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的微信名“心灵访客”，从共情到诊疗，对患者内心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的“来访”，正是他从痛苦至希望的摆渡方式。

“这大概就是精神科医生存在的意义：我们既是神经递质的调校师，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译者，把生化指标翻译成人话，把患者的呻吟转译成医学编码。就像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试图在科学与苦难之间搭一座小小的桥，让那些痛苦被看见、被丈量、被救赎。”姜涛在其新书《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中这样写道。

姜涛：精神科现在还是九大类疾病，比如分裂症谱系、心境障碍、强迫症等，现在童年、老年的相关问题可能分得更细了。诊断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每个谱系里疾病的分类比较多一些，比我们90年代刚工作时要细化很多。当时还是国内精神医学相对起步的阶段，没有什么手段，治疗方法很简单，除了基本药物治疗外，还有话疗、看护。从2014年以后开始，青少年确诊陆续越来越多了，那时实际上有很多不上学的小孩，但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时称“学校恐惧症”。

而真正的高峰在2023年疫情结束以后，封闭在家两年多突然上学的这些孩子，像井喷似的一下就出来了。

知识分子：青少年和儿童的心理问题有什么特点？

姜涛：青少年主要是情绪不稳定，尤其是从十一二岁青春期开始以后，情绪不太稳定，因为激素在不停地调整，逐渐在上升到成年人的水平，即第二性征的变化。在逐渐完成过渡的过程中，激素就像催化剂一样，对大脑皮层中很多神经细胞的代谢、运转做功很重，所以情绪波动明显。无论男孩、女孩都是如此。此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生物钟不稳定，特别容易作息紊乱，稍微有点影响就会睡眠混乱，这些都造成情绪不稳定的推手，也是出现情绪问题危险因素。 

这时如果外界压力太大，孩子自身缺乏稳定的性格，处理问题能力欠缺，加之没有很好的历练，挫败感较强、抗压能力较弱，就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的问题。人的神经发育和生理激素水平在这个年龄段是比较不稳定的，甚至不需要特别重大事件的创伤，比如转学、搬家、被霸凌等都是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外界因素。

知识分子：疫情三年，几乎每一个学龄的青少年都经历了网课，这也需要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这段时间对于青少年或儿童在心理和情绪上产生了哪些影响？ 

姜涛：一方面，疫情的物理隔离使孩子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太大减少，基本封闭在家里，所以无论是心理和生理都会受到影响。比如点外卖、熬夜导致作息不规律，就会对生理过程造成影响。而最受影响的还是社交，这些孩子可能有大把的时间都用在刷抖音、玩网络游戏，而忽略了和真实世界中同龄人、非同龄人，包括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之间的交往过程，这对他们交往能力的损伤比较大。

知识分子：作为家长，如何在早期识别青少年和儿童的心理问题？

姜涛：很多家长都不是专业人士，有时候分不清青春期的躁动、迷茫、不稳定和真正疾病之间的差别。事实上，每个人在青春期都会有波动，脾气不稳定，但一般是间断性的、时间不会持续太长，而且不会因青春期激素水平不稳定就不上学、出现一些冲动行为，最多是可接受范围的暴躁。但如果形成疾病，孩子的攻击性会很强、持续时间久，且功能丧失比较明显，即交往能力下降，学习能力下降以及适应环境能力下降，这就容易区分了。 

知识分子：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精神科门诊量从2006年到2020年也翻了一番，达到5万余人。回龙观医院的数据显示，2023年门诊接诊18岁以下患者达到了17.92%，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还在4%以下。在住院患者中，近9年未成年人占比呈现明显的升高走势，从2015年的30%到2023年的77.57%。其中，2022年更是曾达到81.95%。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未成年人精神和心理问题日益凸显，与您的经验观察是否有重合？ 

姜涛：非常重合，这个比例已经相当很高了。在我自己的经历中，一个正常的出诊单元，有1/4到1/3都是未成年人。青少年很少确定诊断，都是过渡阶段的诊断，一般是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障碍、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对立违抗或品行障碍，还有一些确诊的多动、抽动、阿斯伯格。一般与情绪相关的，除非是典型的分裂症可以确诊，其他大多是过渡阶段的诊断。

知识分子：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和心理问题主要受哪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姜涛：一方面是来自家长的过度期待、不当的教育方式，比如有些教育偏颇的家长，在物质生活方面极大丰富，什么都给孩子，但要求孩子必须得满足自己的学习要求、期望，造成孩子的错位。这类家长实际在用孩子爱吃的、爱玩的、爱穿的进行控制，让孩子感觉必须得做家长喜欢的事。所以，有些孩子虽然学习也好，但并不是心甘情愿所希望的、喜欢的。此外，父母感情不好，经常打架，比如有的母亲可能会在孩子面前咒丈夫、告委屈，这些对孩子都有不好的影响。 

人际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维度，现在的青少年交往能力相对较弱，大多通过手机和网络社交，很少在真实世界和同龄人、非同龄人接触，所以交往能力变弱，很容易被伤害。比如人家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就觉得冒犯自己了，也有明明自己不愿意还去讨好人家的，或者觉得被无视，这些都是造成回避社交、不敢去学校的原因。

像我的病人里有个小姑娘，一进诊室就哭，说自己经常被无视。这个小姑娘外形不算出众，学习成绩一般，在重点学校的火箭班里。自己有一种“多她一个不多，少她一个不少”的感觉，老师也不关注，同学也不关心，所以她就很难过。她说一句话也没人听，她病了也没人问。她虽然受不了被无视，但又不知道怎么获得大家的关注和友谊。 

另外一方面是学校氛围，现在学校的毕业班都写着标语、喊口号，这些都是对孩子的影响。其实这些病的孩子如果和阳光的孩子在一起，是可以互相感染的，阳光的孩子会让他们有信心。只不过现在学校缺乏这种互助互帮的机制。

02

姜涛：其实以前无论家长和医生，对待用药还比较谨慎的。一般14 岁以下尽量不用药，超过14岁才用药。但现在，家长真是等不及，只要医生说这药能用就用，家长都不考虑别的了。因为太着急了，这些小孩容错率很低，一年不上学就担心赶不上，但还勉强能承受，两年就完了，学校就不要了。所以要尽快让孩子恢复，再回归到群体里。在这点上我能理解家长，现在至少12岁以上的孩子用药较多。在疫情前是轻易不会用药的，即便医生开药，有些家长也是偷工减料地给孩子吃，个别甚至自己擅自停药。但疫情后，我发现家长是真的着急。只要医生说这药能用，甚至要求你就赶紧给用。 

知识分子：我看到您书中一个片段写到，一位学者母亲为了不让自己在顶刊上发表过论文、拿到牛津数学系offer的儿子被联网记录，所以一直选择自费而非医保近十年。似乎能力越强、财富越多的父母，通常越无法接受子女的平庸和“不正常”，控制欲和秩序输出也更强。作为医生，您如何看待这种“期待”与焦虑？ 

姜涛：书中这位母亲可能是在那一瞬间认识到了、开始正视这个疾病。很多父母虽然已经成功了，但可能也有愿望没达成，比如没上985、没读研究生、没做自己喜欢的专业，就会把这些投射到孩子身上，逼着孩子学。

书中另一个患者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小伙子，他母亲喜欢中医，但自己没能成为中医，就偷着把孩子的高考志愿改成了中医。这个小伙子虽然不喜欢，学习仍然特别好，但到最后崩溃了。因为中医的博士马上毕业就要工作，到了最后阶段即将面对现实时，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很多父母的潜意识愿望达成、期待投射到孩子身上，对孩子是很大的伤害。一般这些家长可能都愿意比较，总是理想化或者是目标化，给自己很多压力，也给别人很多压力。

03

姜涛：一般会认为先用一段时间药物，患者到达平台期情绪基本稳定后，再去做咨询。但是现实是好的精神专科医院心理咨询往往都约不上，安定的心理咨询已经预约很长时间以后了。在全国来讲，正规的心理咨询师比大熊猫都宝贵，心理咨询市场鱼龙混杂、以次充好、滥竽充数的特别多。而医院对心理咨询师的资质要求较高，需要四证合一，收费又相对较低，供给确实不足。

一些有资质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或许能起到一些补充作用，但我觉得仍然是杯水车薪。另外这些机构可能收费较高，很多人承受不了。从治疗的必要性上来讲，药物和心理其实还是应该并重的，但针对青少年一定要选好。青少年、儿童心智不是特别成熟，有些心理治疗不一定能接受，现在一般只做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心理治疗。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其实很重要，对于有些性格问题或者简单、较轻的心理问题，甚至有些精神病的问题，轻度的抑郁、焦虑都是有效果的。而且可以对作为重性病人在康复阶段很好的弥补，促进社会修复、心理修复和人格修复。但这两者又不同，单靠心理咨询和治疗解决不了重性精神病，这部分还是要靠药物来调整。 

知识分子：从医院的角度，其目前能提供的心理咨询资源还是相当有限的。这方面扩容的可能性大吗？

姜涛：心理咨询相关人才的培养周期相对较长，对专业能力要求也更高。据我观察，近年来高校培养的心理学相关的人才在逐步增加，但毕业生去向多元，不少会选择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等。 

医疗机构对心理人才的需求有专业性和特殊性，能够吸纳的人才规模有限，相关岗位的发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这些多重因素共同使得医院在专业心理咨询服务方面，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口。

04

知识分子：从您书中的描述，以及之前曾接触的患儿家长，控制欲强、甚至有一些强迫倾向。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患上了心理疾病，可能往往是所在的家庭系统出了问题。在您的了解中，是否存在未成年人与家长共病的情况？如有，孩子的治疗过程是否也是对家长的一种治疗？

姜涛：一些不恰当的管教方式和干预模式，违背了青少年心理和生理的发育规律。经常出现过度矫正，自然也会矫枉过正，如母亲可能对孩子一些行为的纠正过于严苛，像父亲要么就彻底不管、缺失，只给钱给物，其他都不管；要么就是封建家长制式的“什么都得听老子的”，这些情况都对孩子有明显的伤害。有的父母还没达到临床确诊的程度，有的则是已经达到，但拒绝就医。后者或许知道自己有问题，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但也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我有一个患者是强迫症的小男孩，每次就诊时，他父亲会把我诊室的桌子收拾得特别干净，电脑摆得非常正、擦干净。父亲就是强迫症，这孩子能不发病吗？这位父亲说，自己也知道有问题，但控制不住，一看见乱就受不了，必须收拾整洁。

解决家长持续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物理分离，即家长和孩子隔离开，否则家长也要服药治疗。前面这位强迫症的父亲最后也选择了服药，我接诊的一些母亲带孩子来看病的组合，慢慢地母亲也开始吃药了。

知识分子：怎样看待患儿父母这一代人的精神症候？ 

姜涛：上一代人的青春期也没有过好，只不过没有发病而已，或者说当时的情况没达到发病的阈值。比如我们刚毕业是1992年、1993年，经济水平一般。虽然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也还在为生存所奔波，所以那时的关注度不在心理需求上。人的需求层次是有压制的，要先保证吃好、喝好、穿好，那么剩下的情感价值、情感需求就再说了。所以那一代人很少有这方面的问题，等到80后出生的人，这种情绪价值可能就有体现了，情绪的问题逐渐就比较多了，到90后、00年后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物质已经比较丰富，人会希望被证明、被满足、被重视。

05

姜涛：确实是女生来就诊、面诊更多，男孩和女孩面诊的比例可能1:3。这可能和女性的雌激素水平有关，女孩的雌孕激素水平可能到20岁才稳定。而雌孕激素水平对女性的情感表达、情感指数影响非常大。雌孕激素稳定时，有巨大的保护作用；如果水平来回波动，对情绪则有很大影响，而且时间跨度贯穿青春期、孕期和更年期。 

知识分子：国外针对精神类疾病患者有一些在医院与社会的“缓冲带”，比如社区康复机构。这类机构在国内还相对较少，很多病人出院后就要直接回归社会，这样是否会造成一些问题？ 

姜涛：其实在不少地方，精神卫生服务已经形成了“小住院、大社区”的模式：患者病情稳定后，就可以转到社区康复机构，由精神科医生、心理工作者、社工和志愿者共同提供持续支持。患者可以在康复机构里规律生活、接受训练，有的可以白天参与、晚上回家，既能巩固治疗效果，也能逐步适应社会。

06

知识分子：从目前书中呈现的内容来看，您对老年人精神疾病的着墨是相对少的。从舆论角度，老年人又是难以为自己发声、容易被遮蔽的群体。目前中国老年人心理和精神疾病的现状如何？

姜涛：老年人主要的问题是被忽视、孤单、寂寞，缺乏陪伴。此外，出现心理问题的老年人普遍缺乏兴趣爱好，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差。不论男女，老年人的依赖性很强，很难承受丧失，儿女也好，配偶也好，包括家庭其他成员也好，哪怕是自己的社会、情绪支持系统中有一根小的支柱倒了都不行。

从青少年说到老人，人一生的两端其实都是比较脆弱的，小孩是受关注更多，但有时候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老年人则大多是被忽视。其实老年人的问题也很多，一方面是合并了很多躯体疾病。另一方面，老年最大的问题还是老年焦虑、抑郁，然后才是阿尔兹海默症等。我的感觉是无论到综合医院还是精神专科，不少子女带老年人连续看三次病就烦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甩出来，老年人就受不了。因为到大城市看病还是比较难的，一去一天特别累，而且还不一定能看好，普通家庭的老年人看病是非常痛苦的经历。 

十几年前，我下乡到北京近郊坐诊，有位老大爷感觉自己浑身不舒服，因为对心理一点都不了解，到处检查。当时很多检查还是自费，最后卖了两套房都没看好，最后是精神科一毛七一盒的药治好的。 

知识分子：不少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乃至家属，在就诊之初就会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和依赖性。从精神类药物的迭代角度，您怎么看待这种担忧？

姜涛：其实现在很多新型的药物，国内同步发展得很快，逐渐与国外是接轨。世界上有什么先进的药，在国内可能不会超过半年也能用上。另外在药物使用过程当中，有严格的指南，医生必须按照指南使用，所以一般不会有太大风险。可能有些家长把精神科用药和成瘾药物混为一谈，后者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精一是不能带出医院的，像安定、佐匹克隆这些精二药物也是限制的。但其他更多精神类药物不存在依赖问题，也不存在停不了、戒不掉的问题。 

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科医生，除了本职的诊疗工作外，有没有其他和社会的连接？  

姜涛：我们院的心理科所有资深的医生，都在外面承担着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任务，也会深入到高校去做宣教。在实践中我也常常感觉到，心理健康工作要真正见效，单靠一两次讲座是不够的，更需要常态化、系统化的跟进与支持。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一个持续过程，现在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学校和老师都会非常重视、谨慎。但其实更关键的是把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筛查和咨询做扎实，让支持体系更平稳地发挥作用。

07

知识分子：在从医的30多年中，您自己有没有遇到过情绪上困境？ 

姜涛：刚开始做医生，面对患者可能是一种自觉的情绪代入，有时候共情可能比较深入，然后出不来。但后来看的病人特别多了，得到一些技术上的训练，会有更好的防范壁垒，共情的跳进跳出更熟练，情感的稳定性更好，不再会被病人带着走。医生需要去共情时，一定要共情；需要从负面情绪中跳出时，就能赶紧跳出来。 

知识分子：对于那些有抑郁焦虑情绪，但还没达到疾病程度的人们，您有哪些建议？ 

姜涛：首先建议可以自学一些简单的心理学知识，提高认知和自我觉察能力。其次，情绪要随时去宣泄，比如，遇到困难的人直接去大喊两句，砸几下，把情绪发出来就管用。所有不好的情绪别留到明天，今天就全部消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教人藏拙隐忍，不愿暴露自己的弱点，这可能是不利于心理健康的。此外，作息要规律，合理锻炼。

知识分子：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对心理、精神疾病患者甚至是康复者不友好的现象，很多患者本人也有病耻感。您在疾病认知和社会氛围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姜涛：城市里90后、95后的年轻人已经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病耻感，我觉得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但在一些基层和农村地区、年纪较长的群体中，病耻感仍然相对突出。精神疾病、心理疾病和感冒发烧同样是正常的疾病，需要正规治疗，也应该被社会接纳和理解。 

我知道的一个女生住院三个月后回到大学，宿舍的同学联名要她搬出去。之前最好的朋友也不再和她做朋友，后来这个女生就自杀了，这就是环境导致的悲剧。在社会的边边角角和一些个体、群体身上还是体现出对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的不接受和排斥，比如患者康复后回到单位不给安排工作，只能长期休假。其实这些人状态已经完全恢复，但还是被歧视。 

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有抑郁、焦虑或者双相的朋友，作为身边人，应该怎么去面对、帮助？ 

姜涛：最好的就是陪伴和观察，尽快引导这些人到正规医院就医。不少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在最开始会走弯路，比如看香门、请大仙、跳神，或是找一些旁门左道、民间偏方，参加身心灵修。我有个病人甚至去南美原始森林喝过一种药，这些都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一旦发现身边人状态明显不对，要想方设法送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即便当事人不接受也要把专业的建议传递到位，这是对朋友或家人真正的负责，也是不留遗憾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