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来自学术、政府、出版、产业和媒体的五国专家就全球科学合作的展望进行了讨论。
从发现暗物质到理解人类意识来源，科学的重大突破无不依赖跨国界的密切合作，身处世界不同角落的研究者们用共通的科学语言写就了无数人类探索这个世界的佳话。然而，当科研能力与科技成果逐渐成为每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时，这样的佳话将如何续写？
2020年1月22日，在达沃斯经济论坛 “全球科学展望”（Global Science Outlook）论坛上，《知识分子》总编辑饶毅、欧洲研究理事会新任主席莫罗·法拉利（Mauro Ferrari）、《自然》杂志总编辑马格达莱娜·斯基普（Magdalena Skipper）与默克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奥斯曼（Stefan Oschmann）等四位来自学术、政府、出版和产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并分享了他们关于跨国科学合作的美好回忆。 对于未来国际合作的前景，他们的感受不尽相同，有人感到悲观，认为科学民族主义已成为全球趋势，有人直指“特朗普主义”为国际科学界的毒瘤，有人则乐观地坚信科学的语言终将压过政治。相似的是，他们均呼吁各国、各学科研究者间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当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瘟疫令大多数国家国门封闭的情况下，科技合作未来将如何进行？这一讨论或许可以提供某些参考。
翻译 | 李沛航 沈姝怡
艾莉森·斯奈德（Alison Snyder，主持人，Axios杂志科学主编）：晚上好。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我非常期待本次座谈会。历史上，国际合作对世界上许多巨大的科学进展都曾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地缘冲突加剧与民族主义日渐兴起的背景下，这种的合作怎样才能够继续蓬勃发展？
座谈会将持续大约30分钟，之后我们将接受一些听众的提问。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作为铺垫，我们将请每位来宾分享关于科学合作，以及处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历史经验。请随时开始讨论。
“科学界没有普遍的民族主义”
生物学家饶毅
饶毅：好的，我首先需要纠正一下，科学在国际层面上没有民族主义，只有美国的 “特朗普主义” 破坏了许多国际合作。举例而言，我与欧洲大学或政府之间的交流协作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去英国、意大利和德国进行学术交流，也曾受邀到加拿大去评审盖尔德纳奖，唯有美国政府拒绝了我赴美参加学术会议的签证申请。因此，我想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科学界没有普遍的民族主义。回顾您所提到国际科学合作的历史，我们这个座谈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我自己的科学履历来说，这当中首先有来自家庭的学术背景——我们家中连续五代人都接受了大学教育。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受到英国、德国和法国学术传统的熏陶。我硕士导师的父亲，曾在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求学，上可追溯至为产学都作出过贡献的亨利·戴尔（Henry Dale）。从我的研究生导师那里，我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继而追溯到英国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所有这些都是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传承下的国际遗产。由此可见，我们从国际学术交流中受益匪浅，对此我们深表感谢。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至今，我们也意识到应该在基础科学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特朗普的奇怪的骗子出现了，他在阻碍我们为造福人类作出改变。马格达莱娜·斯基普：我想要谈一些来自政治领袖的正面案例，这同样值得我们考虑。在讨论国际合作时，我总喜欢举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例子。因为在成为编辑之前，我是一名遗传学家。在成为《自然》杂志主编之前，我曾多年担任《自然》的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编辑。所以这是非常贴近我内心的东西，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社群。人类基因组计划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序列的原稿也已发布了19年，这期间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两股力量在同时进行，也形成了一定张力。但如果我们仅关注政府部门的工作，它是完全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的。这个项目汇集了来自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此前从未合作过的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科学家们共同为之努力，成就了一段跨国科学合作的典范。而他们所共同研究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本身也像所有科学一样，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是把我们人类团结起来的东西，让我们意识到彼此身上的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这与政治领袖的关系在于，当时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都大力支持了这些增进共同福祉的公共努力。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我们今天也无从谈起精准医疗这样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我们在建立国际合作和分享专业数据机制时必须记住的例子，尤其在我们谈论不设边界的开放科学领域时。
莫罗·法拉利：如果你问人们，欧盟做出过什么贡献？因何而存在？多数接受调查的受访者都会表示，欧盟给欧洲带来了和平与科学合作，这两者相辅相成。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回答。因为寻求合作才是真正科学家的表现。他们总会试图寻找其他乐于合作的科学家，他们会称赞你的专业知识，帮你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科学变得日益跨学科的今天。在上周四（1月16日）的会议上，我们用多学科、跨学科这样的词来形容当下，就是因为事情变得日益复杂。今天知识增长曲线正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延伸，以至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在慢慢消解，迫使我们必须寻找熟知不同事物的各种人才，无论他们身处何地。在现在的文化环境中，当你走进世界上任何一间实验室时，你都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相似的氛围，相似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相似的精神，把人们聚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在和平环境中开展科学合作是自然而然的，欧盟本身就是协同发展的极佳范例。此外，我觉得关于宇宙空间的研究的例子也很令人瞩目，特别是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我们有幸在那里进行一些自己的实验。国际空间站之所以被冠以 “国际” 是有原因的。你会发现，世界曾经有关地缘政治的各个领域，现在正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在科学研究的各方面展开合作，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例子。（国际空间站的）宇宙飞行，无论是在物理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都将在每天飞越我们每个人的头顶。
多边科学活动中，“反向交流的概念是关键”
艾莉森·斯奈德：说回现在。有哪些多边的科学活动会因为外交关系削弱而面临风险？那些为达成双边协议的努力有没有对科学研究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呢？饶毅：我觉得这部分没有问题。主要是特朗普和他的人，包括今天早些时候在这里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以下简称NIH）的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他们专门制定了政策来针对中国科学家，尤其在生物医学领域，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们都想让马格达莱娜带走我们的论文，拿到《自然》期刊去发表。这里没有机密可偷，没有军事意图可言，由此可见特朗普主义是多么疯狂，它干预了正常的交流。他们对华裔美国科学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迫害他们，毫无根据地试图挖出所谓肮脏的秘密——但其实就是无中生有。他们接着在《科学》和其他出版物上宣称， “千人计划” 是中国政府从美国窃取知识产权的项目，这是谎言。我是最初建议中国政府在基础科学领域建立科学家招募计划的四名科学家之一，（在这个项目下）一些科学家很快就被招募了，另一些则希望有一个稍长的过渡期，此时中国承担着向科学家支付双薪或双倍资助的费用，而美国却从中受益。因此我认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千人计划的指控完全是天方夜谭，只有疯子才会这么想。
主持人、Axios杂志执行主编艾莉森·斯奈德（Alison Snyder）
马格达莱娜·斯基普：只是一个具体的评论。作一个公平的补充，有趣的是，我发现美国许多大学的行政主管，都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你同意吗？我很抱歉。我本不该提问，只是想知道从你的角度看是什么样子。饶毅：他们大多数都是模棱两可的。他们都知道这是错误的，但承受着来自NIH的压力。如果他们不听从NIH，不向特朗普的政党路线低头，那么他们就要冒着整个机构失去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资金的风险。这种政治恐吓正在影响着他们。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我有朋友是美国公民，当他们在美国的主要机场时，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找到他们，没收了电脑和手机。我的朋友说，“等等，我是美国公民。我需要一个律师。”而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这里是国际等候区，任何法律都不适用。这些人正在将美国的主要机场变成关塔那摩监狱——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你们都应该去问美国国土安全部是否要把美国主要城市的国际航站楼都视作关塔那摩监狱。莫罗·法拉利：我想从积极的方面谈谈我在美国工作、生活四十余年来与中国科学家维持的良好关系。这些合作的本质都是科学上的分享与合作，但也有另一个方面，我认为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广泛实践。众所周知，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很多都去了美国求学、留在美国工作，并且和中国有持续多年的合作。在当选美国科学院成员前，我决定做一次相反的尝试：在自愿的前提下，我们会派遣学生去中国攻读博士学位。有很多来自欧洲或美国的学生因此收获了很好的经历。我自己曾去北京找过那些学生。他们通常会有很好的成就以及发表优秀的作品。他们辗转于不同国家间，大部分都发展出了终生的合作关系。因此，在确认了平等互惠的前提下，我认为这种反向交流的概念是关键的，需要在所有国家中进一步发展。饶毅：我完全同意。不仅如此，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科学家，实际上对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所获的各类教育和机会十分感激。我们也都认为是时候做出更多贡献了，其中一部分就是通过增进更多协作，而非切断这些协作机会。莫罗·法拉利：另外，每次去中国，我都会学10个中文单词。不幸的是，它始终是相同的10个单词。我始终没有什么进步。
什么样的全球合作是现在最急需的？
艾莉森·斯奈德：我想转移到下个话题，什么样的全球合作是现在最急需的？斯蒂芬，这也许是一个供您点评的地方。
斯蒂芬·奥斯曼（Stefan Oschmann）
斯蒂芬·奥斯曼：我想我的发言应代表私营部门。我不能再自称是科学家了。我以前是个科学家，现在是一个商业主管。我在一家有352年历史的公司工作，我们成立于1668年。在公司全部大约60000名员工中，有8000人是科学家，他们积极地从事研究工作。我们曾是一家制药公司，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生物制药领域，但也对任何科学家必需而尚不存在的东西感兴趣。人们说我们是科学界的亚马逊，而我们也确实对材料科学和电子材料有很深入的研究。谈及合作，我觉得今天在私营领域有一个持续的趋势，那就是更开放的合作。在我曾经工作的行业里，我们过去将数据视为我们的专有物品，而现在发生了变化。我们有些是自愿地（共享产权），还有一些则是受到了研究人员和活动家的压力（将其分享）。如果你走进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你会发现开放式的创新中心，在那里我们与学术界、初创企业以及产业伙伴合作。而如果你来参观我们的实验室，无论在波士顿、上海还是德国的达姆施塔特，你都会看到很多的中国面孔与印度面孔。他们无可挑剔地互相配合，因为科学是通用的语言。在我们的实验室里，以色列人和伊朗人一起工作，非常合拍。所有这些都很好，但我想说，当下的确有些趋势令人担心。我在达沃斯已经经历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20次参加大会。此前我在另一家公司工作时，有一次曾被邀请讨论 “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那时我资历还比较低，可能是有人不想讲了，才让我做那个演讲，所以我几乎毫无准备。幸好当你在大公司工作时，都会有公关部的同事作为你的帮手处理这类事情。于是，我问我的帮手， “技术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 他说， “民族主义和技术分别是什么意思，你都知道吧？”。我说，“那行吧”，于是开始试着整理思绪，接着把这个演讲组织得更像是一场辩论。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己很有天赋，最起码天赋并不稳定，但是那次我见证了一场相当好的辩论。那是大约15年前，人们预言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技术优势或太空霸权将成为地缘战略因素。尽管这一点目前在生物医学研究中还不明显，但我们已经看到它在半导体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性，各国政府都为此颁布了不同的政策。我同意你对美国局势的评估，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他大国同样有这种趋势。所以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你关注下我最了解的生物和电子领域，你可能见到美国做了某些事情，但如果你也关注 “中国制造2025” ，你就会发现今天有一种趋势，那就是政府会认为出于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他们必须在科学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以芯片制造为例，每个人都认为人工智能主要是关于软件的，但这是错误的。要知道，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机器学习的数学概念，但那时基本没有硬件，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因此，要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你需要在人工智能研究和芯片制造，甚至其他若干产业上都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远远超出特朗普的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假设。饶毅：我们四个人都在生物医学领域，所以很自然地去争论生物医学界内的事务。（在我们的领域）国际合作非常重要。首例艾滋病是在旧金山诊断的，但它并不止于旧金山——在19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称之为西方的堕落病，但时至今日它在中国也广泛存在。同样，今天中国正面临着冠状病毒的感染，这也不会止于中国，它也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因此，我们必须以各种方式合作，努力预防和治疗疾病。我们在对待疾病时毫无理由诉诸民族主义。疾病不会在任何国界前止步，我们的合作也不应止于武断划分的国境线上。斯蒂芬·奥斯曼：如果你看一下（技术）转移，比方说，当前正时兴的CAR-T疗法，你会注意到目前中国有115个 Carti 临床试验，美国85个，而欧洲（只有）15个。因此我真的很担心欧洲在这些热门领域的竞争力。如果你与所有国家的高层人士交谈，他们都会认为在这些领域中占据突出地位是一个关乎国家竞争力的问题。所以，我在基础研究层面上同意你的意见，但当涉及到在接近市场的技术应用层面，事情就发生变化了。马格达莱娜·斯基普：但我想在这里升起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
自然总编辑马格达莱娜·斯基普（Magdalena Skipper）
马格达莱娜·斯基普：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人类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基于许多不同学科的科研成果。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以你提到的CAR-T疗法为例，某个国家的战略优势或许取决于他们试验的数量，试验越多，总有一个会成功，所以成功的机会就越大。但当我们最终站在全球尺度上看这点，我们是否希望全世界的居民都能因为受到救治、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而过上更健康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都将获益。所以，我们能不能考虑去强调科学的语言？正如你所说的，并且在其他场合中也有提及的，科学语言是一种跨越政治和地理障碍的共同语言，我们能否把这种语言放大并盖过政治家和商业的语言之上？饶毅：过去的150年中，发生了很多场战争，要么发生在欧洲人之间，要么发生在欧洲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之间。（然而）贯穿整个时期，即使在最恶劣的国际杀戮之中，科学家们仍一直保持着对话，共享着同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尤其是生物医学领域。
莫罗·法拉利：一个很简短，另一个稍微长一些。为了促进科学与合作，欧洲研究理事会正面向全世界开放，特别是我们的 “协同资金”（Synergy Grants）和 “多名研究员资金”（Multiple Investigator Grants）。人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申请，并将资金花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推出这两个项目，正是因为坚信科学的至高性，为了增进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要寻找善良而有天赋的人，不管他们身在哪里。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故事。我认为科学有时候可以帮助到一些本来与科学没有关系的事情。小镇的消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些小镇承载的文化、传统习俗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也在随之消失。15年前，我的妻子，家里的智慧担当，想要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小镇举办邀请制的会议探讨纳米医学。这个小镇的经济萧条，是全欧洲最穷的地方之一。
当一些科学家拿着邀请信来到小镇的时候，教育水平有限的当地人和自费前来的明星科学家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人口只有400的小镇，孩子们没有前途可言。后来，科学家们和当地人之间的纽带变得越发牢固。科学家会住到当地人的家里。我们还专门设计了项目来帮助当地的孩子，之后又办了纳米学院（Nano Academy）。
现在，来自这个小镇的孩子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纳米医学的一群小孩儿了。原本他们的前途渺茫，而现在所有人都一下子对成为科学家和外科医生充满了向往，心中开始有不同的榜样形象。我妻子还有一个天才的想法，就是做一些卡片。就像足球明星卡片那样子，我们有科学家卡片。所以孩子们会带着卡片去要签名，T恤上也要签名。我曾目睹了诺贝尔奖得主感动得哭了，因为一群小孩跑过来问你要签名这种事情是不怎么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的。这个纽带很强大，大家开始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小镇。以科学为灵感，去改变一个垂死的社区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社区，一个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和身份的社区，这一概念是时候被复刻，被推广出去了。如今，我们在约旦的首都安曼也落地了相同理念的项目，还有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非洲的国家……就是这位女士（指向观众席）（掌声）。所以，再次重申，只要发挥创造力，科学合作的、解决人类问题的、和平的特质就会显现出来。如果我们可以更多地把大家团结起来，与许多层面上的地理政治张力分离开来，那我们就更能成为一股联合的力量。这是我们被授予的权力和我们的使命。
私营部门在国际合作中如何协调各方关系？
艾莉森·斯奈德：我一会儿会把提问的机会给到观众。接着刚刚提到的，我想再向斯蒂芬提问。私营部门如何在这些国际合作中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去协调这些关系？曾今有过哪些尝试？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你最看好的是什么？斯蒂芬·奥斯曼：嗯，我非常赞同在座各位说科学是一个善良的力量。当你同时有科学和责任的时候，那它毋容置疑是善良的。几乎所有我们所能列举的人类的进步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的力量不仅仅善良，还能起到团结的作用，毋容置疑。而与此同时，我想说，结合我之前提到的，我们不能在当下的趋势面前太天真了。这些科学之外的趋势正在影响着科学，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加强我们自己。私营部门的话，我的公司就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招聘系统，通常是招博士后。我们招人的时候一般是不通知工作地点的，这样的话应聘者可以自己选择是要在波士顿、上海、东京还是达姆施塔特。在科学的空间之内，合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说现在实验室的设计吧，短短20年以前，那还是一个科学家或一个小型的团队在一个单独封闭的空间里。而现在，实验室的设计都要满足交流和合作的需求。所以，科学是一个绝妙的手段。另一个方面，产业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公司都已经不再能够只靠自己了。资金方面，风险投资等等融资方式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你还需要对创业公司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举例来说，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Weizmann Institute）和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是和我们合作十分密切的两所学院。很有意思的是，这两所学院的理念是非常不同的。魏茨曼学院说，我们的科学家除了做研究之外什么也不要做，然后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会帮你和私营部门和外界对接。希伯来大学说，我们要教授们都去创业，甚至有艺术史学家去初创公司。如果你是一个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你会参加教你如何创业的训练营。所以我要说的是，学术界、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其中包含企业和创业公司）之间的合作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的。没有思想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合作。饶毅：请允许我来补充一个故事来支撑Stefan所说的。在生物医学领域，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或商业化的成功，是一条很长的路。举个例子，在越战期间，双方在交火中的死亡人数不及死于疟疾的人数。所以，美国和中国都同时在研制治疗疟疾的药物给军队用。这个故事里，有一名叫屠呦呦的女科学家，她的老师曾在英国受教育，上世纪五十年代教了屠呦呦如何制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她被任命寻找抗疟疾的药物，为的是减少正在与美军作战的越南和中国军队的死亡人数。她把药找到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个药的发现并没有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而屠呦呦学术培养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科学家，在英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那里。当这个药被制造出来后，她没有赚到一分钱。一家北欧的公司为制药的部分程序申请了专利，并获得了微薄利润。这个药最终没有给美国人或中国人带来太大好处，主要是提供给了非洲人和东南亚人。所以，生物医学研究的首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健康。其次，可以在当中获得一些利润。不是主次颠倒的。把金钱作为竞争的主要目标的做法是与生物医学研究相对立的。只要我们把目标说清楚了，那么我想所有人都会拥抱国际合作。我还希望 “特朗普主义” 这一阶段哪天能够成为过去时，美国能恢复正常。
艾莉森·斯奈德：现在开放自由提问，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如果你有问题请举手，会有人拿话筒给你。前排有一个。可以的话请起立并说一下你的名字。Hayat Sindi：谢谢。我叫Hayat Sindi，我是伊斯兰开发银行的科学与技术高级顾问，也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女孩的STEM教育”（STEM for Girls）亲善大使。大家所说的和我们银行的新的商业模式是相呼应的。我们不是一个常规的银行，而是一个多边银行，服务全球四大洲的17亿人。我们的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21个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你可以看到，对于我们来说，创新与科技是经济稳定的主要动力。所以，我们采纳了科学这一愿景，将它放入我们的战略中去，想办法帮助我们的成员国采用创新战略，想办法把种子基金给到创业者手里。两年前，我们还设立了一个十亿美元基金，并开放给所有申请人，性别、国际和年龄不限。无论你是教授，是风险投资人，还是个人，你都可以申请这个基金以应对食品安全、水资源、健康、基础设施和能源的挑战。很多人会说你是一个梦想家，因为我们的成员国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两年前，我们启动这个基金的时候，来自一百个国家的约4300人表示有兴趣。而去年，这个数字超过了5000，来自173个国家。我非常喜欢学院的概念。我们把所有的获奖者聚集在一起，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教他们如何打造一个初创公司。我们投资创新所包含的每一个层面，从一个想法开始，到商业化。这很重要，因为投资风险创新能够塑造我们的经济。同时，这也是想要在青年群体中，和在我们自己的社群内部做事的最优解。另外我还想说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鼓励女性，尤其是女童，加入到STEM领域中去，成为人工智能专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将会变大，在过去的十年已经翻倍。因此，现在对数据科学家、软件工程师和机器学习工程师的需求非常大。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大家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我们需要走进校园，告诉女孩子们，科学家不一定要是蓝眼睛的中年男性。当你去问孩子们，你可以画一个科学家吗，他们画的形象就是这样的。艾莉森·斯奈德：从你说的这些工作中，你有没有什么想要问嘉宾的？你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但你想提问吗？Hayat Sindi：我的确是做了一个演讲和评论，因为我很想分享我们可以为创新与合作贡献什么。我还想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鼓励女性加入到STEM和人工智能领域？马格达莱娜·斯基普：我可以回应一下吗？我觉得你说的很重要。可能不可避免的，我们刚才的讨论是围绕着政治、商业和科学展开的。但是，科学中的合作，和合作的多样性还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你就提到了两个。其中一个是性别层面，当然这还可以衍生到其他在科学领域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比如科学合作中是否有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所有渴望参与科学研究的人都应该参与。还因为，不同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你会用一个不一样的棱镜来应对问题。你会不同的方式来应对，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提出解决方案。所以，反过来，整个过程变得丰富，由此我们可以获得更丰富多样的答案。这是合作为什么重要的另一层解释。所以，很感谢你的分享。提问者2：鉴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我的问题是，科学家，尤其是基础科学家，在舆论形成中的角色是什么？很多调查发现，科学家是最容易被信任的一群人，这是因为他们不是（某种政见的）拥护者吗？当我们着眼那些对未来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科学的时候，真正的科学和假新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马格达莱娜·斯基普：我可以试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台上也有科学家。如果问科学家是不是应该在舆论的形成中扮演任何角色，简单的回答是，他们扮演的是至关重要的角色。科学家们应该非常珍惜这样一个被信任的“特权位置”。在历史上有很多事例，是我觉得科学家本应该更多地利用他们所处的位置，去倡导，去用他们的研究发声。然而，沟通的任务被让给了记者来做。而同样调查会告诉你，记者是最不可信的一群人（笑）。所以，我非常认同科学家应该是参与到沟通中去的。毕竟，他们是最了解事实的人。有些时候，研究人员需要有人帮助，以适当的、细微的方式去沟通这些事实给广大群众。我要说，整个研究生态的多样化会让沟通变得更有效，因为在沟通的另一端，不同的事物会引起不同人的共鸣。所以，沟通者越多样，沟通的效果就越好。饶毅：我倒是觉得不然。我觉得西方的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家，不懂历史。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苏联科学家面临政治压迫，美国的科学家曾为他们声援。现在，轮到美国科学家面临政治压迫，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当气候科学家面临来自特朗普政府的压力，无论是杰出的，还是普通的，没有任何美国科学家为他们的同事站出来说一句话。所以，我其实很害怕特朗普又开始打疫苗的主意。那么这样的话，生物医学，尤其是美国的免疫学是不是也要像美国的气候学一样面临灭顶之灾了？而且，我并不觉得美国的科学家经历过德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经历过的历史。这些经历让我们更有意识，让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在压力下生存，并接受时间的考验。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科学家在抵抗政治压迫上是失败的。
未来的科学合作，我们能做些什么？
艾莉森·斯奈德：我们只有最后几分钟了。如果大家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所有的嘉宾。展望未来的科学合作，在场的所有人能做些什么呢？饶毅：我相信科学家应该遵守原则。我们在自然与科学中寻求真理。我们应该依照科学与自然的真理，坚持自己的立场。也要在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莫罗·法拉利：我的回答其实和之前的一个问题有关，是关于科学家的形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科学家是可信的。格蕾塔（Greta Thunberg）告诉大家：“听科学家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因为科学家的话是根据数据和事实来的。当人们想到，政策是由数据来支持的，政治决策将带来全世界系统的优化，就充满了希望。而另一方面，你去看那些电影里的科学家，他们的形象是什么？那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想要毁灭世界，又可能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人。有趣的形象很多。所以，我认为，作为科学家，我们能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是解决这个悖论。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科学家也是普通人。我就很喜欢用演唱和演奏来讲述科学的故事，或者任何我们科学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我想要找到新的方法，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有效地沟通。我想这对于建立信的伙伴关系也是有帮助的。马格达莱娜·斯基普：你的问题是，在场的各位能做什么。我们讨论的是合作，所以我要回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合作。在场的大家来自各行各业，尤其是在达沃斯。就像前面说的，我们都意识到，在所有问题的深处，在所有科学发现和新知的根源，是事实。所以，如果你不是科学家，你可以要求科学家、科学传播者和政策制定者给你提供事实。你可以从任何一的点出发。政策制定者可以要求科学家给他们事实。科学家则可以要求所有人合理地听他们讲述事实。我要提出的是，科学界的合作需要整个社会的合作来支撑。斯蒂芬·奥斯曼：我们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参与了科学。无论你是科学家，是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是科学相关的组织的成员，我们都需要走出自己的圈子，参与到社会当中去。我挺同意 Ferrari 说的，关于掌握数据和事实，关于两极分化的形象。很多人非常信任科学家，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家是客观的，是根据事实说话的，是没有别有用心的动机的。同时，还有人觉得科学家非要一探究竟的心理是十分恶劣的，就像浮士德博士那样，我可以花上几小时讲这个。所以，我真的觉得走进社会，参与到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我讨论的科学的时间比讨论金融的时间要多很多，并且有好几次有人反对我。另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给科学家认可，不仅仅是在科学圈，而是圈外也能看到的认可。我们的公司会这么做。我们最近在说，我们要像追捧摇滚明星一样追捧科学家。很多人非常鼓励这个想法，但是还有好几位科学家说：不不不，我们不想要变成摇滚明星，都是毒品、性、摇滚乐和不好的行为，都是情绪化的；我们是单纯的学术人士。现在我把我的贴文改了：我们要像追捧明星一样追捧科学家。这样好像更加对大家的胃口。
艾莉森·斯奈德：好，我们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的参与。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