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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球估计有2.35亿人患有哮喘。

在全球范围内，2.4亿~5.5亿人可能患有食物过敏。

药物过敏可能影响到全球10%的人口和20%的住院患者。

世界上10%~30%的人口患有花粉热。

20%~30%的印度人至少患有一种过敏性疾病。

33%的印度人受到呼吸道过敏的影响。

1.5亿欧洲人被某种形式的慢性过敏困扰着。

50%的乌干达人患有过敏症。

7.7%的中国儿童受到食物过敏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数字。 

我们很难想象构成所有数据的要素正是过敏症患者日复一日共同面对的挣扎。个人的故事，比如我父亲的、我的，也许还有你的，往往会被遗忘。重要的细节和背景信息——数十亿过敏症患者的生活经历，都从数据集中消失了。 

官方数据究竟是基于什么统计的，为什么它们经常变化，或许这反映了可能性的范围之大？要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被过敏所困扰，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对于这一每个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我们同样很难给出明确答案：情况是否变得更糟了？ 

如今过敏是否比过去更普遍，在可预见的未来，过敏率是否会继续上升？是否所有的数据都比10年前、20年前或30年前更糟糕？过敏率真的在10年接10年地上升，还是新的公共卫生意识运动和更准确的诊断工具令我们更善于发现和诊断过敏，从而使得数字激增？生活在21世纪的人更容易患过敏或更频繁地经历过敏，并且症状更严重吗？

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几十年的过敏症专家都告诉我同一件事情：很难准确地评估目前的情况，因为很难获得关于过敏症患者数量的可靠数据。什么是过敏，或者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过敏，这个定义会影响人们的统计方式，从而影响统计的准确性。

在一项荟萃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122项关于儿童哮喘患病率的研究没有使用标准化的定义或哮喘症状，这使得数据无法汇编或比较。 事实上，这122项研究使用了60种不同的哮喘定义。如果将最流行的4种定义应用于同一组数据，那么可被归类为“哮喘”儿童的人数的差异将令人震惊。由于使用的定义不同，会有比例高达39%的儿童从患有哮喘变为没有哮喘。 

用于编制全球过敏率官方数据的过敏的定义几乎全部是模糊的、有争议的、不断变化的。花粉热这种医学上公认的最古老的过敏症，用于判断它的症状可能差别很大。 

过敏性鼻炎患者占世界总人口的10%~40%。在全球范围内，10%和40%这两个比例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就像增加或减少整片大陆的人口一样。这种巨大差异背后的原因包括对花粉热的定义不同、个人和全国调查中用于评估病情的诊断标准（如流泪或频繁打喷嚏）不同，以及被测量的受试者群体不同（正在编制的调查数据中社会经济群体和地理区域的不同）。 

即使我们做最保守的估计，认为全球只有10%的人口在一生中曾有过呼吸道过敏的情况，这仍然是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数字——意味着目前全球有8亿人有过敏症状。

那么，我们对这个数字和它所代表的人群了解多少呢？呼吸道过敏与食物过敏不同，食物过敏有时会被克服，但呼吸道过敏常是终身性的慢性疾病。这意味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数字可能不会改变。 

美国人为过敏性鼻窦炎（由潜在的呼吸道过敏引起的鼻腔炎症）每年花费约60亿美元的医疗支出。 由于呼吸道过敏，美国人每年合计约有380万天请假不去工作和上学。  

尽管研究人员可能在定义、症状和方法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同意一件事：过敏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更严重了，全世界过敏症患者的数量可能会继续快速增长。看看我们从20世纪获得的数据，有一个共识是，美国的花粉热发病率在20世纪中期有所上升。 

在过去30年里，我们所掌握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可能是住院人数。每两个小时，就有一个严重过敏的人被送进急诊室。这些数字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过敏性疾病的问题正在扩大。 

在20世纪70—90年代之间的短短20年间，因哮喘住院的人数增加了两倍，直到今天才趋于稳定。 尽管发达国家的哮喘发病率增长趋势一直在放缓，在美国等地哮喘发病率保持不变，但在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哮喘发病率仍在继续攀升，导致全球总体发病率继续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专家预测过敏率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上升。过敏性疾病在低收入国家的农村地区不那么普遍，但过敏性敏感处于同一水平（提醒：你可能有敏感性，但不会发生过敏）。

换句话说，各地的人都有相同的敏感性，但在贫穷国家的农村地区，活动性症状和活动性疾病的病例较少。随着国家发展程度提高，过敏率往往会上升。为什么会这样？ 

尽管围绕过敏的定义和诊断存在着很多困惑和混乱，但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是绝对确定的：各种过敏症，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们，也不管我们怎么定义它们，在过去的200年里一直在恶化，而且这种趋势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我们也知道，人们现在所面对的是更严重的症状和更长的过敏季节。我们正处于全球过敏性疾病日益流行的时期。

02

在过去的 200 年里，环境的变化 —— 包括自然景观和气候本身，是否导致了近年来全球过敏率的急剧上升？

简而言之，答案是肯定的。 

但我需要加上 “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我们的基因一样，自然环境的变化或者我们居住的物理景观，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过敏率的增加负有责任，而且对我们的典型季节性过敏症状的恶化负有责任。 

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果你觉得眼睛更痒、鼻子更堵塞，或者打喷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那么你可能是对的，原因可能关乎平均花粉负荷（空气中的花粉浓度）、空气质量本身（无论平均水平是好、一般还是差），以及气候变化对方方面面（从霉菌孢子数量到作物产量，到捕获热量，再到空气循环）的间接影响。

我们将研究一些科研人员积累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最近的环境变化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难以承受，同时造成了混乱，令 20 世纪全球所有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贯穿本章的基本假设是，自然环境对我们遭受的过敏性刺激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我们的身体经常接触（或不接触）的环境对免疫功能有着重要且持久的影响。 

自然环境终究只是过敏症激增背后复杂故事的一部分。人造环境的改变（更直接的表述就是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改变），对免疫功能造成的破坏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的影响一样大。

辛辛那提从 2 月份开始测量花粉（那时雪松开始授粉），并继续每天计数，直到 11 月的感恩节 —— 当地花粉季节的最后一天。在阿拉斯加、明尼苏达、威斯康星、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等地，变幻莫测的气候变化会显著改变花粉季和霉菌季的长度，使这些地区的花粉热和哮喘患者的生活更加痛苦。 

像花粉一样，颗粒物也会对我们的呼吸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不过与人们的呼吸能力密切相关。“颗粒物” 这个术语用来描述悬浮在空气中的任何液体或固体的微小物质。 

这些看不见的物质碎片到底有多小？一微米相当于 0.00004 英寸。一个红细胞的直径是 5 微米。一根头发的直径约为 75 微米。花粉颗粒的直径范围是 10~1000 微米，这取决于物种。换句话说，2.5 微米或更小的颗粒小得几乎难以想象。

然而，超细颗粒物无处不在。它们是由柴油内燃机、工厂烟囱和煤电厂制造的。吸烟或燃烧木材，甚至是在厨房里做饭都会产生超细颗粒物，它们会进入空气。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或城市附近的人来说，逃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旦你对这些颗粒有了更多的了解，“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的想法就几乎变得可悲又可笑。 

自 1976 年以来，辛辛那提一直在监测空气质量，西南俄亥俄州空气质量管理局已经慢慢地成为当地空气污染历史数据的存储库。该机构在主要道路和高速公路附近、工业区、钢铁厂、旧焦化厂和新焦化厂附近设立了监测站。

20 世纪 90 年代末，研究人员指出，空气污染可以成为过敏原的运输机制。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柴油燃烧后的废气是罪魁祸首之一。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环境流行病学家帕特里克・瑞安博士解释说：“它可以让花粉附着在颗粒表面，实际上帮助这些花粉沉积在气道深处”。 

辛辛那提儿童过敏和空气污染研究（CCAAPS）项目首先由瑞安的导师和环境流行病学家格雷丝・勒马斯特博士发起，该研究表明，生活在空气污染，尤其是柴油尾气污染更严重地区的人，患呼吸道过敏和哮喘的风险更高。 

瑞安说：“基本上，我们看到早期暴露于最高水平空气污染中的孩子，更有可能在 7 岁时患上哮喘。有些孩子早期暴露于高水平的空气污染中，然后搬到了暴露程度较低的地区。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他们在早期持续接触空气污染，即使后来搬到更好的地区，他们也更有可能患上哮喘。我们还看到，他们的症状出现的时间比那些没有遭受相同水平暴露的人要早。”

过敏和哮喘只是花粉和颗粒物结合可能产生的两种不良影响。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过敏症状可能是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症状的先兆：肺部健康的恶化。

美国胸科学会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暴露在过滤的空气中加上过敏原，会产生比单独的过敏原、单独的二氧化氮（NO₂，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在柴油废气中含量很高）或者未经过滤的空气加上过敏原更严重的呼吸道过敏症状。经过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过滤之后，NO₂含量明显更高。 

这项研究最终表明，对于花粉、空气污染和过敏问题，没有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但是，也许了解到这一点会让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变得更渴望共同努力，从源头减少颗粒物的产生。 

由于颗粒物可以携带花粉，并使其负面影响加剧，因此，谈论哮喘或任何与此有关的呼吸问题，几乎不可能不谈论与此相关的两件事：第一，污染及其对肺功能的影响，特别是对幼儿的影响；第二，气候变化对空气中循环的花粉和孢子的平均水平的影响。 

卫生假说也许是最广为人知、最常被支持的过敏诱因理论。你可能已经熟悉这样一种观点，即 “太干净” 或太卫生在儿童成长方面并不是那么好。

卫生假说认为，我们环境的变化 —— 特别是在童年发育早期缺乏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会导致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如果没有暴露于足够多的温和微生物，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不能很好地得到训练从而识别敌友。 

然而，过去的 10 年里，在人们认为环境中的微生物组更为多样化的地方，过敏率不断上升，这直接挑战了上述理论。人们经常将所谓西方（更富裕）国家的过敏率与非西方（更贫穷）国家的过敏率进行比较。尽管所有过敏症的发病率在西方国家仍然较高，但在其他地方，这一比例正在迅速攀升。事实证明，似乎产生更多过敏的 “环境” 并不是那么容易描述或避免的。

泰特・沃伊诺指出，我们的宠物和农场动物也会过敏，这一事实支持我们的整体环境是导致大部分问题的原因这一观点。不只是人类的免疫系统不正常，宠物的免疫系统也不正常。“我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不管是食物，还是工业化、化学品、毒素，上述所有东西的邪恶组合，正在影响着环境”。

03

由于气候变化，农业生长季节正在延长（北方尤其如此）。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1995-2015 年的环境地图显示，明尼苏达州的花粉季平均增加了 21 天，俄亥俄州增加了 15 天，阿肯色州增加了 6 天。马里兰大学在 2002-2013 年进行的一项涉及 30 万受访者的研究表明，每当春天到来的时间改变时，花粉热的患病比例就会上升。春天来得早时，花粉热的患病率上升了 14%。 

以豚草为例，它是呼吸系统疾病最大的自然环境诱因之一。豚草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开花植物，它的繁殖速度和花粉都是臭名昭著的。在许多方面，过去 200 年里豚草的故事已经成为环境变化如何对过敏产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例子。豚草对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非常敏感，二氧化碳浓度越高，它产生的花粉就越多。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豚草而停止。 

波士顿大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普里马克博士对花粉非常了解。他表示，如果你认为你的季节性呼吸道过敏症一年比一年严重，你可能是对的。花粉和霉菌孢子的水平确实一直在变化。目前，几个气候因素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最明显的是，气温正在变暖。平均而言，春天的到来要早得多 —— 一些地方早在 2 月份就开始了，所以对温度升高有反应的植物和树木也会更早开花。在生长季节的另一端，秋天的温度变化要温和得多，这使得植物开花的时间更长。 

一些植物从空气污染本身中受益。更多的二氧化碳循环对豚草和毒葛等植物是有利的，植物也真的喜欢更高的氮含量。 

“过去，土壤中的氮对许多植物来说是一种限制性营养物质，” 普里马克博士说，“但由于化石燃料（比如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燃烧的增多，更多的氮尘产生了。这些尘埃落在地面上时，会给土壤施肥。因此，像豚草这样的植物能够利用土壤中更高的氮含量、空气中更多的二氧化碳和更温暖的温度，比过去生长得更茂盛，并产生更多的花粉。” 

一系列的环境变化也为更多的入侵物种提供了更好的繁殖环境。南加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等地由于入侵的禾本科植物的涌入，花粉浓度正在上升。中西部地区正受到温和天气的影响，禾本科植物的开花时间比通常晚得多。而在南部地区，湿度已经很高，气候变得越来越潮湿，对我们这些霉菌过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组合。这些都是霉菌生长的理想条件，空气中的霉菌孢子更多了。 

从本质上讲，美国没有一个地区不会受到气候变化对过敏原的直接影响。虽然我们可能都在处理略微不同的问题（从霉菌到豚草再到橡树，从入侵的禾本科植物到毒葛），但它们都导致我们面临更多的刺激。 

到 2040 年，花粉水平预计将翻一番，花粉将更加 “强效”（它的肽水平将上升，可能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应答）。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更长的花粉季节将导致更多的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仅在美国，橡树花粉每年就已经导致大约 2 万人去急诊室。 

2017 年，在梅奥诊所进行的研究将气候变化与导致真菌生长增加的 CO₂水平增加联系起来。该研究发现，接触真菌会破坏细胞屏障，导致细胞炎症，从而加剧过敏。气候变化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更严重的洪水和更高的温度。这意味着更多的霉菌，正如我们开始在昌迪加尔和新奥尔良等地看到的那样，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这些地方的过敏率开始飙升。 

气候变化也会改变天气模式，风暴会加剧呼吸道过敏和哮喘症状，这种现象被称为雷暴哮喘。降雨会破坏生物气溶胶，雷击会击破花粉，然后变得更为强烈的风将这些碎片传播到数千米之外。2016 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生了雷暴哮喘事件，短短两天时间，就有 1 万多人因呼吸困难而被送往急诊室。 

所有这些都证明，自然环境的变化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导致过敏症恶化。

04

当我开始为这本书做认真的研究时，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巨大的环境变化 —— 比如污染或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的暴露减少，再加上现代城市生活的压力，可能是解开越来越多的过敏之谜的双重关键。我认为，我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出现了失调。 

我确信这一点，因为我认为有坚实的 “证据” 来支持我的理论：我此前一直是一个快乐、健康、不过敏的人，直到我开始住在像纽约、旧金山和中国香港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城市。 

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乡村度过了早期的童年生活，至少在我的记忆中，生活几乎是田园诗般的。我们吃的蔬菜和水果都是在自家没有使用农药的园子里种的；我们整天都在户外呼吸着乡村的新鲜空气；我们在玉米地和邻居的谷仓里玩耍；我们吃三叶草的叶子和蒲公英的茎，有时还吃自家院子里的草。 

根据卫生假说的逻辑，我的乡村大家庭（我的姨妈和舅舅们大多有 3 个或更多的孩子）的过敏率要低得多。然而，当我打电话回家询问大家族的过敏情况时，我很快就被提醒说，我们家族成员的免疫系统和任何城市家庭的人一样躁动。 

如果卫生假设或农场效应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也应该能看到农业社区的过敏率显著下降。然而，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过敏和免疫学部门的主任吉尔・普尔博士发现，大约 30% 的中西部农民患有与他们的农业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过敏性疾病。谷物升降机和畜棚产生的灰尘、农药接触，以及洪水导致的谷物腐烂都会导致俗称的 “农民肺”。所以，虽然一些农场的暴露似乎是有益的，但并非全部有益。

如果在最初的假设理论中，家庭规模、农村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家庭规模较大、农村人口较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国家，过敏性疾病的负担会更轻。然而，在世界上家庭规模较大、农村人口比例较高、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较多的地方，过敏率正在稳步上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居住在首都坎帕拉的乌干达人中有 1/2 患有某种形式的过敏症。 

该研究还表明，尽管更多的城市居民能够以哮喘、鼻塞或皮疹的症状向医院报告，但乌干达农村地区的过敏症病例正在增多。许多乌干达人使用非处方抗组胺药物、类固醇和抗生素进行自我治疗。乌干达过敏症专家布鲁斯・基廉加博士说，他认为空气污染等环境压力才是罪魁祸首，而非城市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加在一起表明，农场效应或卫生假说可能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最终答案。虽然这个理论有直观的意义，但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明确地说，农村生活，其 “肮脏” 或微生物丰富的环境，可以完全保护我们免受过敏性疾病的侵害。 

当我采访过敏症专家时，我要求他们给出明确的观点。许多人说，卫生假说是正确的，它仍然是先进的理论之一。但正如我们将在本章中探讨的那样，另有许多人认为是我们的饮食、生产和准备食物的方式的变化导致了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加剧了过敏。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各种人造化学品和塑料使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容易受到刺激。每个人都同意的一点是，基因–环境相互作用（也称为表观遗传学），和我们的鼻腔、肠道和皮肤微生物组的构成一样，在过敏率的上升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05

过敏诱因的主要理论，关注的是我们的 “现代” 生活方式对免疫系统功能的影响。我们生产、准备和食用食物的方式；持续缺乏睡眠和高压力的现代工作文化；我们在人类医疗和动物饲养中使用的抗菌剂、抗寄生虫药和抗生素；园艺和我们对拥有一个郁郁葱葱、长满草的院子的痴迷 —— 所有这些都是过敏的发展和稳步上升的嫌疑因素。

讲完这些，我们有理由责备自己，至少部分地责备自己。我们的整个现代生活方式，很可能是最近过敏率上升的根源。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时代。这个年代以一场全球大流行和一些我们所见过的最严重的野火、干旱和洪水开始。全球经济仍在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显示出下滑的迹象。我们所经历的焦虑和压力的增加是否影响了我们的过敏反应？我们的压力水平和免疫系统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简而言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人员发现，有证据表明，压力通过全身肥大细胞释放的组胺直接影响我们的免疫应答。当我们的精神或身体受到压力时，身体就会释放压力激素，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密歇根州立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肥大细胞对其中一种被称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1）的激素具有很高的响应水平。

在一项针对 1700 名德国人的研究中，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过敏与常见精神健康障碍之间的相关性。长期过敏的研究参与者更有可能患有抑郁症；如果他们患有季节性花粉过敏，他们就更容易焦虑。 

至少根据最近的科学发现，当我们的个人压力水平上升时，我们的过敏反应会进入超速状态。、长时间工作、负担不起的托儿服务、更小的社交圈、糟糕的经济、漫长的通勤、更多的加班…… 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患者的压力水平上升，而不断增加的压力使所有人都受到了更多的刺激。

如果你想更好地了解现代生活方式是如何导致一些与过敏有关的最大的问题时，特别是当涉及我们的食物生产方法、饮食、抗生素的使用和分娩实践时，那么你最终会坐在凯瑟琳・纳格勒对面 她的研究主要关注我们的肠道微生物组在儿童食物过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纳格勒说：“我们的想法是，现代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引发了共生细菌的变化。”“共生细菌” 是一个别致的说法，指的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存在于我们体内和身边的所谓的友好细菌。“炎症性肠病、过敏、肥胖、孤独症都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些疾病都与微生物组有关。” 

这就是纳格勒对为什么过敏呈上升趋势这一最重要问题的回答。我们肠道微生物组（生活在我们肠道中的所有细菌和病毒，它们帮助我们将食物加工成细胞可用的燃料）组成的变化，正在驱动免疫功能的变化。 

纳格勒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被称为 “屏障调节” 假说。从本质上讲，我们的肠道和皮肤微生物组调节着什么能进入身体、什么不能进入身体。皮肤和肠道中的共生细菌是维持屏障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终，大多数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已经改变了微生物组的构成。纳格勒认为，我们的饮食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从食用富含纤维的食物转向食用富含糖和脂肪的高度加工食品，我们最终会饿死肠道中的有益细菌。我们没有给它们提供所需的食物。 

“我们与微生物共同演化，” 纳格勒说，“而现在我们丢掉了它们的食物。没有食物，它们就活不下去。” 

纳格勒解释说，所有生物，甚至无脊椎动物，都有一个相关的微生物群来执行重要的生理功能。没有微生物群，就根本不会有生命。人类的肠道每年要与数量为 100 万亿的共生微生物和超过 30 千克的食物蛋白质打交道。构成肠道屏障的细胞必须分辨哪些是有害的病原体（具有破坏性的外部细菌或病毒），哪些是无害的抗原。 

我采访过的几位专家都提到，人造化学品是导致我们过敏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它们可能对我们的皮肤屏障产生影响。 

“人类的进步带来了问题。” 著名的过敏症专家，美国过敏、哮喘和免疫学学会的首任主席塞缪尔・费恩伯格博士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本关于过敏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费恩伯格指出，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发达国家的过敏日益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酊剂和染料，合成织物和新型塑料，乳液、眼线笔、口红和洗发水，所有这些都开始对人类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唐纳德・梁博士是一名免疫学家，也是美国国家犹太健康中心儿科过敏和临床免疫学部门的负责人，他是特应性皮炎研究在世界范围的领军者之一。在一次关于皮肤过敏和湿疹的原因的谈话中，梁认为，我们在皮肤上过度使用肥皂、洗涤剂和含酒精的产品。我们经常在手上和家里使用刺激性的抗菌产品，而不是简单的水和肥皂。所有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皮肤屏障产生负面影响，使我们更有可能患上过敏性疾病。 

21 世纪的生活方式和人为造成的环境变化导致了过敏的激增，在我看来，支持这一观点的最有力证据是：几千年来陪伴我们的物种 —— 狗、猫、鸟和马，都经常过敏。其他那些既不在我们家里也不在我们身边的物种，就不会过敏。 

宠物过敏为解开过敏之谜提供了潜在的线索。我们的宠物就像我们一样，是过敏这座煤矿里的金丝雀。我们的亲密伙伴患有过敏症的这个事实表明，人类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刺激了所有的免疫系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可以充分解释过去两个世纪里过敏症的增加，但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似乎起着关键作用。 

我撰写本书时，哮喘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是英语国家和拉丁美洲；哮喘发病率最低的是东欧、地中海、非洲农村地区和中国。相对不富裕国家的移民在移居到较富裕国家后，一般在 2~5 年的时间里会患上过敏症。其他免疫疾病，如自身免疫病，往往也会出现类似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故障的概率也会上升。 

食物过敏症专家帕梅拉・格雷里奥希望我强调这一点，研究人员试图寻找单一原因的尝试是错误的。她认为，这传递了一个不准确的信息，即我们只需要找出问题所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格雷里奥说：“我想说的是，这没有单一的原因。” 

在辛辛那提儿童医院，一次关于污染对哮喘影响的讨论中，尼鲁・库拉纳・赫尔希博士总结得最好：“没有单一的原因。如果真的有，我们就会发现它，我们就会弄明白它。这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对于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遗传背景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把责任推到某些事情上比认真审视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造成这个问题的更容易。因为每个人都在参与制造这个问题“。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过去 200 年来我们改变了的行为方式，以及这些行为对环境和我们自身生物学机制产生影响的结果。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又如此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