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报道是真实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调查研究通常采用的是调查问卷——类似民意调查——的方式进行，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新冠后遗症的研究方式。

具体来说比如美国CDC与美国统计局合作，2020年开始了一个线上问卷调查，问民众疫情的影响，2022年6月加上了新冠后遗症的内容。问卷非常简单，就是问新冠确诊3个月后还有没有健康影响，以及现在是不是还受影响。这就是它的后遗症数据来源。

这类问卷调查可以比较方便地了解疫情对民众的影响，但考虑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里面的后遗症更适合看作是疫情整体影响的一部分。把它当作后真的遗症比例时要考虑以下两点：

这是做问卷的人自己主观判断，有没有后遗症、什么算后遗症、后遗症对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其实在看答卷人的个人感觉，没有客观标准。

这类调查没有对照组。答问卷时说得了新冠以后一直恢复不了，这会反映在调查结果里。可是没得新冠的人呢？就一定非常健康？没有对照组，我们很难判断这里面多少是真的由新冠引起。

《科学》曾经采访过新冠后遗症的研究人员，举过一个加入对照组重要性的例子。一些后遗症报道中提到耳鸣是后遗症之一，研究人员也确实发现12%的康复者有耳鸣症状，可是加入未感染过新冠的对照组，发现对照组里也有14%的人耳鸣[2]。

比如一项苏格兰的新冠后遗症研究，综合了问卷调查和医疗档案分析[3]。如果看研究里记录的新冠后遗症症状，很多感染者都有疲劳（44.12%）、头痛（24.32%）等问题，很容易让人感觉新冠太可怕了，那么多人有后遗症。可是看研究里未感染过新冠的人，不少人也有这些问题（疲劳31.57%，头痛21.70%）。

严格分析新冠后遗症非常依赖合适的对照，这是很多后遗症问卷调查最缺乏的。因为很多后遗症症状是很普遍的，只有有了对照组，才能明确新冠起了多大作用。

但遗憾的是，新冠后遗症的研究毕竟都是这几年才开始，我们看到的不少研究都缺乏良好的对照，必须谨慎解读这类研究的结果。

而很多研究也采取类似CDC的简单的问卷调查的形式。这种研究方式能更容易收集到大量的数据，而且新冠后遗症最早就是康复者表达自己身体的不适而来，广泛调查“民意”某种程度上也能寻找各种后遗症信号，但表述的主观性、对照的缺乏以及回答问卷时的抽样偏差都让这些最常见的新冠后遗症存在不够严谨科学的一面。

即使有诸多欠缺，CDC这类问卷调查也很重要，随着国内疫情发展，也值得中国参考借鉴，来明确新冠疫情对国民的整体影响。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新冠后综合征涵盖的症状都极为广泛，不仅包括生理上的健康问题，也有心理疾病表现。像美国CDC给新冠后综合征里的情况分了几个类别：

第一类是全身的症状，包括长期感到疲劳、体力或脑力劳动后比以往感觉更疲惫、发烧。

第二类是心肺系统的症状，包括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咳嗽、胸闷、心跳加速。

第三类是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脑雾”（brain fog），指没法集中精力思考，是新冠在欧美流行后最早被康复者们反应的问题。

此外，新冠感染者中不少人有嗅味觉失常的症状，而一些康复者仍受其困扰，也成了广为人知的一个“新冠后遗症”。其它神经系统症状还包括头痛、失眠、头晕等。

神经系统症状中还有一类可以单列为心理问题，如抑郁与焦虑。这类心理问题不仅是康复者，在疫情下即使普通人群也比较普遍。

第四类是消化道症状，如腹痛、腹泻。

除了以上几大类外，新冠后综合征还可能是肌肉疼痛、皮疹等。

而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后遗症，比如什么生殖系统受损，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类说法。

还有一些非常恐怖的后遗症存在一定的误解成分。比如网上流传颇广的新冠导致大脑萎缩，这是一篇后来发表于《自然》的英国研究。文章显示，发现对比未感染的人，感染过新冠的人在大脑影像上显示一些区域在感染后发生萎缩[4]。这个新闻轰动社交媒体，可我们应注意到，该研究中的感染者都未接种疫苗，感染的也是原始病毒株或阿尔法突变株，这与当下的状况有不小的差别。另外，研究中观察到的大脑皮层萎缩，位置集中在嗅味觉区域，这可能与一些感染者嗅味觉失灵时间较久，对应的大脑皮层长期无法获得刺激有关。可是如果经过更长时间，嗅味觉恢复后（嗅味觉失灵也是常见新冠后综合征之一，但随时间推移往往也得以恢复），这些大脑皮层的影响还会持续吗？这些只能等以后更长时间的跟踪才能弄明白。

研究显示轻症也可能出现后遗症，可去看各项新冠后遗症的研究，非常一致的观察是后遗症与感染时的病情高度相关，相比重症，轻症的后遗症比例、严重程度都更低。

比如2022年5月发表在《自然医学》上一个美国退伍军人的医疗档案研究，分析新冠感染后6个月各种健康负担，以此作为新冠后遗症的一种度量，跟踪时间是2021年1-10月，对应阿尔法与德尔塔病毒株时期[5]。

实际上这项研究里非常明确地显示了后遗症对健康的影响在重症（需要住院）病人中显著高于轻症（不需要住院治疗）病人。

这种后遗症负担与感染严重程度的高度相关性在很多研究中都有体现。

而在今年10月，JAMA上发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新冠后遗症研究，综合全球54项研究与两个医疗数据库的研究[6]。该研究关注新冠后遗症的三个表现：持续疲劳、认知问题以及呼吸道症状，分析了120万有症状的新冠感染者2020-2021年的后遗症情况。

在如此大规模的数据量下，再度证明后遗症的比例与感染时症状严重程度相关，感染3个月后有三个后遗症症状之一的比例是6.2%，但其中普通住院感染者是27.5%，ICU住院是43.1%，非住院感染者只有5.7%。

不同的研究都在指向一点：后遗症与感染时的症状严重程度相关，如果我们降低了感染时重症的风险，我们也在降低后遗症的风险。

苏格兰的一项研究显示无症状感染者的健康风险没有增加，也就是说无症状感染者很可能不用担心后遗症。

因此，只要能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后遗症的危害也就能得到良好的控制。而通过接种高效疫苗，将人群免疫基础维持在高水平，辅以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我们完全可以降低新冠疾病的烈度。

从这个角度看，新冠后遗症根本不像一些人宣传的那般无药可救，恰恰相反，现今有多种手段可控。

除了症状轻后遗症风险小，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都显示新冠后遗症是可以逐渐好转的。

还是JAMA那个研究，在所有感染者（均为有症状）有后遗症的比例，从3个月时的6.2%下降到12个月时0.9%。

即使是在ICU的患者，后遗症比例也从3个月时的43.1%下降到12个月时的20.5%。

新冠后遗症或者说新冠后综合征确实存在。和未感染新冠的人，或是流感等其它呼吸道病毒感染者比，很多研究都显示新冠康复者遇到健康问题更多，恢复时间更久。但是认识到新冠后遗症的存在，不等于炒作、夸大后遗症，进行恐吓性营销。

即便是重症康复者，面对的后遗症挑战更严重，随着时间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会逐渐好转。对于这些康复者来说，新冠后遗症需要的也不是各种夸大恐吓，而是切实的支持。

参考一项武汉早期感染者的康复跟踪，该研究研究跟踪的感染者都需要住院治疗，大部分还要吸氧，症状均比较重[7]。

即便如此，有至少一种后遗症的比例，从确诊6个月的68%下降到了1年后的49%。更为关键的是，那些感染前在工作的人（479人），一年后，88%恢复了工作。剩下57位未回到原工作的，也仅有18人——不到三分之一（不到所有之前在工作的人的5%）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如以前。

这或许可以提醒我们：要对人的韧性有信心。作为社会，我们需要的也不是那些包括新冠后遗症在内的恐吓式营销，而是保留康复者们正常回归社会的机会。

确实现在有证据支持这种推断。

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时期，感染者出现新冠后遗症（感染后一个月仍有症状）的风险为德尔塔时期的25-50%[8]。

作为个人来说，感染奥密克戎后，后遗症风险确实更低了。

可是在社会整体影响上，奥密克戎的传播力远超过德尔塔，因此最后受到后遗症影响的人很可能比德尔塔时期更多。也就是说个体风险降低的同时，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疫情的整体影响。

而在常见的后遗症症状上，奥密克戎与过往病毒株可能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一项挪威的研究比较了奥密克戎与德尔塔时期的后遗症症状、比例，发现常见的症状都是疲劳、头痛、呼吸局促等问题[9]。不过研究人员同时发现感染奥密克戎三个月后的后遗症比例显著低于德尔塔，意味着奥密克戎感染者恢复得可能更快一些。

这些研究、调查都在告诉我们，奥密克戎疾病严重性的下降也带来了后遗症风险的一定程度下降，但并不是下降到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感染了奥密克戎，我们也要能正视这种风险。

只有承认后遗症的风险，我们才能投入更多力量来支持、帮助新冠感染者，让他（她）们都能早日彻底康复。这种支持可以是通过更多的科学研究，例如最近一篇论文发现新冠后遗症中持续的嗅觉失灵可能是失控的免疫反应造成，这类研究可能就可以为未来相关治疗的发展铺下基础[10]。

另一方面，更直接的支持应该是让后遗症患者有获得必要康复治疗的机会。我们从武汉重症患者后遗症跟踪中看到，即便是一开始身体很脆弱的感染者，随着时间也是能回归正常工作生活的。如今，面对更多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我们也要为他（她）们提供必要的支持，让他（她）们也能真的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