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6月2日，华南理工大学和四川大学先后发布通报，对于顾某和苏某事件启动调查，同时表示，对学术不端和师德失范“零容忍”。

到底是苏某足够优秀，还是依靠顾某的裙带关系攫取挤占了他人成果，还有待两所高校的调查。然而，在互联网引发的舆论中，人们更热衷讨论所谓“学术妲己”，应该被郑重以待的学术不端和师生关系异化问题遮蔽在桃色新闻下。

然而，掌管学术资源分配、拥有制定绩效标准的当事一方消隐。

近年来，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坠楼事件、西安交大杨宝德溺亡事件、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案，一再使导师和学生严重的权力不对等关系浮出水面。

以制度赋予的权力为基石，导师手握“生杀大权”，学生学业进程的速度和成败、所获资源的多寡、人际关系网络等都高度仰赖导师。涉及课题研究、科研项目和学术交流等事宜时，没有导师的首肯，学术资源有限的学生寸步难行。

一些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杂糅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尊师重教”、传统师徒的人情、公司化的绩效考评，一旦学生对导师表示出“反叛”，面对的可能并不只是某个具体的权威个体，而是一整个利益同盟。

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无从听见更多受害者的声音，也无从得知，在宝贵且有限的科研时间里，被攫取资源和抢占成果之后，原本可以创造更多科研成果的他/她们最终流向哪里。

对于此次传言中的“师生恋”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随着类似事件的曝光，一直都被热议。

在我国，关于高校“师生恋”的态度，官方表态可见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生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划出红线：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并要求各地各校根据实际制定具体办法。

2020年11月，教育部网站发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了导师指导行为“十不得”，其中包括：不得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浙江大学从事大学治理研究的刘爱生在其论文中介绍了美国高校对“师生恋”的3种立场：绝对禁止、相对禁止和强烈地不鼓励。通常做法是以调离的方式终结二者存在的教学或指导关系，影响恶劣者可能被开除。

此种态度的背后，一是师生之间权力不对称，使得学生一方的“自愿同意”值得怀疑，甚至“在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师生恋有转化成性骚扰的风险”。近年来学术界曝光的多起性骚扰事件，其背后都源于学术权力过于集中、师生关系缺乏制度制约。

此外，美国一半的高校对“师生恋”的政策中都谈到利益冲突、裙带关系、偏袒和不道德行为。一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也被认为损害教育氛围，“破坏或危害有效教学、学习和专业发展所需要的持续不断的信任”。

根据顾某事件里被曝光的视频，二者的关系似乎并不私密，且在一定范围内有所传播，但过程中是否有来自制度的约束尚未得知，但这绝不应止于桃色新闻。

近几年，类似事件中，人们将这一沉重话题用“学术妲己”涵盖，这种称谓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女性在学术领域遭遇的敌意和不被信任：女性可能被认为学术能力不如男性 —— 如果想获取资源和成功，只能通过“性别优势”——这类涉及歧视的言论和态度只会对女性取得更高学术成就制造更多障碍。
 

在网传的顾某事件中，几个关键词“婚内出轨”“净身出户离婚”“为爱送文章”等等，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欲，但轻佻的讨论令事件一再失焦。

如果网传爆料者所言为实，这一事件中可能涉及窃取剥夺他人学术成果、利用学术权力占据过多学术资源的问题。

关于窃取剥夺他人学术成果等问题，此前就多有曝光，实施者多为掌握权力的一方，比如高校的行政领导、权威学者、导师。

2020年11月，天津大学化工专业退学硕士研究生吕某在网络实名举报，在123页举报材料中，吕某称，2011-2020年期间，该校化工学院教授张裕卿所做的实验和发表论文多次造假。其中，张裕卿多次把研究生的实验成果和论文内容署上女儿的名字，甚至在其女高中时，让她以“参与修改论文”为由，在其研究生的论文中署名。

随后，天津大学发布通报，称经调查组初步查证，认定张裕卿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张裕卿承认其本人有学术不端行为，并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天津大学已解除与张裕卿的聘用合同。

吕某举报一年多后，张裕卿团队发表的2篇论文被出版社撤回。2022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一批科研不端案件，其中称，经查，张裕卿7篇论文存在署名不实的问题，11篇论文存在图片重复使用问题，2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问题。

2021年，湖北科技学院一位2015届毕业本科生孟玉朋称，其临近毕业时，曾设计一款血糖无创检测仪，并带着这项毕业设计参加了本科毕业论文答辩。6年后，他发现学校老师叶华山等人于2017年利用自己的学术成果，申报了三项专利。

当年11月，湖北科技学院认定叶华山存在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叶华山暂缓2年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并取消其3年内研究生导师的申报资格。

大规模调查也显示，当前学术界中，学术不端并非孤例。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延东等人曾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进行大型抽样问卷调查，涉及209个站点3万多名科技工作者。

参与调查的科技工作者中，逾半数人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研究者有学术不端行为，其中，“在没有参与的研究成果上挂名”（侵占他人成果）发生比例最高，为43.7%。

然而，当被问及学术不端行为是否有遭遇处罚时，41.5%的人回答“只有极少数受到处罚”，28.1%的调查者称“不知道”。

在学术不端的另一面，是中国学术界整体对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缺少共识，且多数人对学术规范的边界认识不清。

参与调查的科技工作者们更倾向认为造成学术不端的首要原因是制度环境：以量化为主导的学术评价制度和大环境，个人“迫于”种种制度不得已而为之。

显然，在面对学术界这一顽疾时，不能寄希望于每一次个案的曝光和事后追责，而需要从根本上改革不合理的学术评价、监督和管理制度。

对于防止学术不端和师德失范，我们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让人不敢逾界的土壤。

我们需要明晰学术界手握权力者的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学术界对科研规范的培训，形成真的共识；加大对学术不端等行为的惩戒。建立专业化机制，甄别举报，完善申诉和维权机制，公开透明回应诉求。

对于高校来说，能做的也不只是在事后表态对相关问题“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