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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先生于2021年1月28日逝世。因为对研究大气中臭氧的降解和臭氧洞的形成所做的杰出贡献，保罗与马里奥·莫利纳（Mario Molina）和舍伍德·罗兰德（Sherwood Rowland）一起获得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

保罗的逝世对科学界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我也失去了一位导师。

1988年，27岁的我来到德国美因兹（Mainz）。次年到1992年，我在德国美因兹的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大气化学研究所学习。作为保罗的前博士生，我将永远铭记这期间他对我的指导和一直以来的帮助。

他一直是我的榜样。

没想到得诺奖

臭氧层可防止紫外线最有害的波长穿过地球的大气层。这些波长会导致皮肤癌、晒伤、永久性失明和白内障以及对动植物的危害。臭氧消耗和空洞增加患癌风险，导致其他负面影响，这些都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保罗对大气中光化学反应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关注了污染物排放可能导致平流层中保护性臭氧层耗竭的风险，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南极上空臭氧洞的形成。

保罗的研究揭示了氮氧化物对臭氧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平流层中的云团如何极大地促进了臭氧消耗反应，这项研究对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的通过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得禁止使用氟利昂和其他消耗臭氧层的气体成为可能。

作为一名气象学家，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诺奖得主。 

1990年，我与保罗一起去奥地利的阿尔卑巴赫（Alpbach）参加一个暑期研究班，我是学员，他是研究班的导师之一。有一天在我们瞻仰了圣奥斯瓦尔德教堂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欧文·施罗丁格（Erwin Schrödinger）的墓地后，他开玩笑说很遗憾没有诺贝尔气象奖。

不寻常的转行

保罗出生并成长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土木工程。一次在瑞士的远足中邂逅了从芬兰去的姑娘Terttu，他们相爱了。婚后这对夫妻选择了一个在芬兰和荷兰之间的折衷方案，定居在瑞典的一个小城耶夫勒（Gävle）。他在那里做一位土木工程师。

直至198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气象系招聘一个程序员，保罗申请并被伯特·波林（Bert Bolin）教授聘用。伯特·波林教授后来出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任主席。

几年后，保罗继续业余学习数学和气象学，最终取得学士学位，并于1965年起接受研究生教育。他撰写的关于氮氧化物对平流层中臭氧含量影响的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他199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奠定了基础。

197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保罗与家人一起移居美国，到位于博尔德（Boulder）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工作，在那里他成为大气化学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之后，全家迁到了德国的美因兹（Mainz），保罗成为马克斯·普朗克大气化学研究所的所长。多年来，他们在家一直使用瑞典语。

人类世

保罗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具有独特的素质。他对整个地球科学，特别是对大气科学的贡献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无与伦比的。

保罗在2000年率先提议引入新的地质时代 “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工业革命后人为引起的地球系统变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可以说是地球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此外，人类世概念主张对人类在塑造自然系统中的作用提出一种全新的整体观点。因此，它不仅发展了地球系统科学的叙述，而且指出了人类社会在文化，技术和生态方面的成就，以及它们在实现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潜力。

因此，人类世通过强调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行动的所有可能影响，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如今，环境学者将这一概念视为将保护措施与缓解和适应策略相结合以应对全球和区域变化的好方法。所以人类世的概念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他还因研究由于核战争而导致的全球气温的大幅下降（核冬天）而闻名。在研究生涯快结束时，保罗还研究了生物燃料使用量增加和空气污染及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

对我的关怀和影响

保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充满关怀的人。

记得当年我从北京刚到达德国美因兹时，他的秘书为我订了一个旅馆房间。当他从国外回到研究所时，立即邀请我住到他家里直到几天后我找到了一个住所。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几周后我才从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获得了第一笔奖学金。离开中国之前，我曾在中国科学院担任研究助理，当时的工资是每月70元人民币，而酒店的房间每天要花费50德国马克（约合250元人民币）。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博士期间在他的花园和客厅中与他的许多互动。

他家的房子离研究所很近，夏季下班后，他时常邀请他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到他的花园烧烤，我们在轻松的氛围里有过许多关于生活和科学的探讨和交流。在我独处的6个月里，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我从他和他可爱的妻子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并开始了解瑞典。

在瑞典定居后，通过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组织领导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我们保持联系。保罗对地球系统科学的真知灼见为ICSU（我在2009年和2012年担任ICSU执行主任）领导的对地球系统科学的未来发展规划（2009-2011年）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期间我和保罗就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多次讨论。 

2011年我应德国卡尔斯鲁厄技术学院（KIT）的邀请做一个演讲，他在演讲前突然出现在演讲厅里，给我和主持人一个惊喜，因为他住在另一个城市。后来他告诉我们，他特地从美因兹赶来参加活动是想与我面对面地讨论气候科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演讲和相关的招待会以及晚宴期间，我们的确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直到很晚我们才将他送上回家的火车。

多年来保罗与瑞典学术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2021年2月10日我主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地学部的会议上，保罗因在瑞典的学术参与而被瑞典皇家科学院地学部的同事们所怀念。他是我们地学部的外籍院士。

2021年3月21日于瑞典哥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