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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香港大学解剖学系设立了黄陈瑞棠博士纪念讲座。该讲座差不多每年举办一次，直至2016年停办。首位受邀前来的学者是英国生物化学家、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1）。

李约瑟当时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和免疫学的起源”，这是他与主要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在此前一年刚刚完成的一项科学史研究的成果。一年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以此为题出版了《中国和免疫学的起源》单行本；此后，李约瑟又将该文收入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 

李约瑟之所以将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中国古代的人痘接种术。

01

李约瑟并非在西方语言体系中介绍中国人痘接种术的第一人。

早在三百多年前的1700年，两位英国医生便曾向英国皇家学会报告过中国人痘接种这一预防天花的措施，但这两份报告并未引起重视，英国皇家学会也未在其会刊上发表（2）。 

不久之后的1726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在致杜赫德神父的信中更为详细地谈到了中国的人痘接种：他不仅转述了一份一百年前关于人痘接种的讨论，还提供了自己从中国宫廷医生处获得的关于三种不同操作方法的详细描述（3）。殷弘绪的信件随后在法国发表，由此引出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1733年写下的感慨：“我听说中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痘接种术……”  

不仅是西方人，中国医生伍连德和王吉民在民国时期合著的英文著作《中国医史》中，也同样介绍了这一中国古老的发明（4）。

然而，上述几次记录在西方学术界产生的影响，都无法与李约瑟的《中国和免疫学的起源》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相比，因为他所做的考证和讨论更加系统、全面且细致。 

而且，李约瑟还是第一个明确将中国与免疫学起源联系起来的学者。 

人类进入免疫学时代，一般公认的时间是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为一名八岁男孩实施牛痘接种。由于牛痘接种安全而有效，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种疫苗；也正因为这一发明，曾经夺去数以亿计生命的天花最终被消灭。

既然牛痘接种的发明被视为免疫学建立的标志，那么牛痘接种的来源，也就可以被视为免疫学的源头。 

关于牛痘接种的来源，长期流传着一个美好的传说：詹纳发现年轻的挤奶女工通常容貌姣好，因为她们不会感染容易留下麻脸的天花；而这些女工往往患过牛痘，于是詹纳推测牛痘可以预防天花，并最终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

但这只是传说。

历史的事实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对人痘接种术进行了改良，大幅降低了接种导致死亡的风险，使人痘接种在英国得以普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包括詹纳在内的乡村医生注意到，有些人对人痘接种缺乏应有的反应，而这些人此前都得过牛痘。由此，他们提出牛痘可以预防天花的假设，然后詹纳据此发明了疫苗（5）。

因此，没有人痘接种的广泛实践，就不会有天花疫苗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痘接种的发明可以被视为免疫学的源头。此外，尽管其安全性不及牛痘接种，人痘接种同样在无意中运用了免疫学原理，大大地降低了天花对人类的威胁。从这一角度看，人痘接种同样可以被视为免疫学的源头。

与此前有关中国人痘接种的研究相比，李约瑟还具有一项独特的创新：他首次在英文出版物中明确指出，中国人痘接种术利用了“对病原体进行减毒”这一技术思想。 

人痘接种的本质，是使接种者罹患轻型天花，从而获得免疫力。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部分人会因接种而罹患重型天花，甚至死亡。在人痘接种术发明初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接种材料多为天花疱疮的脓液（衣痘法除外），这容易导致严重感染，死亡率甚至可高达十分之一。尽管这一死亡率仍低于自然感染，但显然难以支持该技术的广泛推广。

因此，降低人痘接种术本身的危险性，成为各地接种者努力的目标。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与西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在英国，萨顿发明了一套接种“秘诀”，将死亡率降低至约千分之一，并因此使其家族致富。几十年后，萨顿的儿子在《接种者》一书中公开了这一秘诀：在经皮接种时，仅划破皮肤表层而不使其出血（5）。

以现代免疫学观点解释，这一做法可减少天花病毒随血液在全身扩散，而是进入组织液并经淋巴循环被免疫系统识别。

而在中国，人痘接种的主要方式是将含有天花病毒的棉团塞入鼻孔，经呼吸道吸入体内。经过长期实践，中国古人也发现了一种相对安全的方法：不直接使用疱疮脓液，而改用经过挑选并存放一段时间的疱疮结痂作为种苗，从而将死亡率降低至约千分之三（6）。 

这一方法同样可以用现代免疫学解释：结痂中的天花病毒已经发生部分失活，其原理与后来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在制备狂犬病疫苗是所采用的减毒策略颇为相似。

当然，中国古代的人痘接种者并不可能理解其中的机制。事实上，即便是疫苗的发明者詹纳本人，也对疫苗的原理毫无所知；巴斯德倒是提出过多种假设，却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但这并不影响詹纳与巴斯德在疫苗史与免疫学史上的地位。

因此，将中国古代人痘接种与免疫学起源联系起来，并指出其中所蕴含的“病原体减毒”思想，毫无疑问是李约瑟的重要贡献与创新。

02

在肯定李约瑟这篇文章所具有的重要贡献与创新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其中确实存在若干史料运用上的错误，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推断过度与牵强之处，有必要在学术层面予以澄清。

首先，关于中国人痘接种术出现时间的判断，李约瑟的论证就存在明显问题。

在《中国和免疫学的起源》中，李约瑟曾写道： 

“最早的文献记载（不包括下文将另行讨论的道教传统）似乎出现在万全所著、论述天花与麻疹的《痘疹世医心法》，该书初刊于公元1549年，至1687年仍有再版。万全在谈及治疗方法时，曾顺带提到：种痘可能会使妇女意外出现月经。” 

李约瑟在这里所依据的，是明代医家万全于1549年出版的《痘疹世医心法》中“女子种痘，经水忽行……” 这一句描述（7）。

从现代读者的直觉理解来看，将“种痘”解释为“人为接种天花”，似乎并无明显不妥之处，因此乍看之下，李约瑟的判断似乎成立。然而，根据台湾学者邱仲麟等人的细致考证，在明代医学文献语境中，“种痘”一词往往并不专指人为接种，而更常用于指称自然感染天花这一过程 （8）。 

事实上，就在《痘疹世医心法》同一部著作中，“种痘”二字还以明显表示自然感染的方式出现过，例如：“当天令种痘之年，亦曾发热……” （7）。在这样的语境下，“种痘”显然是指患上天花，而非人为接种。

因此，将万全书中的“种痘”直接理解为人痘接种，并据此认定16世纪中叶出现明确的人痘接种记载，缺乏足够的语言学和文献学依据。这一误读虽然可以理解为无心之失，但客观上会影响对中国人痘接种术起源时间的判断。

正因如此，若要确认文献中首次出现人痘接种的可靠证据，就必须依赖那些明确描述具体接种操作方式的文本，而不仅仅是出现“种痘”二字。 

关于明确描述人痘接种这一操作的文献，李约瑟本人在文章中也给出了例子。他曾提及一部据称出版于1627年的《Cheng Tzu Thung dictionary》，并引述其中关于“痘疮”的解释： 

“痘疮：方书以为胎毒所致。或终身不发。若神痘之法，则取痘汁纳于鼻中，使其因呼吸而感轻痘，以为预防。” 

这段话清楚描述了：将含有天花病毒的物质纳入鼻腔，使受者经呼吸而患上轻症天花，从而达到预防目的。这无疑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人痘接种操作说明。

如果该书确实出版于1627年，那么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人痘接种的确切记载，就可以至少追溯到17世纪初。

然而，问题在于，李约瑟在此处对文献来源的判断再次出现了错误。

所谓《Cheng Tzu Thung dictionary》，实际上指的是明末清初学者张自烈所编纂的《正字通》。这是一部字典类著作，也是后来《康熙字典》编纂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尽管张自烈本人出生和成长在明代，但《正字通》一书并非成书于1627年，而是在清康熙九年（1670年）才正式刊刻出版。

换而言之，李约瑟将该书的出版时间提前了四十余年。这一错误，已不能简单归为笔误，而更可能反映出考证上的疏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最早明确记载人痘接种的文献只能追溯到1670年。因为在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所著的《物理小识》中，也出现了与《正字通》非常相似的表述： 

“痘：胎毒也有终身不出者，神痘法丸痘汁纳鼻，呼吸即中矣…”

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初稿完成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并于1664年由其子方中通整理刊刻。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这可能是现存最早明确描述人痘接种操作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方以智与张自烈二人生活时代相近，且彼此相识，这也可以解释两部著作中相关文字相似的现象。 

综合这些证据，中国关于人痘接种操作的确切文献记录，大致出现在明末清初。再考虑到技术出现到文献记录之间需要的时间，我们大致可以做一个比较稳妥地推断：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晚明时期，确切一点说是16世纪下半叶。这一判断，与当代学界的主流共识基本一致。 

然而，在《中国和免疫学的起源》中，李约瑟一方面明确16世纪初人痘接种已经在中国存在，另一方面却又进一步提出：中国人痘接种术很可能在11世纪的宋代就已经出现。 

他在结论部分写道： 

“ …随后在公元1500年，该疗法逐渐摆脱了隐秘状态，开始被记载于中医典籍之中； …而公元1000年左右，则根据长期流传（而且我们认为相当可信）的中国传统，被视为该技术的起始时期。” 

李约瑟之所以将人痘接种的起源进一步上推至宋代，主要依据的是一则流传于清代医书中记载的一个关于北宋宰相王旦请医生为儿子接种的故事。为了增强这一故事的可信度，李约瑟在文章里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王旦的历史地位、生平事迹及政治成就： 

“王旦（王文成公，公元957—1017年）是这一传统的核心人物。这位著名宰相先后在宋太宗、宋真宗两朝任职，1004年，参与并协助了与契丹辽国的和平谈判，终其一生主张息兵止战，尤长于整顿官僚体系与科举制度，被后人称为“太平贤相”。王旦仕途中的主要争议，源于其卷入帝王奉山祭祀以及伪造“天书”等事务，但最终仍参与了这些国家宗教仪式，并于公元1011年亲自主持祭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举行此类仪式。 

王旦与人痘接种之间的所谓渊源，源于这样一则说法：其前数子皆死于天花。待小儿子王素出生后，王旦四处寻求避免重蹈覆辙的方法，广召医师与巫术方士，直至“天降神恩”，派来一位施行接种术的道教神人……”

王旦与人痘接种的故事最早见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医朱纯嘏所著的《痘疹定论》（9）。 

比较李约瑟的文字和《痘疹定论》，可以看到李约瑟不仅参考了后者，还查阅了宋代历史。但显然，李约瑟可能没有去看《宋史·王旦传》，或者说没有看完。 因为就在《宋史·王旦传》末尾，有这么一句话： 

“三子：雍，国子博士；冲，左赞善大夫；素，别有传。” 

这说明，王旦的确有一个名叫王素的小儿子，但他的三个儿子均成年并在朝廷任职，并不存在因天花早夭的情况。由此可见，《痘疹定论》中关于王旦因痛失诸子而求“种痘”之法的情节，很可能是后世医家为了说明人痘接种历史而附会出的传说。

也就是说，李约瑟在这里将一则明显带有传奇色彩、且与正史相矛盾的清代医书故事，作为宋代已存在人痘接种术的证据，显得过于牵强。

综上所述，李约瑟在中国人痘接种出现时间的判定上，既存在个别史料误读，也存在对传说材料采信过度的问题。 

不过，这些问题并不足以掩盖其整体贡献。正是部分因为李约瑟的系统整理、阐释与传播，中国古代人痘接种术才真正进入世界科技史与免疫学史的主流叙事之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