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排名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数学家夏志宏曾撰文深刻剖析了排名游戏的数学本质——阿罗定理——据此，完美的排序、选举办法压根就不存在。排名是一种复杂、主观且容易被操纵的投票，把各种不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加权综合起来得到的所谓排名，并不靠谱。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用这种不靠谱的办法给学者排名，是不是水平有了高下之分，甚至身价也有贵贱之别？如果科研管理者不明就里，拿游戏当了真，把排名当成了科研评价、科研管理的工具，难免作出劣币驱逐良币的事儿；如果有个别上了各种排名榜的学者，奉之为护身之宝，去报个奖，或者评个院士、长江学者等等，谋取名利，评审者也以为高明，难免会看走眼，让滥竽充数者有机可乘。

 

今天《知识分子》来稿照登，刊发一位科学计量学学者对最近某社科高被引学者排行榜的质疑，就此现象，以及当前一些类似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欢迎各种不同意见来稿争鸣。

 

撰文 | 诸    窦

 

科学计量学不能用于个别科学家的绩效评估，学界已有定论。但是，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逆风而行，发布“中国高被引学者榜”，用科学计量学方法为科学家排名。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的入选者似乎是一种荣誉。他们对所在单位的贡献，又体现在软科发布的其他与大学有关的排名中。比如，在“中国最好大学榜”上，高被引学者占10%的权重。

 

软科好像此前没有公布过选择高被引学者的标准和方法，只说数据来自Scopus数据库。但在近日公布2019年“中国最好大学榜”时，软科提到了高被引学者的统计方法：（1）列出各个学科的论文地址中曾经包括中国（大陆）机构的所有作者，并按总数2000人和各学科所有中国（大陆）机构作者数量的分布计算出各学科在2000人中的名额分配；（2）在各个学科按相应名额筛选出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引总次数排名最高的作者名单；（3）排除从未发表过被引次数世界前1%论文且FWCI低于1（世界平均水平）的作者；（4）排除现职工作单位是中国（大陆）以外机构的作者。想必这一就是“中国高被引学者榜”所采用的统计方法。

 

根据2018年入选的社会科学学者名单，笔者从软科使用的 Scopus 数据库检索了这些上榜学者的H指数、文献数、引用数（检索日前2019年1月23日）。

 

 

数据说了几件事。首先，入选社会科学学者的H指数、文献数、引用数的差别难以想象地大。H指数最大的40（黎夏）、最小的5（刘梅华），相差8倍；文献数最大的176（刘彦随），最小的16（刘玉亭），相差11倍；引用数最大的5450（刘玉亭），最小的244（周荣刚），相差22倍。差距如此之大，令人犯嘀咕：入选的最低标准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学者的H指数、文献数、引用数超过最低标准而没有上榜？

 

其次，两位列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张安民和巍然），其实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大学工作，至少 Scopus 数据库是这么说的。显然，按照软科的统计方法，他们应该被排除，否则会影响到上海交通大学在一系列排行榜的名次。问题来了：将在国外全职的上海交通大学学者列为国内学者，仅仅出现在社会科学学者排名还是也出现在其他专业的高被引学者的排名中？加入他们是否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在软科推出的其他排名中的位置？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的另一位社会科学学者刘念才被高被引则显得非常匪夷所思。刘是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院长，而软科是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马甲。再次令人犯嘀咕：软科高被引自己的老板——其H指数（8）、文献数（19）、引用数（363）比检索到的最低值（5、16、244）高不了，是否有利益冲突或猫腻？

 

联想到上海交通大学/软科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ARWU) 的始作俑者，而且这个排名名声在外。对上述提到的学者如此处理，是否影响到了ARWU和软科的其他排名？

 

软科一直标榜它的排名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敢于公开每个排行榜、每项指标的原始数据。那么，笔者弱弱地请软科公开“中国高被引学者榜”的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