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公共卫生合作之路目前虽然崎岖，但仍有可期待的前景 | 图源：pixabay.com

撰文 | 黄严忠（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早在去年上半年，笔者担任中国工作组共同主席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健康安全增进委员会启动了推进中美卫生安全合作的项目。当年12月初，该工作组发表了主题为 “推动美中卫生安全合作” 的政策报告。报告界定了中美公共卫生合作的六大领域，即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国际旅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生物安全、供应链和反击虚假信息。
报告同时就双方在合作中如何区分轻重缓急、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的效能，提出了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建议。虽然这一报告在政策圈子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实际推动起来却困难重重，令人不免生出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的感叹。这种状况与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中美双方在传染病防治领域所进行的多渠道、全方位的合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冠病毒已经在这个星球上肆虐了两年半，与此相关，全球经济正面临可能的衰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美两个对全球卫生安全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理应是不二的选择。但迄今为止，双方尚未能就应对新冠疫情开展更加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更广泛的领域，双方对利益攸关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也有待进行更为充分的探讨与协作。

合作遭遇瓶颈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一本讲述50年来中美互动合作的书，书中提到，卫生合作是中美双边超越政治分歧的合作典范。事实的确如此——恰恰是在双边政治关系处于低迷的1989年，默沙东公司以保本价向中方转让了乙肝疫苗的生产技术，仅这一项技术，就拯救了中国数百万人的生命。
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一直持续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就在新冠疫情刚刚开始之时，中美两国疾控机构的负责人还在寻求积极互动。中方向美方通报了疫情，美方也主动提出派公卫专家赴华协助抗疫。
但此后，这种建立在长期互信基础上的互动，很快就因一些问题而不复存在。在特朗普任内，中美有三个卫生合作协议在期满后不再续约。拜登总统就任以后，中美双方恢复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但却在共同应对新冠大流行与加强全球卫生安全领域表现得悄无声息。
事实上，新冠疫情全球应对的意识形态化在拜登总统上任后并未有实质性改变，而疫情所造成的各种旅行限制措施，也使得相关信息的有效交流更加困难。因而造成的误解和不信任，在程度上可以说也是近三十年来所鲜见的。
一方面，主导双方合作的机构如中国相关部门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似乎显得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在目前双方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下，决策者们因考量与对方打交道的声誉成本，而显得裹足不前。美国在华负责卫生合作的官员抱怨很难见到较高层级的中方官员，而中国外交官在华盛顿也很难对接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相关部门。
今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 “特别军事行动” 以来，国际焦点则从应对新冠疫情转向地缘政治。在此背景下，“合作” “接触” 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在华盛顿圈子里似乎也成了明日黄花。
甚至有美国学者提出用 “协调” 而不是 “合作” 来形容与中国接触的方式。这是两种不同的博弈：前者是为避免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而后者则是取得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尽管中国国内仍有一些专家学者不断提出中美合作的意义，认为这样做符合双方利益，但现在这些良好的意见、建议已经很难促进中美在卫生领域的合作被纳入议事日程了。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大公司包括跨国药企一直是主张对华接触的最大游说群体。但现在出于国家安全的顾虑，例如担心被指责为“不爱国”，加上在华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已经极少有美国工商界大佬敢于愿意站出来为修补双边关系大声疾呼了。与中国加强经贸往来能帮助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理由，现在也很难再用来说服政客们了。
 

困难中孕育希望

尽管如此，中美双方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仍未消失。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举行的视频会谈中，明确将卫生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列入扩大合作的优先考量。今年年初，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务官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也在美国智库召集的会议上承认了中美重启卫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美方派驻中国的负责对华合作的卫生官员继续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中国政府在历经十年的空缺后，也终于向驻美大使馆派出了医疗卫生事务专员（health attaché）。
与此同时，全球卫生领域的巨无霸非政府机构盖茨基金会一直通过其在华代表处与中方相关机构保持密切接触，并通过自己的独特影响力鼓励中方继续积极介入全球卫生问题。中方的外交和财政部门仍然有兴趣开启对话并积极介入全球治理。预计很快中国会宣布加入世界银行新设立的一项金融中介基金（FIF），为大规模传染病预防工作筹集资金。
事实上，美国在华医药企业也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跨国药企辉瑞、雅培等仍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的合作。中美两国科学家也都期待着重启卫生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两国派驻对方的大使都意识到中美公共卫生合作的重要性。秦刚大使到华盛顿履新后不久，就提出希望中美能够加强抗疫科技合作，助力世界早日彻底战胜新冠疫情。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认识到，不能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卫生安全会谈之外，与中国对话对美国来说是低风险的，不对话的风险则很高。
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局势、猴痘疫情暴发、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全球陷入经济衰退的危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凸显了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所强调的供应链安全、人畜共患疾病监测及反击虚假信息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就提到——
“在新冠疫情中，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遭受新一波疫情时，我们因中国人民的灾难而悲伤。我们自己也经历了新冠疫情造成的深重苦难，因此，我们坚信所有国家必须共同努力，为全世界提供疫苗——不是为了换取好处或政治上的让步，而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没有全人类的安全就不会有任何国家的安全。”

合作路在何方

由此可见，中美公共卫生合作之路目前虽然崎岖，但仍有可期待的前景。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在双方都有强烈意愿合作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并力争取得一些具体成果，进而开辟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局面。这些议题可以涵盖诸多领域，如扩大低收入国家的有效疫苗覆盖率、支持中低收入国家为未来疫情做准备，以及共同努力降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美国方面可以释出善意，鼓励药企与中方就疫情早期监测、检测手段和疫苗药品开发一体化，形成互惠的伙伴关系，以早日实现mRNA新冠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在中国的大规模生产。
万事开头难。现在要做的第一步，是重启双方面对面的会谈。尤其是可以将双方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官员、智库人士、意见领袖召集到一起，通过小规模、不公开但坦率而友好的交流，了解对方的需要，凝聚共识，为进一步合作取得正当性和可操作的空间和动能。
不同于非政府性质的二轨对话，这里的对话参与者包括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但他们是以私人身份参加。时间可选在今年年底。考虑到目前的国际旅行限制措施，地点可以在第三国（如韩国或新加坡）。首次对话尽量不涉及敏感话题，可以讨论比较宽泛的公共卫生挑战，如抗生素耐药性、环境健康、老龄化、慢病及其风险因素，也可以讨论具体的技术性的疫情防控问题，如流行病预测模型的建立、协调传染病检测标准，新型毒株或病原体的全球监测。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旦开启，可以鼓励双方较高层级的人员放下包袱加入进来，积累互信，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再进行高层互访，续签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双边协议，形成备忘录。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正在从美国纽约飞往韩国首尔的飞机上，顺便看了一部电影《全球风暴》。该片讲述了世界各国戮力同心打造了一个空间站，以防止极端气候毁灭地球的故事。影片在结尾这么说道：“一个地球，一个人类。只要记得人类共享一个未来，我们就会存续。” 听起来虽然有点理想主义，但未来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无疑将会面临更多的不虞之挑战，中美两国能否有智慧、有眼光学会合作共存，共同应对各种新的挑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世界能否有可持续的未来。当前在公共卫生领域，这样的智慧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