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如果把中国双一流高校校长的履历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年龄大多集中在50至60岁之间，正处于学术声望与管理经验的巅峰期。男性占据绝对多数，超过90%。博士学位几乎是标配，学术背景以理工科为主。多数人具备一定的国际经历，大部分是短期海外研究或访问经历，少部分拥有海外博士学位。 

在职业道路上，他们往往先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担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或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项。随后通过学院院长、副校长等岗位进入大学治理核心。整体来看，这是一类兼具学术精英与行政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形成了中国顶尖高校特有的领导群体特征。 

这一观察来自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教授黄福涛。近日，他的一项纵向研究，对中国双一流高校的领导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选取2013年与2023年两个时间节点，对中国顶尖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领导层的公开履历进行整理与比较，从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以及职业经历等多个维度，呈现出过去十年高校领导群体的演变。 

在黄福涛的研究中，样本高校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涵盖所有纳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第二类为原211工程高校中非985院校；第三类则对应原985高校。 

研究基于2023年的数据集，共记录了147所双一流大学的1380个领导职位，其中610个属于党政系统，770个属于行政系统。2013年的样本覆盖108所大学，共计1094个职位。所有相关信息均从大学官方网站及其他公开渠道系统收集，包括国家教育门户网站、政府报告、经过验证的个人网页和专业资料等。

通过对这些公开履历的系统收集与统计分析，研究试图总结：过去十年，中国顶尖大学究竟由什么样的人掌舵，这些领导者的选任与流动，又对高校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01

博士学位成为标配

在如今双一流高校，博士学位几乎成为了校长们的入场券。

黄福涛向《知识分子》介绍，过去十年，双一流高校在选拔领导时，对专业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确保政治可靠的前提下，高校领导的学历门槛持续上升，学术背景的重要性也显著增强。

十年间的数据变化清晰显示了这一趋势。2013年，73.2%的党委书记和82.1%的校长拥有博士学位，这一比例已经很高。可到2023年，党委书记88.5%都有博士学位，博士校长的比例更是高达93.7%，几乎是人手一个博士证书。博士学历不再是一种加分项，而是双一流高校领导在学历上的门槛。 

不过，由于网上高校领导的履历往往不够详细，很难判断一些领导的博士学位，到底是来自于全职还是在职读博。考虑到高校领导的平均年龄，至少有一部分的领导应该是在职读博。

这也与他们学历迅速提升的现象相呼应。实际上，领导学历的迅速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选任制度要求所推动的结果。在干部考察过程中，学术背景往往被作为重要指标，因此不少人在进入领导岗位前后，会通过在本校继续深造，以补齐学历。 

例如，一些领导在本科毕业后便留在母校工作，在团委或行政岗位任职多年，随后再以在职的方式完成硕士或博士学位。这样一来，在公开资料里，很多领导的履历看起来像是一条连续的学术路径，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路延续下去。但这些学位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是脱产读书还是在职进修，是否有完整的科研训练，公开资料通常很少交代。 

这意味着，近年来高校领导中博士比例的迅速上升，并不完全等同于学术背景的同步增长。很大程度上，它反映了选任制度本身对学历的高度重视。在考察干部时，学术背景被作为重要指标，而完成博士学位本身也成为了进入高层岗位的必要条件。 

另外，高校领导的国际经历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选拔标准，这在校长选拔表现得尤为明显。黄福涛的研究发现，2013年至2023年间，无论在党务系统还是行政系统中，具有海外研究或学习经历的领导比例均显著上升。 

其中，有海外经历的行政领导比例过去只有四成，现在达到54.5%，党政领导2013年只有三成有海外经历，如今升至49.7%。在变动更迅速的原211大学，校长有海外经历的比例更是增长了15%。 

然而，进一步拆解学历数据可以发现，真正持有国外大学博士学位的领导者比例依然极低，海归校长的比例刚刚超过8%，且这一数字在十年间几乎没有实质性增长。多数高校领导的海外经历，实际上是广而不深，更多为访问、进修或短期合作，而非在海外完成完整的博士培养。 

一边是双一流高校领导的博士学位、海外经历的迅速增长，另一边是止步不前的海归比例。两相比较，这可以看作“海归校长”的一种退潮，或者说国内学历和海外学历之间的一种此消彼长。 

黄福涛进一步分析，未来高校领导的海外经历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与此同时，海外经历的国家分布也可能发生变化。随着中美、中英以及中国与欧盟等国际合作的复杂化，一些原本可以赴美或欧洲深造的机会受到限制，短期访问或在其他地区的海外经历可能会成为更常见的形式。

02

外来领导增加，内部晋升减少 

曾经多在一所学校长期任职的高校领导，如今正越来越频繁地在不同机构之间调动，这种变化也逐渐改变着中国高校的治理方式。黄福涛发现，高校领导跨校流动的比例已从十年前的约40%大幅提高到了60%左右。 

在行政领导中，有跨校任职经历的比例从2013年的39%上升至2023年的57%。而在党政系统领导中，有跨校任职经历的领导增加更快，从44%跨越到了62%。这一变化显示，高校在选拔领导时，已从过去单纯看重资历和内部身份，转向更开放、更看重能力和绩效的新标准。 

这种变化并非偶然。黄福涛指出，中国高校领导的任用总体上由政府主导，属于国家干部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由学术共同体内部产生。部属高校的领导通常由中组部或教育部任命，省属高校则由省委组织部任命。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高校并非完全独立的学术共同体，校长、副校长等岗位的产生，本质上是由政府部门主导，嵌入在国家干部调配体系之中的。 

在他看来，近年来高校领导更为频繁的流动，使得这一任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类似干部轮岗制度的特点。不过，与一般行政系统的轮岗不同，高校领导岗位对学术水平和专业背景非常强调。 

这种调动一方面是学术和管理资源的流动传播。比如，某所大学在某个关键学科上比较薄弱，或者国家希望在该领域有重大突破，中央组织部门就可能任命一位该领域的院士或顶尖科学家去担任校长。通过这种方式，将顶尖的学术资源和管理经验直接注入学校。 

另一方面，外部调任还可以防止高校领导层的地方化和内部封闭。如果校长、副校长长期在同一所学校内部循环任用，很容易形成相对封闭的人际网络和决策结构，甚至演变为稳定的小圈子。因此，通过一定程度的跨校流动和外部任用，能够打破过于稳固的内部关系网络。 

这种政府主导的高校领导选任模式，与欧美高校逻辑上有着显著的差异。美国大学校长通常是校方自主招聘，强调高校作为学术共同体的自治，确保了领导者与学校文化、学术传统的深度融合。而中国高校普遍的跨校调任，虽然能为接收学校带来名校的办学理念、改革动力及学术影响力，但也带来了一些隐忧。 

黄福涛注意到的一点隐忧是，双一流高校领导来源正在呈现出逐渐集中的趋势。这一方面与近年来看重高校领导专业化的趋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高校行政领导任用体系本身的选择范围有关。 

从制度上看，高校领导的流动既包括高校体系内部的调动，也包括来自党政系统的横向流动。后一类主要集中在党政系统，例如一些来自省委、市委组织部门或其他政府机关的干部，会被调任到省属或市属高校担任领导职务。这类跨系统调动在实践中并不罕见。 

但在双一流高校，做行政领导既要求深厚的学术背景，又需具备一定的行政经验。这两方面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选人群的规模，而且越是顶尖高校，对这两方面的要求往往越高。 

在这样的基础上，高校治理又有越来越强调领导专业化的趋势。由于双一流高校本身对学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要求很高，校长、副校长岗位几乎只能由学术声望突出、学科背景扎实的学者担任。在实际任用中，这些领导大多来自少数顶尖高校或科研机构，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系统等。 

黄福涛认为，这种选任趋势可能使高校治理模式趋于同质化，从而压缩大学原本应有的自治空间。 

“长期来看，这可能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多样性。”黄福涛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63%，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体系更需要的是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和创新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同质化扩张。对于双一流高校而言，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办学特色本身就是推动创新的重要资源”。 

他担心，如果外来领导者的学术背景趋于同质，而又对所在高校的历史传统和内部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在推动学校发展时，往往更容易依赖既有的治理经验，而未必能够充分把握学校内部更为细微的制度脉络与学术传统，这可能不利于发挥一些高校的创新潜质。

03

理科前进，文科后退 

近十年来，另一个清晰的变化是，中国顶尖大学领导层的学科背景正在明显向理工科（STEM）集中。而且学校层级越高，理工科背景领导者所占比例也越高。 

从2013年到2023年，各类高校领导层的学科构成均发生明显变化。从整个147所双一流高校的情况看，理工科背景高校领导的比例已经由过去的54%，上升至61%。原211高校的变化更为显著，具有科学或工程背景的领导者比例从47%提高到64%，而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高校领导的比例则从 53%直跌到 36%。 

在原985高校中，理工科背景的领导在2013年已经达到了63%。十年过去，文理之间更加不平衡，理工科背景领导的比例从63%上升至约70%，而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高校领导的比例更显萎缩。 

黄福涛解释，这一趋势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在选拔高校领导时，组织部门不仅考虑政治可靠性和行政经验，也越来越看重学术背景与专业能力。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国家重点，高校尤其是理工科类重点高校在科研经费、国家项目和政策支持方面具备天然优势。

相比十年前，如今的大学校长和副校长更常被要求具备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专家身份，尤其在信息技术、材料、物理或医学等关键领域。虽然本次统计未纳入院士数据，但现实中可以观察到，院士比例明显上升。在许多高校，如果校长不是院士，往往难以胜任这一岗位。 

除了学科结构的倾斜，黄福涛还指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决策层中不平衡的性别比例。 

通过纵向对比发现，过去十年间，女性领导者的比例虽有小幅改善，但依然极低。在党委书记这一职位上，女性比例从2013年的6.1%升至2023年的9.8%。在校长职位上，则从8.3%升至11.4%。

这一局面与高校基层教师队伍的性别构成形成鲜明反差。黄福涛指出，目前中国高校专任教师中女性比例已接近一半，超过40%，但在领导层中，她们的身影却远远不足。而且，女性领导者更多身居副职，但在一把手职位上仍然相对罕见。 

在985高校中，女性领导者的比例甚至出现了倒退。党政系统中，女性领导比例从13.2%降至11%，行政领导中女性的比例，则从8.2%跌到了6.5%。也就是说，在这批最核心的高校里，男性领导的地位甚至更稳固了，女性进入领导层的空间反而有所收缩。只是因为其他双一流高校中女性领导人数有所增加，才勉强维持了整体上升的趋势。 

“还是要提高女性高校领导的比例，这方面虽然有一些改善，但总体上没有本质变化。男性比例仍然很高，这和女性教师、专业教师的比例相比，差距明显。”黄福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