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编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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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一位美国议员给六所顶尖高校校长致信，要求公开中国留学生信息。这事儿把我们外交部发言人都惊动了。

3月19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莫伦纳（John Moolenaar）向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普渡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六所顶尖大学校长发函，要求他们在4月1日前提交中国学生的详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曾就读大学、学费资助来源、参与研究的项目和资金来源等。

信中，莫伦纳批评称，许多美国高校“将国际学生带来的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安全的长远考量之上”。他关注的对象包括所有在读的中国公民——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并表示希望通过相关数据了解他们的录取背景、是否在校参与联邦资助或敏感技术相关的研究，以及毕业后的去向。

3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占留学生总数的约四分之一，教育合作既拓展了两国学生的交流渠道，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也有利于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符合双方利益。

毛宁说，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切实保障中国留学生的正当合法权利，不得对中国留学生采取歧视性、限制性措施。

这一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举措，并非孤立事件。上周3月14日，另一位共和党众议员莱利·摩尔(Riley Moore)提出了一项新法案，试图全面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该提议引发民主党议员和亚裔美国人团体的强烈反对。

尽管法案距离立法通过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两起事件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加大对高校与科研机构里中国公民的审查力度，审查范围也从针对教授的“外国关系”信息披露，逐步下沉至申请科研经费的博士后、参与项目的研究生，甚至连本科生也可能受到波及。

作为一位善于政治想象的委员会主席，莫伦纳将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比喻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他声称：“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据可查的系统性网络，将研究人员嵌入美国领先机构，使其接触具有军民两用潜力的敏感技术。”

在刚刚接受的媒体采访中，莫伦纳曾就TikTok问题发表“字节跳动必须出局”的评论，之后仅一天，他便在委员会官网上发布了致六所高校校长的公开信全文——几乎一模一样的六封信淹没了整个新闻稿页面。

尽管国会委员会有权向高校提出信息请求，但这类公开信更像是通过一种媒体宣传施压的方法，或是一场政治作秀表演。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8年“中国行动计划”期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向约100所大学发出秘密邮件，要求调查主要针对华裔科学家的“未披露的外国关系”，最后导致几百位教职工被解雇或被限制科研经费的申请，当时并未将信件内容公之于众。

在信中，莫伦纳列出了“6个方面14项问题”要求信息公开。需要公开的信息包括：中国学生曾就读的大学名单、学费资助来源、所参与的研究与资金来源、以及各大学按国家分类的申请、录取与入学的详细数据等。信中还要求各校在10天内作出回复。考虑到美国政府机构自身在回应《信息自由法案》（FOIA）请求时常常延宕数月甚至更久，这样的时间要求即便高校愿意配合，也几乎不可能如期完成。

截至发稿，六所高校的校长均未对此公开作出回应。但需要指出的是，委员会来函并非法院传票，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即使高校因政府信息请求而必须回应，也可依据《家庭教育权与隐私法案》（FERPA）等法规拒绝披露涉及学生个人的敏感内容。

被列入到名单上的六所高校范围涵盖公私立、东西海岸和中部地区，都是国际知名的研究型高校。委员会对为何选择这六所并没有明确说明，但外界看来，这些学校有两个共同点：中国留学生数量多且联邦研究经费充足，这些因素把它们推到了“特别委员会”重点关注的风口浪尖。

根据托普仕留学2023年的统计，在全美前50所大学中，中国学生最多的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达6240人，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2.6%，在该校国际生中占比超过一半（56.2%）。南加州大学同样是中国留学生的热门高校，根据《Daily Trojan》报道，2023年有近5993名中国学生，几乎占其国际学生总数的一半。

卡内基梅隆大学虽然中国学生总人数约为2000余人，但占校内学生比例达到20%，在国际学生中也接近半数。相比之下，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比例较低，约为国际学生的30%以下，但其在高科技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使其仍被纳入重点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生成为国际学生中数量最多的群体这一趋势并非仅仅列表中的六校独有。在美国排名前50的高校中，中国学生占国际学生的比例平均接近50%，中位数也在相近水平。换言之，中国学生在美国研究型高校中占国际学生半席，几乎已成普遍特征。

而在科研经费方面，本次公开信列表中的六所高校也都是联邦支持的“重镇”。以斯坦福大学为例，2023财年该校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获得高达6.28亿美元的资助。面对NIH近期宣布的经费削减政策，尤其是将“间接经费”上限降至15%，斯坦福已开始冻结员工招聘，以应对可能的资金压力与未来联邦拨款的不确定性。

这些科研资金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审查的内容，不仅包括“多元、公平与包容（DEI）”等关键词的政治敏感性审视，如今还可能牵涉到项目成员国籍与背景的核查。例如，研究人员是否曾与中国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是否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或“人才引进计划”资助，都会成为被关注的因素。

在公开信中，莫尔纳将问题高度政治化。他写道：“美国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学术机构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危及了长期的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

莫尔纳特别点名精英大学对国际学生所带来大量学费收入的依赖，称这种依赖使学校“在经济上受到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支配”。他将此视为一个战略弱点，认为这可能导致美国的人才外流、专业知识被“外包”，甚至动摇美国的技术优势与经济安全。

这种措辞，实际上是对高校发出的隐性威胁：如果你要科研经费，就不能同时继续依赖中国学生的学费收入。在鱼与熊掌之间，“国家安全”以大义之名压向了学术自主和财务现实。

目前，美国高校每年招收近30万名中国学生，预计为美国带来近百亿美元学费收入，以及200亿至30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这些留学生在住房、交通、生活用品、旅行等方面的支出已成为众多大学城和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这就意味着，今后的美国大学将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联邦研究经费的持续削减，尤其是近期NIH下调“间接经费”比例，已让多所高校如斯坦福大学宣布冻结招聘；另一方面，则是潜在的中国学生流失所带来的学费收入锐减。如果这上百亿美元的学费“蒸发”，可能迫使公立大学提高学费、裁员，甚至缩减教学与科研项目。同时，数百亿美元的消费缩水也将冲击地方经济，从校内商圈到租房市场都难以幸免。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22年发布的报告，美国每年授予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博士学位数量在3.5万至4万之间。而2023年国际教育协会（IIE）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等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占其中约30%至35%。换句话说，中国学生每年为美国STEM博士群体贡献约1万人。在当前对中国学生收紧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面临的将是对未来科研主力军的结构性削弱。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国际学生群体，仅次于印度。2023-2024学年，美国共有277,398名中国学生，这是自2019-2020学年以来中国生源学生持续下降的结果。2024年底的数据显示，印度学生人数已在约15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正式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有美国官员公开表示，在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背景下，他们在某些技术敏感领域中更倾向于招收印度而非中国学生。

莫尔纳在信中引用了一项哈佛大学的研究。研究指出，仅有约四分之一的中国研究生计划在毕业后长期留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另有近半数表示将在短暂工作后返回中国，还有25%打算毕业后立即回国。虽然这项研究本意是探讨政策压力下学生的个人抉择，并呼吁减少阻碍学术流动的障碍，然而，这项数据仍被莫尔纳等共和党人用作论据，来强调美国在培养高端人才后，技术反而“流回中国”，在这些叙述中，它成为了强化“安全风险”的依据。

事实上，那项得出仅四分之一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准备留在美国结论的研究曾提到过这其种现象的核心原因：“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管理者最近的许多努力，正在聚焦于减少与中国学生相关的贸易和安全风险。”地缘政治的镜头下，个体的教育与科研选择，似乎越来越被放置在国家安全的大叙事之中。

自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美国高校与共和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围绕反犹主义的政治风波不断，哥伦比亚大学被暂停4亿美元联邦资助，并有多名学生遭逮捕，类似的调查和政治问责也正在蔓延至其他高校。

3月20日，《自然》杂志发布报道披露：美国正在要求澳大利亚、英国和欧盟的受美国资助的（美国以外国家的）科学家”申报”与中国的联系或有关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项目。

同样是3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推动教育部的关闭，将教育管理权归还各州。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联邦科研机构的经费分配仍在审查和不确定状态中，令高校财务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相比之下，来自“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信息披露要求，几乎显得微不足道。在多重政治与财政压力交织的背景下，这六所高校的校长早已应接不暇，恐怕无力再投入精力应对围绕中国问题的又一轮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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