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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叶水送 采访 | 金庄维 责编 | 陈晓雪
遗传学家马格达莱娜·斯基普(Magdalena Skipper)2018年7月1日接过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衣钵,成为《自然》杂志的第八任总编辑,她也是《自然》杂志的第一位女性总编辑。在此之前,斯基普曾担任《自然评论: 遗传学》(Nature Reviews Genetics)和开放获取杂志《自然-通讯》的编辑,在科学出版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
《自然》杂志的第一位女总编Magdalena Skipper
最近,《知识分子》在上海见到了斯基普博士,和她聊了聊《自然》杂志的办刊策略、如何吸引高水平论文、学术造假、科研伦理、女性科学家的地位等问题。
今年是《自然》杂志创刊150周年。在斯基普看来,《自然》杂志仍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从而使其与科研共同体共同发展并满足其需求,她还表示未来会有新的学术出版形式,“预测未来是一个棘手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预期新的(学术出版)方式会出现”。
此次访谈我们也将关注点聚焦在中国,话题包括中国大力发展高水平期刊的计划,中国基础科研水平究竟如何,以及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给国内科研领域带来的伦理危机等。斯基普认为,一本成功的杂志必须是独立的,“在做决策时必须公正,必须为期刊制定清晰严格的原则政策。”
最后,作为一位女性总编,斯基普指出,女性在科学领域的代表是不足的,而且任何职场中都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个现象。但是,只是指出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都有责任在科学或在其他职业领域支持女性”,“这要从她们很小时就开始,从她们出生、成长、求学的时候就开始”,“我们需要让女性崭露头角,支持她们并为她们提供可效仿的榜样”。
以下为专访全文。
创办新学术期刊的策略
知识分子:《自然》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学术期刊之一。你能否剖析一下为何《自然》能吸引这么多的投稿?
斯基普:在我看来,一本科学期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办刊宗旨是什么。《自然》杂志今年迎来创刊150周年,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核心使命就是服务和支持科研群体,这也是成功的关键。我们一直同科研群体保持密切联系,满足其需求,比如近年我们提供了各种以透明、严格的方式报告其研究成果的工具,为之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自然》的编辑起初都是有多年科研经验的研究者,之后才成为期刊的编辑。所以,研究者来我们这里发表论文,我们会认为这是为了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当研究者在我们平台提交论文时,我们的编辑会进行评估和评判,当然还有严格的同行评议。科学家往往告诉你同行评议过程既痛苦又紧张,但是经过同行评议,论文变得更好了。
除此之外,《自然》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不仅汇集了科学论文,还有新闻和观点等板块,能进一步阐述《自然》发表的论文并提供相关背景信息。我认为是这些因素对科研群体产生了吸引力,让他们愿意投稿给我们,与我们合作。
知识分子:2018年,《自然》杂志上线了三本新刊,你们出新刊的策略是什么?
斯基普:我们对推出怎样的新刊非常谨慎,因为如果我们上线的期刊不是科研群体所需要的,那就不能服务他们。(上线新的刊物)我们通常会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随着学科领域的增多,现有的期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科领域的需求。当然,新的学科领域也在不断涌现,比如我们最近就上线了《自然-机器智能》,是机器智能而不是人工智能,这是个新领域,呈指数级的增长,并已开始触及几乎各个学科。该领域如此快速的扩展让我们感觉作为出版和编辑机构会对其研究有所贡献。
我们还有其他类型的期刊,比如你所提到的《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以及2020年初即将上线的《自然-食物》(Nature Food),这些都是根据主题而非学科来划分的期刊。我们这样做,是希望将现有学科融入一个新的环境,让自然科学、工程、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能够相互合作,促进各自学科发展,并由此产生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食物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触达农业、植物学、社会学,以及工业、食品、生产等产业领域,这些期刊的主题也契合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如《自然-食物》就涉及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其实研究本身就像一道风景。随着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以及新发现的不断增多,研究本身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科研的精彩之处在于你永远不会知道转角处会有什么,以及你在求索科学问题的过程中会得到怎样的答案,或者你与一个学科及别的学科的同事合作能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些因素都体现在我们推出的期刊及其覆盖范围之中,也引导着我们去考虑在哪个新领域推出怎样的的新刊。
知识分子:你认为热门的领域会吸引更多的读者吗?《自然》是否会对这些领域有所倾斜?
斯基普:《自然》对所有卓越的研究都感兴趣。《自然》编辑寻找的是有影响力的发现,也就是能让各种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以及研究者感兴趣的科学发现。
通常编辑关心论文中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其原因至少基于两点:其一,任何发表在《自然》上的研究必须是坚实的,所以无论你的论文得出怎样的结论,都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及分析做支撑;其次,一个有趣但通常未得到充分赏识的方面是科学可以是优雅的,所以我们也对那些用优雅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论文很感兴趣。这是一种科研之美。《自然》编辑在决策时所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独立地看待论文,不预先设想自己需要什么或寻找什么。一篇稿件所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显示科学发现过程的故事,这都是我们重要的考虑因素。重要、严谨和优雅的科学会有很多读者的。
科学的优雅会因学科而异。假设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一种方式是雇用大量的人,花费很多钱去解决这个问题,另一种方式是设计一个算法和方法,花费更少的资源,以简单和优雅的方式达成同样的结果,收获了一种思维上的满足感,这便是差异所在。我们要知道有些研究领域确实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也有研究领域或许只需要一个小的团队去花费很长时间思考不同的解决方案。科研本身就是如此的多样化,这也是科学之美的一种体现。
成功的期刊必须是独立的
知识分子:中国正在大力发展高水平期刊计划,你认为高水平期刊的标准是什么?
斯基普:我觉得一本成功的杂志必须是独立的,在做决策时必须公正,必须为期刊制定清晰严格的原则政策。一本好的期刊应该促进科学报告的透明度,帮助作者既透明又严格地讲述自己的科研故事,所以要为作者提供相关指南以遵循这个准则。
在我看来,当今一个好的期刊还应该支持开放科学,应该为作者提供有关分享数据、材料、实验步骤的报告规范,如果论文中涉及计算代码,同样也应分享并最好能清晰地显示出来。另外一点当然不用说,学术期刊应该实施坚实的同行评议,坚实的同行评议是科学出版的基石。任何杂志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进行公正、严格的同行评议,并为自身的同行评议操作制定恰当的指南和标准。
知识分子:为了获得坚实的研究论文,是否意味着漫长的同行评议以及论文接受过程?
斯基普:这也不一定。由于论文评审专家需要对论文进行仔细审阅,这的确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如果期刊给作者提供适当的投稿指南,所有的方法都写得很清楚,评议专家的工作要轻松许多,因为他们可以立刻就看到论文做了哪些工作,是怎样做的,有什么潜在的局限,所以这也不一定要花费很长时间。当然,同行评议需要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个过程必须细心严谨地完成。此外,这也要看学科的差异,某些领域同行评议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它有更多的细节,需要更多的修改,实验花费的时间也更长,如理论性的论文修改起来或许更容易,或许也更快。通常来说,评审生命科学领域的论文平均花费的时间要长于物质科学领域的论文,但这也取决于具体学科。
知识分子: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自然》杂志及其子刊上发表了越来越多的论文,对此你能分析背后的原因吗?
斯基普:很高兴看到中国学者在我们的杂志发表论文,同时也欣喜地看到中国学者在《自然》及其系列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覆盖了这么多的学科。其原因有很多,我这里只谈两点:首先,科学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的事业,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对科学的重视及良好资助。对科学家不断的资助和支持,带来了科研环境的改善,持续多年之后,我们当然就看到其成效;此外,科学不会出现在真空中,也无法孤立发生,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科学家同全球其他地方的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事实上,近年来许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发现均来自国际合作,中国是国际科研群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也充分意识到科研合作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卓越的科研贡献和成果。
应对学术不端:预防胜于治疗
知识分子: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学术造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学术造假,《自然》杂志如何采取措施与学术造假进行斗争,如何杜绝这种行为?
斯基普:学术欺诈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加以避免和预防。在考虑如何应对学术不端、欺诈时,我们不妨使用公共卫生中的一个策略:预防胜于治疗(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a cure)。科研共同体中的所有人都看到过一些学术造假或不端的案例,但令人欣慰的是,整个科研界包括作者、出版及编辑机构等,都一直在致力于改善对研究人员的培训,帮助他们理解什么可以做以及如何进行分析。有时候学术论文被撤稿,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故意造假,而是无心之失,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个数据集不能同那个数据集合并起来,或许这并非恶意,但这种做法不恰当,因此被撤稿,这主要是缺乏培训所致。因此整个研究共同体,包括出版和编辑机构需要一起合作考虑提供新的培训和办法。还有我刚刚提及的,作为编辑和出版机构,也会尽力为作者提供指南,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论文中应报告的内容,以及如何设计实验等。有了这些预防措施,我们或许就不需要去应对以后发生的问题了。
现在许多人在讨论为什么科学不端行为似乎在增加,有些人归结于科学家有论文发表的压力。令人欣慰的是,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如何激励科学家。我们不应该激励科学家在这本或那本期刊发表20或30篇论文,而应激励他们做好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基于学科的不同,这可能意味着发更多或更少的论文,但我们应该关注数据的分享、方法的严谨程度,以及正确的技术使用。
解决科研伦理危机,需要国际化的视角
知识分子:去年基因编辑婴儿出现令全球震惊,对于科研伦理,我们该如何建设?
斯基普:我刚刚提及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说到这个话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例,但我相信科研伦理的其他方面以及其他类型的科研条例,也都应该从一个国际视角来看待。
国际化的视角可以带来多样化,来自不同学科、文化及传统的多样化视角。一般来说,多样性可以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科学是全球的、国际的,科研伦理也应予以国际化思考。如果相关研究群体能够坐下来谈的话,许多问题都是可以预防的。我认为不同群体的利益相关方需要进行讨论。
你所问及的人类基因编辑这个话题,这不是一个科学家单独就可以做出决定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广泛的群体参与进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例子,如在医学中治疗遗传疾病时会有遗传咨询服务,通常患者、父母及家人会与医师和研究人员讨论,决定接下来做什么,采取什么措施。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研究人员应当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伦理学家与公众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对话交流才会找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我们有责任支持女性,并为她们提供榜样
知识分子:你对女性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你是否觉得存在性别差异?
斯基普:很显然是的,目前估计全球的研究者中大约有30%是女性,但全球男女比例接近1比1,因此女性在科研群体中未得到充分的代表,而且随着职位越高,女性未获充分代表的程度也越严重。
这不仅仅是科学领域,任何职场中都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个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当然可归结于历史,但是当我们讨论性别不平等时,要知道在科研领域未获得充分代表不仅只是女性,还有其他一些群体。尽管我们已经开始了有关女性的对话,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应当关注的重要事项,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多样性本身是多样的,所以多样性引入了女性不平等这个问题,但它并不会解决多样性的问题,其他未得到充分代表的群体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重要的是,你我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都有责任在科学或在其他职业领域支持女性。这要从她们很小时就开始,从她们出生、成长、求学的时候就开始,我们不应阻碍女性学习科学、工程及其他女性未得到充分代表的专业。她们在选择职业时,社会也不要因陈规旧俗而对她们带有偏见。只要有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在职业科学家人群中,我们知道有很多女性攻读科学类的博士学位,但此后女性数量就减少了。我们需要让女性崭露头角,支持她们并为她们提供可效仿的榜样。
知识分子:你对女性科学家有哪些建议?如何获得同行的认可?
斯基普:我有很多建议,我首先想到的是要互相支持。同样作为尚未获得充分代表的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女性在科研职业生涯中通常会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分享这些经历并互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一句英语谚语所说:“将烦恼与别人分享,烦恼就少了一半”(a problem shared is a problem halved)。另外就是不要气馁。女性有时对自己非常挑剔,有时会觉得自己不胜任。我要说的是在能力方面做你自己,如果有任何的疑虑,你可以从同事那里寻找建议。
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中,有许多女性科学编辑,对于她们的职业发展,你有何建议?
斯基普:我只会建议做一名科学编辑吧。我周围的同事都曾是科研人员,我在成为科学编辑之前,也是一名在职研究人员。这是我做的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因为我不仅享受编辑这份工作,而且感到通过选择这个职业我能为科研共同体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学术期刊编辑,我都会推荐你选择这份职业,因为这是支持科学、为科学做贡献的一种极好方式。做科学研究与做编辑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当你做研究时,你是直接从事科学发现工作;如果做编辑,你不直接参与科学发现,但在传播及阐释科学发现上你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你看重科学发现,那么就继续你的科研工作,如果你对阐释科学发现,使之变得更好、更完美感兴趣,那科学编辑的工作更适合你。
未来学术出版会有新的形式出现
知识分子:随着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未来5-10年学术发表是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斯基普:预测未来是一个棘手的事情。我希望科学出版会有变化,因为任何事情都需要变化,因为科学本身需要变化——科学随着新方法的出现而不断发展,人们如今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数据并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分析,而这在5年或10年前是无法预料的,所以相应地我们可以预期新的方式会出现,而且由于科学出版与科学和研究的发展同步,它也需要随之改变。《自然》杂志今年已创刊150年了,我坚信如果我们没有与科研共同体共同发展并满足其需求,我想今天我们也不会在这里有这场对话了。
因此,我认为科学出版会发生变化。例如,我料想科学论文的形式或许会发生变化。如今,纵观各个不同的出版机构和不同的期刊,我们都前所未有地重视数据,还有材料。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953年,《自然》发表了一篇或许是这本期刊最著名的论文,即有关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这项基础发现改变了整个分子生物学。但这篇论文只有一页纸,它没有实验细节,没有图片,只有一张绘制的DNA草图,放在今天,任何科学期刊都不会考虑这篇论文,因为你需要提供所有的信息和数据。因此我认为随着科学的不断变化以及研究本身的演进,论文形式也会有所变化。未来我们将继续利用互联网技术的进展并将数据和论文紧密的联结起来。我想不管是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会是激动人心的变化。
知识分子:你认为Twitter是否影响了你的工作,它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它给学术期刊带来了哪些影响?
斯基普:社交媒体是对其他传播方式的补充。我只是在工作中使用Twitter,所以我发送的内容只限于科学、出版及工作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它非常有用。例如,我经常看到科学家通过Twitter发送论文,但十分详细,他们会推送一系列连贯的学术微博,每篇会探讨论文的一部分内容,如一张图片或一个表格等,在Twitter 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科学同行们会来评论,这些评论都非常有技术含量并不断递进发展。如果作者愿意参与讨论,那就是一种非常有益和极为快速的沟通方式,这或许是回答论文写作时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或者是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回答问题。做为编辑,我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形,觉得非常有价值,这是真正的互动。
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这种形式的交流需要大家都坐在一个房间里才行。现在大家不必坐在一起,就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类似期刊俱乐部(Journal Club)那样地讨论,这非常有意义。而我自己也通过这个有趣的信息源,了解到科研人员对一些评论、研究方向和论文的看法。
我认为社交媒体补充了其他的形式的信息传播。未来我们或许会看到新的传播形式的出现,并会对科学交流带来更多有益的补充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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