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周小李

责编 ｜ 王晓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工农业生产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女性被广泛地动员走出家门，成为与男性一样的劳动者或战士。在强大的政治宣传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妇女”、“革命妇女”被赋予了高度的社会评价。而女性的身体也被予以了意识形态的归类，其中劳动的身体与革命的身体最为正确而光荣。这样的女性身体图像是参照男性标准被政治力量建构起来的，特征是强壮有力、神情庄重、目光坚定，女性身体的柔美线条与性感气质均被掩盖。女性的“劳动性”与“革命性”相互交织，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内，因为阶段任务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其“革命性”特征。

“不爱红装爱武装”：领袖对女性身体着装的提倡

            

1961年2月，毛泽东作诗《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此诗发表后，领袖对于女性军人气质的欣赏和赞美，使得仿效“女民兵”、“女军人”着装与行为成为青少年女性追逐的时尚。而此间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树立的解放军榜样，也进一步促进了青少年对于军人形象的模仿。

 

她们都戴着崭新的男士单军帽。头发掖进帽檐儿，一缕不垂。“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当年女红卫兵们所热衷追求的“革命时髦”……当年她们心里想爱“红装”也不行，“红装”包括的一切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全属“资产阶级”的一套。（梁晓声，2012：235） 

 

于是，“着军装”作为一种时尚在1960年代初的中学和大学校园渐露端倪，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则成为男女学生，尤其是红卫兵，必不可少的身体装扮。这种装扮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系宽皮带，左胸佩戴毛主席像章，斜背草绿色挎包，胳膊上套着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照相时大多撸起袖子，一手叉腰、一手紧握红宝书于胸前。女孩照片上一般题有“爱武装”、“飒爽英姿”、“丛中笑”、“永远忠于红司令”等。女孩发型以短发或辫子为主，少见其他发型。

 

被抛弃的“红装”不仅包括传统女性服饰，比如旗袍、长裙、高跟鞋、丝袜，还包括其他可以展现女性温婉、柔美以及性感的发型、日用品、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及行为方式。尤其是在破“四旧”的运动中，“红装”被视为“旧文化”、“旧习惯”甚至“旧思想”遭到无情批判。

 

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的“四旧”发动总攻击……除“四旧”从“改名”开始……还包括：剪头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服、道具，毁文物……（王年一，2009：53）

 

响应“革命”的号召，校园女生的群体身体图像被改造成为了“红卫兵”。这一图像看似性别无涉、适用于男女两性，实际上是去女性化的，是以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否定而得以确立和巩固的。“那时女子说话都跟男的一样，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样儿就变修了。说话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劲哪。袖子卷起来非得卷到胳膊肘上，这是那时候的审美观点。”（冯骥才，2014：191）曾经被认为青春女性特有的柔美、娇嫩，被男性化的刚毅、粗犷所替代；温文尔雅、娴静幽柔的一般传统女性形象也被革命年代的斗争哲学所否定。

    

“要武”与“暴力”：女性对领袖最高指示的回应

            

1966年8月18日，一位红卫兵女中学生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带上了一副红卫兵袖章。当毛主席得知这位女红卫兵的名字是“彬彬”时，笑着说：“要武嘛！”这一简短对话促使该女生改名为“要武”，她所在的中学也更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要武”对女性青少年的身体规训绝不止于外观的重塑，还直指其行动方式的改造。暴力是她们必须展示的“革命”行动，参与造反、抄家、批斗以及武斗的红卫兵中，大学、高中学生甚至初中男女生，都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暴力倾向，只不过由于传统女性形象并无明显暴力特征，因此，女生骤然呈现出的暴力性更令人震惊。

 

在“无情批判”、“残酷斗争”得到权力高层默许、怂恿甚至大力支持的情形下，暴力不仅被定性为革命行动，而且强弱程度还被视为政治觉悟高低的表现，愈暴力、愈革命、政治觉悟越高。而经过建国十七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中国女性已集体意识到，在革命斗争和工农业生产中，女性只有展示出与男性一样的、甚至比男性更甚的力量与勇气，才会被时代接纳与认可，才会获得成长与发展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当“革命小将”打着“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号，以“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为最高指示，参与“斗争”的女红卫兵表现出的残酷并不亚于男红卫兵。

 

在球场的乒乓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了顶的头上，随即把他推倒在台上，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惊了。（徐友渔，1998：94）

 

有亲历过文革的人士甚至觉得，“女性一旦革命起来就有些可怕”，“比男性要危险几倍”。（梁晓声，2012：51）文革中北京市第一位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即死于该校红卫兵女生的残酷殴打。还有调查者发现，打死人的学校中包括好几所女子中学，如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北京第二女子中学、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学，据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大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王友琴，1995）

 

显然，对于投身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青少年学生而言，最高领袖、其他中央首长以及权威党报党刊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高度肯定、夸张的赞美以及政策性的全力支持（如命令学校停课半年、禁止警察干预暴力行动、全国大串联享受免费交通与食宿等），毫无疑问就对他们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社会认同。在这过程中，作为青少年“领袖”的人物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里所谓的“领袖”，指具有榜样或模范性质的政治权威、公众人物、影视明星等，而青少年对“领袖”形象的模仿、崇拜，能够促进其认同的形成。（埃里克森，1998：117）在这种铺天盖地社会认同的激励下，红卫兵集体陷入了“红色恐怖万岁”的狂欢。这样的认同驱使着几乎所有的青少年学生，以加入红卫兵组织为荣，以参与暴力行动、为“革命”流血牺牲为荣，女生也不例外。

 

对于今天的校园女生来讲，1960年代的“革命”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那些身着绿军装的红色少女，她们的身影正在被缓慢地集体遗忘。今天的校园女生欢快轻盈地成长在以“改革”为主题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容许而且鼓励她们展示和追求青春女性所有的身体美。然而，这种境遇看似迥异于1960年代，实则内隐着极其相似的身体政治——只不过，对年轻女性身体的新一轮权力形塑不再借助政治权威和革命斗争，而是通过消费主义和商品崇拜而达成。所以，女性的自由和解放，依旧在路上。

 

周小李，教育学博士、博士后，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教育政治学、公民教育、性别社会学。

 

参考文献：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949-1976年的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徐友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

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号、总第三十期。

张新蚕：《家国十年：1966-1976：一个红色少女的日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美]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史继平等译，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版。

《红旗》1966年第10、11、12期。

[美]埃里克森（Erikson.E.H）：《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