精心照料下，一个月后，邓哲竟奇迹般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袁隆平经常到国外出席会议，有时也会带上邓哲。一次去英国伦敦，因为伦敦很大，地铁站也多，他怕不会英语的妻子走丢了，就写了个牌子，上面写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又教会她两句英文：一句是 “excuse me，sir” （打扰了，先生），一句是 “can you help me”（能否帮我一个忙）。
荣 誉
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2019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们是：
于敏，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称号。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此次获“共和国勋章”。
孙家栋，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此次获“共和国勋章”。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称号等。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此次获“共和国勋章”。
黄旭华，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等。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屠呦呦，中共党员，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先进工作者” 、“改革先锋”称号等。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此次获“共和国勋章”。
叶培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嫦娥三号”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李保国，中共党员，中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区治理专家。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此次获“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吴文俊，中共党员，著名的数学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南仁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坚持自主创新，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关键作用。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顾方舟，中共党员，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程开甲，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荣获“八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和“改革先锋”称号。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习近平表示，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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