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美国华裔科学家，被国家骚扰50年-知识分子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盛先生和他的妻子，1960年代

撰文 | 詹涓（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上世纪70年代，盛洪涛（Harry Sheng，又名Sheng Hung-tao）是斯帕顿公司（Sparton Corporation）的一名机械工程师，这家公司位于密歇根州杰克逊市，是一家国防承包商。盛先生是江苏人，于40年代移民并入籍美国。

1973年，随着两国之间关系改善，盛先生带着他的白人妻子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故土，拥抱近30年没见过面的母亲。

盛先生性情温和，每次去教堂做礼拜都不会错过。在加入斯帕顿之前，他在国防承包商李尔·西格勒（Lear Siegler）工作了10年，在那里他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机密级安全许可。但在盛和他的妻子1973年访问中国归来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他们的审查。

他后来说，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的特工盘问了他在观光旅行中所做的一切。公司莫名其妙地把他调到一个入门级职位，然后，在1975年，他被解雇了。他随后收到了雷神和Hazeltine两家其他国防公司的邀请，但邀请也突然被收回。他再也没有在他的领域里担任过长期职务。

盛先生非常困惑。他花了很多年时间寻找答案——在他去世后，《The Intercept 》的记者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得了相关文件，可能终于为他这么多年的遭遇和不当审查提供了一个答案：FBI自1960年代末展开了一项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和学生的机密项目，在该项目中有至少数百人遭到监视。该计划至少持续到1978年。该计划的目标包括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最著名的是物理学家田长霖，他后来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

解密文件显示，当时FBI是专门针对在美的华人科学家进行情报调查

很多年以后，也曾遭到不当指控的科学家郗小星说，FBI专门开展一个项目来监视华人科学家，“这听起来很像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美国将移民和归化的亚裔科学家视为永远的怀疑对象，这始于胡佛时代，在90年代有所降温，随着川普时代与中国紧张关系加剧，相关指控又开始激增。

2018年美国司法部的国家安全部门发起了一项名为 “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的专项行动，旨在打击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现在表示，它的调查重点由经济间谍犯罪转向大学校园，正在全美50个州展开逾1000项工业间谍活动调查，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华裔。

据《华尔街日报》统计，自2019年年中以来，联邦检察官已经提起了十多起刑事案件，指控学者在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问题上撒谎，或指控访问学者在与中国军方的关系上撒谎，其中一些案件已导致被告认罪，或者遭到了解雇。最近的一起是今年1月麻省理工学院的陈刚案。

问题是，许多批评人士指出，这些调查多数似乎跟对盛洪涛和郗小星的指控一样，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知识产权盗窃，而只是出现了文书和程序上的漏洞——但仅仅因为他们是亚裔和华裔，就遭到了不成比例的审查与指控。这种种族定性跟警察专门截停黑人驾驶的车辆检查并无二致，只不过地点转移到了研究机构。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of American Scientists）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A. Fisher）说：“华裔研究人员好像是被专门摘了出来。”

这样的种族定性已经为华人科学界带来了寒蝉效应。许多人放弃接受国家研究资助，以避免受到额外的审查；还有些则选择离开美国。前奥巴马政府能源部长朱棣文去年秋天在纽约大学举办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表示，他担心政府的行为正在推动有才华的研究生和教师离开美国。他说：“这些学者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他们担心美国不再欢迎华人了。”

包括华人促进会、百人会、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正在呼吁拜登政府重新考虑“中国倡议”，不再对美籍华人进行拉网式的种族定性，促进美中之间的学术合作，扭转国家机构中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这个职位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

2020年早些时候，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教授琚诒光（Yiguang Ju）获得了一个在美国空军顾问委员会任职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几个小时后我就推掉了。在今天的环境下接受这个职位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 琚教授对《普林斯顿校友周刊》表示。

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在职业规划中又有了一些额外的考量——哪怕他们跟琚教授一样已经拥有了美国公民身份。这跟一项所谓的 “中国倡议” 有关。

知识产权是美国经济的核心：知识密集型产业创造了2800万个就业机会，价值6.6万亿美元。奥巴马政府重新启动了《经济间谍法》。而川普政府更是明确指向了来自中国的威胁。

2018年2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将“中国威胁”形容为独一无二的危险，称任何华裔都可能作为间谍为中国工作。

2018年8月，川普在海湖庄园的一次闭门晚宴上告诉一群首席执行官，“几乎每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中国）学生都是间谍。”

就在川普发表这番讲话的同月，纳税人资助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开始与60多所美国大学联系，指控他们的一些研究人员违反规则，包括违反资助提案的保密规定，以及没有披露外国资金来源、国际就业和潜在的利益冲突。

2018年11月，当时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了 “中国倡议”，旨在打击窃取美国公司和大学机密的间谍活动。

川普政府还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公民在美国学习的能力，包括突然取消与某些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大学和机构有学术联系的中国学生的签证。一些美国知名高校发现，他们的华人学生和教育在获得赴美工作或学习签证方面面临着长期的、无法解释的延误。

普林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说，对知识产权盗窃的高度关注令人困惑，因为大多数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最终都会发表。

“偷什么？偷公开的结果？” 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李凯问道。“华人教授圈子的感觉是，基础研究现在搞得好像变成了机密研究——但你是会在公共领域发表论文的呀。这没有逻辑可言。”

鉴于缺乏明确性，李凯最近决定不与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同事就一项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拨款申请进行合作。他总结道，最好是避免接受政府的资金。

“因为我害怕”

所谓的 “中国倡议” 初衷是抓捕间谍，但从现在的结果来看，相关案件跟间谍并没有多少关系。当法律和地缘政治需求与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溃烂伤口发生摩擦时，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采取每一项行动——但相关的法律行动往往达不到这一标准。

南德克萨斯法学院访问学者 Andrew Chongseh Kim 所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根据《经济间谍法》被起诉的华裔美国人占比在2009年至2015年间从17%上升到52%。但更关键的是不公正起诉的比率：华裔被告遭到不公正指控的比率是非华裔被告的两倍。

在所有被指控的华人被告中，有21%的人最终被证明没有犯间谍罪或其他重大罪行，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在审判中被无罪释放，要么是对他们最严重的指控被降级或撤销。作者在报告中写道：“只有11%拥有西方名字的被告拥有同样的待遇。”

从目前的起诉来看，同样有种 “雷声大雨点小” 的感觉。美国联邦调查局宣称，正在进行的与中国有关的调查超过2000起，但迄今为止，当局只在十几个学术机构采取了逮捕行动。这些案件大多针对欺诈，而不是间谍活动；据称，这些研究人员被捕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披露他们的隶属关系和来自中国实体的资金。

这种关系本身通常是合法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大学还积极鼓励这种关系。1月份刚发生的陈刚案就符合这一模式。对他的主要指控是，他从南方科技大学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未披露资金，尽管实际上他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要求下发展这种合作关系的。

美籍华人科学家经常趁着暑假到中国探亲、写论文、做研究和演讲。通常他们会得到少量的津贴或其他补偿。这就是他们陷入麻烦的地方——一些人没有向他们的大学和美国的资助机构充分披露这些合作和收入。

但是尽管科学家可能会忽略这部分的申报，但他们通常会列出他们在中国合作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总是会在文末说明他们得到了哪些中国机构的资助。

科技媒体《One Zero 》采访的学术界人士认为，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学者从未试图隐藏他们的中国背景，在他们的官方简历中公开列出他们的背景。他们说，任何未能披露拨款的问题，都应该在大学内部作为行政或人事问题予以纠正，而不是作为刑事或国家安全问题。但现状是，这些遭到调查的学者哪怕最后宣告清白，但他们仍然被匆匆从终身职位上解雇或者被迫辞职。比如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接到NIH的拨款调查要求后解雇了多名亚裔研究人员。

“确实有这样的案例，” 黑斯廷斯法学院（Hastings College of Law）律师兼法律历史学家吴华扬（Frank Wu）表示。但谈到学术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他说，“问题是，标准是否在改变，是否存在双重标准？”

在2014年以前，美国机构积极鼓励中美之间的学术合作。自2010年以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为中美合作项目提供了500万美元的专项资助——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CAS）也提供了300万美元的资金。包括佐治亚理工、哈佛、耶鲁等名校都曾参与中国国家自然基金的高质量研究合作（见下图），而这样的合作也导致中美间的大学联合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许多亚裔美国活动人士将目前华裔科学家遭到的针对性调查与过去的一系列案例相比，由华人社区杰出成员组成的非营利组织 “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认为，“华裔美国人的忠诚正受到不公平的质疑，华人社区正因过度起诉和急于作出判决而受到严重诋毁。”

从90年代末开始，多名华人科学家——李文和、郗小星、陈霞芬、曹国庆和李书玉——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但最终被判无罪，他们的名誉和事业都在此过程中遭到破坏。

以1999年对华人科学家李文和的案件为例。生于台湾南投的李文和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加州大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the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因怀疑泄露了美国核武器机器，他被控59项罪名，被单独监禁了278天，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放风时间。

李文和事后出的书《我的国家诉我案》

最终，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他只被指控一项不当处理敏感文件的罪名，即将核武器设计机密下载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台不安全的电脑上。其他罪名均被撤销。2006年，李文和从美国政府和五家媒体获得了160万美元的赔偿。

李文和事件引发了国会的调查，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但联邦调查局看来并没有为此而反思，前联邦调查局特工迈克尔·格曼（Michael German）现在担任布伦南正义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研究员，他说，“在反恐工作中，人们仍然错误地认为美籍华人更容易成为间谍。”

2015年的郗小星案也是如此。当FBI探员冲进天普大学物理学教授郗小星的家时，这位科学家既困惑又害怕。据郗教授回忆说，当时武装人员冲进他的房子大喊大叫，用枪指着他的妻子和女儿，然后逮捕了他。“这件事非常痛苦，”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抓我。”

郗小星被政府指控非法与中国的同事分享有关超导装置的信息。当郗小星证明他分享的内容都是公开信息后，政府最终放弃了起诉。但是，他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恢复正常。FBI的调查让他失去了物理系的常任主席一职以及他的大部分资金。他仍然领导着学校的一个研究团队，但成员只有两名研究生，而不是他之前的14人团队。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中，他仍然担心他所说或所做的事情会被用来对付他。虽然他仍在继续他的研究，但他仍然害怕申请资金。他说：“我再也不敢作为唯一的首席研究员申请资金了，我都是要跟其他科学家合作，这样就不需要我自己来签表格、打勾了，因为我害怕。”

这位学者在根据宪法第四和第十四修正案，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他说：“每次谈到这件事，我都会想起那段磨难，真的很痛苦。”

“有毒的环境”

不仅仅是起诉和调查，许多华人科学家和学生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来，在签证事务和机场出入境时遭到了比以往苛刻得多的审查。在去年纽约大学举办的讨论会上，朱棣文说，他的一位知名的教授朋友最近从中国前往美国时，电脑和手机在美国的一个机场被移民当局没收。

“骚扰的故事像野火一样在华人社区蔓延，” 朱棣文说。

去年，《科学美国人》、《自然》等杂志均发表文章称，他们担心这些过于激进和歧视性的调查将对科学交流和合作产生寒蝉效应。

倡导科学自由的独立国际组织“忧思科学家委员会”（CCS）去年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政府对华裔科学家的迫害不仅影响了学术，还造成了一种不欢迎中国研究生的文化。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康毅滨对《普林斯顿校友周刊》所说，“如果你把这里变成一个有毒的环境，你实际上是在把人才给送走。”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出生研究生来源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近16%的美国机构授予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授予了中国学生。这当中绝大多数人——大约85%到90%——寻求留在美国工作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当他们留下来的时候，他们会创造就业机会和新技术，使美国受益。

过于急切的起诉不仅会使美国公民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而且还会造成智力资本的 “人才流失”，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的将不仅仅是来自亚洲的科学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数据，移民在美国发明家中占很大比例，并获得了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

但现在，许多移民科学家和发明家选择离开美国，前往其他国家，因为他们得到了更高的薪水、有声望的职位、更宽松的监管计划，最重要的是，那里的政府不会对合法的研究活动提起滥诉。正如洛杉矶诉讼律师孙自华（Brian Sun）解释的那样，“如果你被刑事起诉，以这种方式被羞辱，这等于是判处学术上的死刑：除了离开，你还能做什么？”

一个积极的迹象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官员正在考虑一项特赦计划，让在美学者可以披露过去的外国资助情况，而不必担心因披露而受到惩罚。但倡导组织说，仅仅表明 “既往不咎” 的态度还不够，他们希望拜登政府能对 “中国倡议” 进行公开审查，司法部的工作是否包括防止歧视性调查和起诉的保护。

美国联邦机构有责任表明，它们正在积极应对历史上的不平等，扭转国家机构中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并确保法律的执行将是公平和公正的。

回到盛洪涛的故事。作为联邦调查局歧视的早期受害者，他一直在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在去了一次中国后，他在美国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把我最好的知识贡献给了美国的国防工作，” 1975年他写信给他的国会议员、密歇根州的米尔顿·罗伯特·卡尔（Milton Robert Carr）。“我会继续战斗，直到真相大白。”

多年间，盛洪涛只能找到临时工作，他的妻子给别人做保姆。一份出现在他的FBI档案中的报告显示，FBI监视了他的住所，并跟踪了他的汽车——此时距离盛先生第一次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雷达上，已经过去了13年。几个月后，底特律外勤办公室发给局长办公室的一份机密备忘录称，“此人不存在安全风险。底特律方面建议不要再对该人进行约谈，并关闭该份卷宗。”

他们一家后来搬到加州，过着平静的生活。盛先生喜欢写诗；以开车速度极慢，在教堂布道时打瞌睡而出名。盛洪涛于2011年去世，在去世前，他仍然坚持给密歇根州议员写信，但很多信他不再寄出。

本文3月23日原载于《纽约时间》（NYandBeyond），《知识分子》获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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