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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个多月前中国首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2019新冠病毒”（Covid-19）的全球流行已成为 “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北京时间5月22日早上6时，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33万例。[1]

“疫苗” 被认为是终结这场疫情的终极武器。世界各地的科研团队和医药公司加入了这场与时间竞跑的研发竞赛，各国政府亦为临床试验开启快速审批通道。迄今为止，中、美、英三国已陆续批复多个疫苗研发项目的临床试验。[2] 这些举动有望将通常为5-8年的新病疫苗研发周期压缩至12至18个月的时间。[3]

然而，从科学家发出第一声 “哨响” 至今，人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却错失了近半个世纪的 “行动时间窗口”。科学家警告，若各国不能进一步加强既有气候承诺，那么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全球升温很可能在2030年前超过1.5°C，并可能在本世纪末达到2.7-3.7°C [4]，这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比巴黎《气候协定》约定的本世纪末温升控制在2°C高出七倍。[5]

同为关乎健康与经济的全球危机，气候变化的 “疫苗” 呢？

“2019年新冠病毒” 引发的 “健康危机” 打乱了国际社会应对 “气候危机” 的步伐，原定于2020年11月底举办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不得不宣布延期举办。这直接影响了 “气候资金” 的审阅以及国际碳市场实施细则的谈判。此外，各界担心，随疫情而来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等问题，一些政府可能在今年底提交新的 “国家自主贡献”（NDCs）时出现迟疑，因而无法承诺其原本可以达到的更高雄心。[6]

“虽然新冠病毒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威胁，但是气候变化才是我们将长期面临的最大威胁。” 联合国气候变化执行秘书长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说。[7]

“地球病了，气候变化给它判了死刑。” 英国王储查尔斯亲王曾对媒体表示。[8] 如果把 “气候变化” 看作地球所患的一种疾病，那么是否有可能为其寻找到药物及疫苗呢？

“气候变化没有疫苗”，远景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张雷近日撰文称。[9] 他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解释说：“新冠疫情远没有气候系统复杂，而气候变化一旦发生，就很难被阻止。气候变化展现出的非线性特征，一旦突破‘临界点’，就没有有效的方法来改变其轨道。”

目前，“减缓” 与 “适应” 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气候行动的主要方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可持续交通等，可减少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从而 “减缓” 气候进一步变化的程度和速度；通过在发展政策、规划、项目和行动中促成迅捷和长期的适应措施，可使得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具备“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自然灾难、疾病、经济损失等影响的能力。

研究表明，要想实现《巴黎协定》约定的2°C目标，各国必须在2020年至2030年之间，将现有的减排目标提升三倍以上。

若想实现更具 “雄心” 的1.5°C目标，全球碳排放必须在2030年前减少45%，并在 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相反，如果各国不能在2020年底前提交更具雄心的减排方案并彻底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那么自2025年起，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按每年15.5%的速度下降。

迟缓行动的代价是沉重的：若各国能在十年前就采取行动，那么2025年后排放量下降目标将仅为3.3%。[10]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其收益也是显著的。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仅仅是气候行动带来的健康收益，就可达到全球气候 “减缓” 行动成本的两倍。在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关行动的 “收益-成本比” 可能高达3-9倍。[11] 由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领导的 “全球适应委员会” 估算，如果能在2030年之前在强化早期警示系统、建设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等 “适应” 领域投资1.8万亿美元，其带来的 “净收益” 将达到7.1万亿美元。[12]

中国能源转型： “零碳经济” 的希望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由国际能源巨头、知名学者和公民社会发起的 “能源转型委员会” 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 “零碳” 能源转型是全世界在本世纪中叶实现 “净零碳排放” 和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该报告强调，中国的零碳能源转型不仅技术可行，而且经济可行的；低碳能源转型还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13]

张雷为该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他说：“许多人只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而非低碳转型带来的机遇。如果不转型，我们将忽视一个重新塑造经济形态、打造永续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机会。”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气候系统动力学教授 Anders Levermann 也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留给人类的 “成本最低的选项了”。Levermann 等人于今年1月发布在《自然·通讯》上的研究称，若将 “去煤”、“去油” 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劳动效率降低等损失相比，摆在我们面前经济收益最佳的选项恰恰是《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C目标。[14]

“传统的商业模式显然不再是一个可行的经济选项。我们要么选择给经济 ‘去碳’，要么坐等全球升温——后者将意味着全世界的商业和社会为此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 Levermann 说。[15]

能源转型是 “去碳化” 的关键：化石能源燃烧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约60%来自能源使用）。[16] 普及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既是实现《巴黎协定》的主要路径，也是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一。根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国相约在2030年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根据前述 “能源转型委员会” 的研究，自2010年以来，光伏发电基准价格已大幅下降84%，海上风电下降一半，陆上风电下降49%。这使得光伏和风电即将取得相对传统化石燃料的成本优势。该报告援引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预估，得益于技术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效应，2050年前，中国陆上风电的平准化成本还将下降 60%，光伏的基准价可能还将下降70%。该报告预测，由于这些清洁能源在未来更具有成本优势，即便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它们也将在不远的将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该委员会的分析称，中国的 “零碳” 转型必须建立在大规模的 “零碳” 电气化的基础之上。在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的成本大幅下降的趋势下， “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较低的成本甚至负成本的条件下” 实现电力系统的全面脱碳。

随着中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 “重疫区” 陆续解除隔离封锁，恢复受 “新冠” 疫情重创的经济，应对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各国于未来六个月内针对 “新冠疫情” 出台的的经济刺激计划，将极大地决定我们能否成功地避免全球变暖的最坏影响。[17] 5月4日，由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牵头、诺贝尔经济学奖 Joseph Stiglitz 和知名气候经济学家 Nicholas Stern 等人联名发表的一份研究称。

研究认为，与传统经济刺激计划相比，对气候友好的绿色项目将带来经济与环境的 “双赢”，它们不仅能够带来更高的单位成本短期回报，还会导致更多的长期成本节省。

该研究综合了来自53个国家的231名财政官员与央行经济学家等专家的问卷回应，提出了五项有助于实现经济与气候双重目标的政策事项。

这包括：投资清洁的物理基础设施、对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投资教育与培训（以解决由新冠疫情造成的失业与全球“去碳化”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投资（致力于生态系统韧性和再生的）自然资本，以及投资清洁技术的研发。

投资界也在疾声呼吁各国政府出台 “绿色刺激” 计划。5月初，国际倡议“投资者议程” 联合机构投资者和国际机构发布了新冠疫情时期的“可持续复兴”建议，倡导各国政府守住《巴黎协定》的气候承诺，优先增强气候韧性和净零排放的经济解决方案，加速恢复清洁能源、可持续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18]

在《巴黎协定》的鼓舞下，投资者、企业、城市、公民社会等 “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 actor）的气候行动也已经形成一股风潮。在 “RE100”（100%可再生能源）的倡导下，全球已有包括苹果、谷歌、微软、三星、远景等234家企业承诺最迟在2050年使用完全由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19] 据全球商业气候联盟，全球1275家市场价值总额达24.8万亿美金的企业已经做出各式各样的气候行动承诺，以加速向零碳经济转型。[20] 此外，占全球GDP四分之一的96个城市加入了名为 “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的全球性城市网络，致力于推动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

“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新冠疫情，都不应抱有侥幸心理。相反，必须尊重科学家的理性呼声，及早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作出预案。” 张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