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赵   静（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

前段时间，姚晨主演的电影《送我上青云》引起了很多的讨论。盛男（姚晨饰）是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独立女性。在一次出差当中，因为感到肚子痛，她到医院检查身体，被诊断为卵巢癌。

 

让胜男疑惑的是：没有性生活，卵巢为什么会癌变呢？而医生回答她：“我有个病人还是处女呢。” 可能像胜男一样，很多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在传统文化的桎梏下，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女性关于身体体验的探讨都非常少。

 

在电影中，由于缺乏亲身体验，胜男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不完整的。特别是 “卵巢” 这个身体器官作为女性象征，如果被摘除，做女人、妻子、妈妈的功能和价值都变成问题了。所以才有了后续一系列胜男去追求性爱体验的故事。而这不仅仅是单纯地去满足 “上青云” 的生理需求，更是胜男重新掌控身体自主权，挑战社会标准，由取悦他人质变为取悦自己的心理成长。

 

这部电影让我想到生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也是忽略了 “身体体验” 对生育理念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关于生育问题，美国人口学者菲利普·摩根（Philip Morgan）提出了一个研究假设：生育意愿决定生育结果。所以大部分关于生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是以生育意愿为中心，探讨文化观念、经济条件、家庭关系和家庭内部分工、以及宏观层面的生育政策和社会福利等等，如何影响个人的生育意愿。总的来说，这些研究都是把生育问题当成个人在一生中需要做的一系列决定：

 

·  要不要生孩子？

·  什么年龄生孩子？

·  生几个孩子？

·  如果要生好几个孩子，每胎需要隔多长时间？

·  偏好女孩还是男孩？如果第一胎不是期待的性别，要不要继续再生？

 

然而，除了生育意愿，生育体验也是影响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女性，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整个生育过程中身体和心情的变化会对她的生育结果产生非常关键的影响。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到女性的生育过程和体验。

 

随着现代医疗科技不断发展和进步，现在大部分女性都会去医院进行产检和分娩，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女性长辈的帮助在家里生孩子。当生孩子的地方从家里转向医院，生育问题也就由家庭事件质变为医学事件。与此同时，女性也就从传统意义的孕产妇，质变为医疗体系中的孕产妇患者。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女性个人身体经历的受孕、怀胎、分娩、坐月子，都受到了社会医疗制度的监管以及现代生殖科技的控制。所以，除生育意愿之外，研究者还应该考虑：生育经历如何影响生育？

 

事实上，生育过程中很多具体的经历和问题会影响生育。比如：

 

·  如何应对意外怀孕？是要中止还是继续妊娠？

·  如果由于女性身体其他疾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影响到胎儿健康该怎么办？在怀孕期间，胎儿发育出现异常问题怎么办？

·  在分娩期间，产妇和胎儿出现紧急情况怎么办？

·  如果不孕不育，是否求助科技手段比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

 

对于这些问题， 即使科普读物或产前培训班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一个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生育的女性也很难真正理解。而且由于每个人身体情况不同，怀孕和分娩体验的经历也因此各不相同，很难预知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即使做再多的提前准备可能也不够应付实际发生的情况。

 

总而言之，先天身体条件差异、不同医院医生差别对待、突发情况处理等等这些具体的生育体验对于生育结果是非常关键的。

 

以我研究的中国移民妈妈为例，她们中有很多都是二十七八岁在国内生了第一个孩子，三十七八岁在加拿大生第二个孩子，她们在中国和加拿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育体检是有很大区别的。

 

比如说，一位妈妈提到她四十出头在加拿大意外怀孕，去诊所看医生，才知道加拿大医生并没有 “保胎” 这个概念，也不会像中国医生那样提供建议告诉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或者吃什么药可以保胎。加拿大医生认为胎儿自然发育，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是运气不好，bad luck，没必要用医学手段介入。

 

由此可见，同样一位孕妇，同样的四十岁女性身体，在不同的医疗体系中是会被不同对待的。相应地，由于生育体验不同，生育结果也会不一样。如果在国内产检，采取 “保胎” 措施，可能成功生育二胎。相反，如果在加拿大产检，不采取 “保胎”，可能会自然流产。这些具体的经历是要到实际发生才会知道，而不是生育意愿所能够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研究者普遍认为在避孕措施如此方便的现代社会，个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计划来控制生育。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对于流动性很大的移民群体，很多情况都是不可控的。

 

我的研究发现很多女性都是在回国期间或者丈夫来加拿大探亲时意外怀孕的。最出乎意料的是一位四十九岁的移民妈妈，因为更年期已绝经很长时间，所以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旅行途中怀孕。所以我们基本的医学常识，想当然的避孕措施，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发生非常规情况。而这些异常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生育问题。

 

早在五十年代，人口学家就关注到了身体因素对生育的影响。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朱迪思·布莱克（Judith Blake）在 1956 年首先提出 “生育中介变量模型”（“intermediate variables of fertility”），后来约翰·邦戈茨（John Bongaarts）在1978年提出 “生育最贴近要素模型”（“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这一派生育理论认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以及家庭对个人生育的影响，必须通过生物性或物理性的身体因素来实现。因此，性行为、受孕、妊娠、哺乳期、病理性不孕、人为避孕这些最基本的因素决定着一个人的生育能力。按照这样的理论假设，我们如果想要研究某一社会或某一群体的生育现象，就需要考量这些最基本的、具体的切身要素。这一派强调切身要素影响生育的理论模型被应用到了很多人口学的定量研究中。但社会学定性研究很少关注到身体体验和切身要素如何影响生育。

 

还有一点，当我们研究生育问题的时候总是聚焦于女性，而忽视了男性。女性和男性身体结构不同，生育功能和生育周期不同，对于生育的感受和体验有着天壤之别。问题是，两性生育体验互相不能感同身受，却又要共同做出生育决定，完成生育过程。

 

所以，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我建议研究者在关注文化理念、经济条件、人口管理、福利政策（产假、哺乳假、家长假）之外，更多地去考察最基本的一点：女性和男性在整个生育周期中的具体体验。这样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个人的生育思想、生育行为、生育过程和生育结果，同时也才能制定更行之有效的宏观政策。

 

 参考文献：

Bongaarts,John. 1978.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 105-132.

Bongaarts, Johnand Robert Potter (1983), Fertility, Biological and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Kingsley Davis and Judith Blake, "Social Structure and Fertility: An Analytic Framework,"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 no. 3 (Apr., 1956): 211-235.

Morgan, S. P., &Rackin, H. (2010).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ehavior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1), 91–118.

Morgan, S.Philip. 1985. “Individual and couple intentions for more children,” Demography 22: 12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