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公布的“减负行动3.0”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青年科学家们的发展困境？| 图源：pexels.com

导  读

全世界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都面临着强度不同的两种压力：其一，生存压力，其二，发展压力。而科研经费的完全竞争模式更加剧了科研人员的发展压力。此次公布的 “减负行动3.0” 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青年科学家们的发展困境？

撰文 | 宋安娜

责编 | 钱炜

8月8日，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 “减负行动3.0”），明确解决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保障青年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

图1 科技部官网发布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部分截图）| 图源：most.gov.cn

此次专项行动为期1年，分三个阶段展开。2022年9月底前，广泛部署动员，摸排情况，找准卡点堵点；2022年12月底前，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完成各自层面的措施办法制修订工作；2023年6月底前，各项措施办法全面开展实施，减负行动全面落地见效。

既有减负，就说明青年科学家群体负担的长期存在。实际上，近几年，青年科学家群体的生存境况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多位青年科研人员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表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们需要的是有保障的科研经费、时间等资源。然而，目前的科研环境中，他们从一起步，就开始卷入竞争当中，一部分人 “赢者通吃”，一部分人的科研之路却越发困顿。

有学者指出，青年科研人员是最有创新活力的群体，而他们在从事科研工作和获得科研资源方面却受到很大的限制。近10年间，中国科技评价体系迎来了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青年科学家心无旁骛、独立而自由地进行创新？
 

“力度非常大”

实际上，这并不是国家相关部门第一次推出减负计划。2018年以来，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先后印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方案》（“减负行动1.0”）和《关于持续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动的通知》（“减负行动2.0”）。

2020年，当 “减负行动2.0” 提出时，国家相关部门总结，“减负行动1.0” 取得积极成效，广大科研人员反映的表格多、报销繁、检查多等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而 “减负行动2.0” 则旨在破除科技成果转化、科研人员保障激励、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等方面的阻碍。

不过，多位受访青年科学家表示，他们并未注意到前两次减负行动。相比之下，最新的 “减负行动3.0” 无论是在减负的目标、力度还是条例的可操作性上都超过前两次，其影响势必更加深刻而广泛。

刘新和是南方一所 “双一流” 高校的副教授，研究领域是基础生物医学。他总结说，作为一名只想安安静静做研究的科研人员，在有了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之后，他的诉求首先是如何争取到一些科研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经费；接下来就是怎么做、有多少时间去做，“这实际上是我们（青年学者）最需要考虑的两个方面问题。”

而这次《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中提到的5条行动内容， 包括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与强身心，都直接关乎一个青年学者是否能在足够支持的基础上，减少不必要的考核与事务性工作，有更充分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科研探索。
以 “挑大梁” 来说，文件明确要求，在一些重要的国家科研计划中，青年科研人员要占课题负责人和骨干一定比重，比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0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提高到20%；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新立项项目明确项目负责人中4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比例不低于50%。而 “增机会” 一条，则要求在科研机构和高校里增加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资助比重，包括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和中央部门直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于资助青年科研人员的比例一般不低于50%；对刚刚加入科研岗位的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提供五年以上的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支持等等。
图2 “减负行动3.0”中关于“挑大梁”和“增机会”的部分 | 图源：most.gov.cn

“这是非常硬性的规定，力度非常大。”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员院长李侠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表示，这个政策的出台，直接决定了未来科研资源向哪儿流的问题，这是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政策倾斜。

在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完成博士后研究、近几年回到国内某顶尖大学担任副教授的李扬告诉《知识分子》，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引进国外的Tenure制度（准聘-长聘制度，也被称为 “非升即走”），青年学者入职后，需要在6年左右的时间内拿出有说服力的科研成果，才能晋升长聘教职，因此，职业初期的竞争压力陡增。

另一方面，在科研的起步阶段，青年学者还要学习如何建立和管理自己的团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本身就是不小的挑战。而这一时期往往也需要面临成立家庭、完成生活角色转化的生活压力。

而且，对于许多中国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他们在起步阶段除了面临以上这些挑战，还要想办法获取科研资源，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科研经费的申请。一位偏理论研究的物理学学者说，这几年，他从科技部、教育部与自然基金委等渠道，大约每年能申请到100万的经费，基本上能保证其团队的运转。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这么幸运。过去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变得越来越激烈。2011年至2016年，基金资助率基本维持在24%左右，自2016年以来逐年降低；2021年，国自然基金的项目申请总量再创新高，超过27万项，这已是连续第七年增长，而与此同时，最终获得资助的项目比例却下降到了16.51%。

美国乔治亚大学物理系杰出研究教授赵奕平在美国高校担任教职已经20年左右，他介绍，一般来说，美国好的高校在 “精挑细选” 地招入一个新教职工之后，都会提供启动基金。而自然科学方面的启动资金一般都很高，像他所在的学校，大概有90~100万美元给助理教授，让他有足够多的经费购买新的仪器和所需的设施，能够独立开展研究。

“加入某个课题组，而不是做自己最想研究的方向，有时候是国内年轻老师迫不得已的选择。” 北京理工大学准聘教授尹璋琦告诉《知识分子》，因为进入一个新的学校或者科研机构，很可能没有充足的启动经费、招生指标和实验室空间，只能加入到一个大的课题组中，得到整体的支持，然后再慢慢地把自己的实验平台和团队建起来。

因此，在他看来，“增机会” 这一条很重要，如果能落实的话，意味着刚入职的年轻研究人员可能会有相当的比例，至少超过一半的人，能拿到非竞争性的经费，相当于是普惠型的，这样能让年轻人感觉压力稍微小一点了。
 

不敢落后一步的焦虑何来？

十多年前，当刘新和刚刚进入高校成为一名青年学者时，拿到一些人才 “帽子” 的过来人曾向他们传授经验：一旦错过了一步，比如说某个人才帽子没有拿到，后面可能要付出10倍的努力，才能追得上别人。现在，他对此深有体会。

刘新和就是那种没有 “帽子” 的青年学者。据同事评价，他的科研能力不次于一些有人才头衔的人，不过，他曾经两次申请国家 “优青” 头衔，都没有申请上，再加上自己读博士期间，不属于 “师出名门”，没有挤进其研究方向的核心圈子，这让他现在申请一些体量更大的科研项目以及晋升教授时，都遇到了困难。而那些拿到帽子的人，他说，不管后来科研做得如何，始终戴着那顶帽子的 “光环”，发展要顺利得多。

刘新和曾联系过他的博导，希望参与对方某个重大课题，承担一个子课题负责人。但是，因为没有人才头衔，也不是教授职位，即便在领域内发表的论文还不错，导师还是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他的这些条件 “分量不够”，可能对申请项目不是很有利。

与青年基金、面上项目这种个人申请的、资助金额较小的项目不一样，有的项目体量很大，需要很多个团队，而且是知名教授们打头 “组团” 申请。刘新和解释说，实际上，拿项目的时候，评审方不会去具体看每个人做了哪些工作，而更在意有多少个优青、长江学者或者杰青等参与到项目中。

在 “减负行动3.0” 通知发布之后，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城雄撰文指出，青年科研人员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的问题，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日益严重的科研界行政化趋势。

他在文中解释说，在行政化管理思维下，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路径只能按照当前人才头衔阶梯式成长。科研人员没有相应头衔，也就难以获得攻坚克难所需的科研资源，包括经费、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研究生等，这就意味着基本达到了科研生涯的天花板。

一位研究科学社会学的教授告诉《知识分子》，其实，目前的科研生态环境对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是不友好的。那些位于科学共同体塔尖上的，比如说院士、知名学者、专家，总是能够拿到最多的资源，他们可能争取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项目资金，招募更多的人才、产出更多成果、进一步获得资源，形成了 “马太效应”。

能挤入这些圈子的青年学者无疑是幸福的，他们不必为了科研经费操心，此外，知名课题组不仅拥有充沛的经费，还意味着更多项目机会、更有利的晋升通道等等。而其他人，无论年龄，哪怕已经五六十岁，也要为拿到一个基金项目 “削尖脑袋”。前述科学社会学教授就说，去年，他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全部花在写项目申请书上，最后一个也没有中标，白白浪费了时间。

李侠曾总结，全世界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都面临着强度不同的两种压力：其一，生存压力，其二，发展压力。而科研经费的完全竞争模式更加剧了科研人员的发展压力。

在一个缺乏保障的环境，围绕科研资源的争夺让科学共同体变得很 “卷”。而在论资排辈的科研管理文化之下，光有学术能力也难以保证青年人员拔尖、承担重要课题。要获得科研资源，他们需要做得更多，比如，投身于某个知名PI的门下、申请各种人才头衔。

从2010年起，人才计划成为各级政府和机构吸引人才、展示政绩的重要内容。据统计，国家层面各类人才计划20余种，全国范围大约有200种之多，影响较大的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2年设立的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简称 “优青”）、中组部2012年设立的 “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教育部2015年设立的 “青年长江学者”。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徐芳等人在今年发表的文章《科技评价改革十年评述》中指出，人才计划的实施，一方面调动了科研人员及科研单位积极性，另一方面滋生了上上下下热情高涨的 “帽子” 导向，形成各种攀比，对安心致研的整体环境而言，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不利于 “甘心坐冷板凳” “十年磨一剑” 的科研精神的养成。

多位青年科学家还指出，“帽子” 不光是攀比、炫耀，人才项目同时分配学术资源与学术声誉，入选者借此可以分配相当数量的科研经费、津贴甚至是大学教职或职称。绝大多数高校专门针对各类人才项目的入选者制定了相应的薪酬水平与科研经费，甚至还配套了博士生指标与博士后名额，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在下一步的竞争中获得进一步的优势。

尹璋琦就介绍说，现在刚入职高校的年轻学者，需要在35岁之前拿个国家自然基金的 “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下一步，还需要尽快拿到 “面上项目”，紧接着还有一些头衔要争取，比如优青、青年拔尖人才、青年长江学者等等，像获得青年长江学者或优青的时间截点大概是在38~40岁之间。

拿到优青等人才项目之后，还要在45岁之前争取拿到 “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或者是 “长江学者” 这样的头衔，每往上一步，难度都在倍增。不过，“能得到的支持会更多一些，可能会有更多的资源来开展工作。”

尽管知道这是一种并不健康的导向，但是，这种生存法则非常强势，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科研人员自身处境，也渗透进他们的思维方式。

和多数 “双一流” 高校一样，刘新和说，他所在的学校现在引进年轻学者的门槛和水平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面试过后，私下里，大家也会讨论求职者之前毕业于哪个课题组、师承关系如何，“会觉得如果对方在圈子里有一个比较强的connection（联系）的话，未来在申请项目以及人才帽子的时候会占一些优势。”

另一方面，有自己的 “前车之鉴” 在先，现在带博士生的时候，刘新和会建议他们，早早就开始做准备，“年龄很重要”，要有很早的规划意识。他说，“大家都很焦虑。”
 

“减负” 的根本在于科研环境的改变

在李扬看来，随着海归人才越来越多，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变得日益深入和频繁，国内和国际科研环境变得越来越像，包括 “非升即走” 制度的引进、给新加入的青年教职人员更多的科研经费支持等等，这在国内顶尖高校尤其明显。而此次减负的几条措施，也正是意识到目前我国的科研资助和考核制度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并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支持青年科学家、保时间和减考核等行动内容，从长远目标来讲，都是国际上的通用标准，李侠对此表示了肯定。他说，能够提出这些措施的人，对国际先进科研环境很了解，都是很好的措施。然而，多位学者认为，如果不能改变今天科研环境的评价体系、经费分配等根本性问题，此次减负政策的影响可能有限。

某双一流大学的研究员直言，这一专项行动，对于减轻大多数青年科研人员的心理负担或许能够起到一些帮助作用，但对于青年人才学术拔尖、潜心探索世界科技前沿的帮助还比较有限。

以最实质性的前两条内容为例，学者们担心，此次 “减负3.0” 虽然意在将科研资源向青年科研人员倾斜，如果不能改变当前的一套评价体系，那么 “灌进来的水还是流到那些本就滋润的田地里去，而原来干涸的地还是得不到。”

尹璋琦表示，“不低于50%的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于资助青年科研人员” 或者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0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提高到20%” 这样的条款，并未规定具体给单位里面的哪些年轻人，那么在当前的制度下，进入大课题组圈子内的学者，肯定更容易拿到。

对于第三条的 “减考核”，李侠认为，如果整体的科研环境没有改善的话，像他这样50多岁的教授都有考核，刚入职的博士也有考核，青年学者做不到例外。把一年甚至半年的考核合并到三年或五年考核一次是有可能做到的，但一种长期的导向很难立刻实现，因此，这一条更多是具有理念意义。
图3 “减负行动3.0”中关于“减考核”的部分 | 图源：most.gov.cn

周城雄撰文认为，在减少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考核时，如果高校和科研机构面临的考核压力不变，这些压力必然还是会传导到青年科研人员身上。此外，如果不能避免普遍的论资排辈现象，资源分配权仍然掌握在少数科研人员手里，青年科研人员将不得不将时间花在一些应酬性的活动上。

类似地，“确保青年专职科研人员工作日用于科研的时间不少于4/5” 也被多位学者认为 “不可能”。在高校里，除了少部分的专职科研岗，大多数的青年教师属于教研序列，除了科研，还要承担教学任务。在刘新和一天的时间分配中，大约15%的时间处理一些琐碎事务，85%的时间用来工作，其中，约30%的时间是在教学上面，70%是用于科研，进一步增加科研时间的空间有限。
图4“减负行动3.0”中关于“保时间”的部分 | 图源：most.gov.cn

另一个广受青年科研人员关注的问题，是此次政策对于年龄的明确划定。李侠表示，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支持年轻人是对的，年轻人比中老年人更具有创造性，然而，值得商榷的是，一个45岁的人，在不考虑其学术表现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他符合年龄条件，就能比46岁的人在争取资源上更有优势，这合理吗？

刘新和希望，在资源的分配上，尽量减少一些年龄、“帽子”、职称一类的行政化限制，而是以工作成果作为最基础的评价指标，这样的话，大家才能都有机会获得较为平等的资源，安心做研究。

要彻底改善青年科研人员的生存环境，周城雄在文章里强调，必须改善中国科技生态，要釜底抽薪，最根本的就是让青年科研人员拥有平等从事科研工作的机会和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

他建议，应当破除科研项目申请的资历限制；应避免科研资源分配权和话语权的固化，科研资源分配权应当避免行政化，并且在不同资历的科研人员中平等配置，避免科研利益圈固化，总之，应遏止科研行政化趋势。

李侠进一步指出，这次 “减负行动3.0” 是在具体化方面做了一些尝试，然而解决的不是根本问题。如果画一个逻辑图，那么，“减负” 是最高目标，实现它的中间一层是破 “四唯”、破 “五唯”，底层则是保障性经费支持和竞争性经费支持，若想减负，应该从最底层着手。

他还说，在美国、西欧那些科研发达的国家，既有竞争性的资金和项目可供申请，普通科研人员也有稳定的经费保障，能够维持运转。然而，国内学者却长期要靠写各种项目申请，科研才能做得下去。“我们一直在建议，增加保障性经费供给的范围，减少竞争性经费，让整个中国科学界安静下来。”

在他看来，人才项目、基金项目、学科项目等 “项目治理” 下的管理，给科学研究带来了日益模式化、利益化等弊端。他建议，应逐步缩小竞争性科研项目的比例，为一些优秀人才提供稳定的非竞争性长期资助，从而为自由探索留出合理的空间与时间，这样的成果才有可能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

赵奕平解释说，在美国，教授们有一种默认的共识，就是刚刚入职的新人，要做与之前读博士、博士后期间的研究不一样的新东西，最好是不要与之前的导师合作，而要创造新的、属于自己的方向。

“在美国高校，管理者相信青年教职员工有较好的学术能力，同时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没有那么多行政的东西，比如频繁的考核，或者 ‘领导认为应该做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而是让大家自由地生长。” 他最后表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扬、刘新和为化名。陈晓雪、邸利会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