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失踪后，当地发动上千人寻找，大量网络主播扑进县城，单条相关视频的播放量达百万。然而，在他生前，这个15岁少年的心声无人察觉，遮蔽在他人“内向”“孤僻”“上进”“乖巧”的形容中。

他不是没有发出过求救信号。事后，当地警方寻找心理专家，通过访谈和分析，识别出少年的厌世和轻生倾向。

无论是在和父母的电话中——一天内三次哭诉不想读书想回家，和同学老师的交流中——表示学习吃力压力大休息不好，在课堂笔记中——“如果我不活了，将会变得怎么样？”，胡鑫宇都曾流露出悲剧的先兆。

但几乎所有的环节，都错失了他的呼救声。

多位接受访谈的心理咨询师告诉《知识分子》，他们经手的多个案例中，孩子们多多少少都曾试图发出求救的信号。 

在拥有诉说痛苦情绪的能力之前，一些孩子已经真实地感受到了痛苦，身体直白地做出了反应，冒冷汗、发抖、拉肚子。

一些儿童试图笨拙地表达，一个小孩说，“我觉得不舒服，我一直想哭”。另一个小孩问咨询师，死是不是就是蛇蜕皮 ？

语言表达之外，一些孩子表现出不想上学，易发怒。

但成年世界中，这些信号被否认和漠视了。家长们习惯说，“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情不好”“太脆弱了”。

快要溺水的孩子试图把求助声放得再大一些，一些成年人掏掏耳朵，只觉得吵闹，“叛逆”“不听话”。

“一个孩子绝不仅仅是因为被家长打了两巴掌，决定去死。自杀问题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情况。”一位多年从事自杀干预的精神科医生强调。

另一位参与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将预防和干预系统比做一张网，家庭-学校-医院-机构-社区理应将产生自杀意念的孩子兜住。

一些孩子被兜住了，但一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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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自杀意念的孩子，年龄在不断前移，“变得更年轻了。”

张斌曾任深圳康宁医院危机干预副主任，这几年，他做危机干预培训时，加之来自学校和家长的报告，念小学的孩子已经出现自杀意念。

其他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也都报告了自杀意念低龄化的趋势。

2019年的数据显示，全世界 10% 至 20% 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卫生方面的疾患。占总数一半的精神疾病初发于 14 岁前。自杀是 15 至 19 岁青少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

一项 2016 年的研究显示，研究者对中国 13 个地区 12733 名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进行调查，其中 32% 的儿童和青少年报告有自杀意念。

在报告自杀意念的孩子中，9~12 岁的孩子占 27.67%，13~15 岁的占比为36.93%，16~18 岁的为 33.89%。

另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2016 年，在城市地区，10~14岁儿童发生自杀死亡率大幅上升，从0.24/10万人升至0.98/10万人，但15~19岁孩子的自杀死亡率有所下降。

然而，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在很多成年人的认知中，孩子是没有痛苦的。即使摆在他们面前的痛苦如此清晰深刻。

一个 11 岁的孩子跟母亲走进精神科医生的诊室，袖子下的伤口已经结痂，她自己割的，母亲跟医生开场的表述是，“孩子青春期，闹小情绪。” 医生注意到，孩子撇了下嘴，把头扭过去了。

另一个即将升初中的孩子哭着跟家长说，“没有人跟我玩”，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去念书的，不是去交朋友的，你好好学习，自然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

张斌发现，很多家长愿意寻求帮助的首位原因是“孩子成绩下降”，而非关注情绪本身。

一些年龄小的孩子无法识别自己的情绪，更不要说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情绪问题会表现得更为具体：比如考试前拉肚子、发烧。

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孩子的日常功能已经受损，比如失眠、注意力难以集中，失去做事的动力。

但在另一端，家长们意识到情况变得不好，是察觉到孩子成绩出现问题，或者老师反馈孩子最近上课状态不好。由此，其他的问题才被注视到。家长们走进诊室寻求帮助，询问需要做些什么，以此改善孩子的成绩。

一些讨论会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阐述儿童青少年的大脑发育构造，孩子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但同时缺少处理、控制情绪的能力。对于恐惧和压力，儿童和青少年的反应也比成年人强烈许多。相比成熟的大脑，青春期的大脑应对压力的工具少很多，从压力回归正常水平的时间也要更长。

在关于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杀风险因素中，研究者发现，孩子被裹挟在人际交往、学习焦虑、家庭照料方式、创伤事件中。但回到现实，孩子感知到的痛苦往往被当做成长过程的注脚，成年人用“想吸引注意”“淘气”“不听话”把一切遮蔽。

陈映芳在《图像中的孩子》中提到，关于“童年”的图景，更多是成年人基于社会文化和自我认知进行构建的，许多陈述中，作为主体，孩子本身反而失语。

“成年人作为过来者，往往以孩子世界的洞察者和代言人自居，事实上，他们并不能摆脱成年人的立场，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孩子世界的一切。”

在医生的诊室里，你会发现，成年人的困惑也如此真实：“你不用担心生存问题，没有挣钱压力，只是需要学习，有什么压力/担心/焦虑/痛苦呢？”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童年，但成年人对童年的想象依然浪漫璀璨。童年仿佛是成年状态的对照 —— 成年人有多少烦恼，作为精神故乡的象征物，童年的图景就有多无忧。一种认知迷思是：即使孩子会感觉到难过，但也会毫发无损地经过，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痛苦不被看见和承认，何谈支持？

张斌说，“我们讲儿童青少年的自伤和自杀，二者本身没有因果关系，但对于一个有自伤行为的孩子来说，这已经意味着他/她内心存在痛苦，也意味着他/她没有常规的健康安全的手段处理情绪，一旦这一方法都失效，又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法，手段会升级和更加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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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庭成为博弈场

医生和咨询师们捕捉到，当被告知孩子处于抑郁状态，甚至存在自杀意念时，家长的第一反应是羞耻。“不可避免地想，我怎么养出这样的孩子？”

类似的话语和对峙反复上演，“你成天说死也没有死，就是为了吸引注意”“有本事你就去死”。在张斌看来，此类话语的背后，是家长希望以此证明，“孩子存在自杀意念是假的”。

甚至，孩子在外表达痛苦也被认为是对家长权威的消解。一个女生曾跟老师讲述自己面临的困境，老师跟家长沟通之后，回到家，母亲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在外面说我坏话。”

但否认并不意味着情绪的消亡。

家长们的态度折射出整个社会对自杀的迷思。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出版的《预防自杀-全球要务》中罗列了关于自杀的错误认知，比如 “谈论自杀不意味着会去自杀”、“谈论自杀会被理解为鼓励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写道：

“人们谈论自杀可能是在寻求帮助和支持，许多谈论自杀的人正在经历焦虑、抑郁、绝望。”

“由于围绕自杀存在普遍的耻辱感，许多讨论自杀的人不知道该向谁诉说，公开讨论自杀不仅不会鼓励自杀行为，反而给了这个人其他的选择或有时间重新考虑其决定，从而预防自杀”。

包括家长在内，自杀变得隐晦不可谈论，当他人展现自杀意念时，我们缺失应对手段。基于此，羞耻、否认、逃避都是可以想见的。

即使孩子已经发出求救信号，但他们是否能够得到治疗和干预，决策权还在家长手中。

接听自杀热线的志愿者们反馈相似的案例，求助的孩子们表示自己很痛苦，但家里人对此的反应则是，“你就是矫情，其实没有病。”

即使到了医院，医生们也发现，治疗的推进困难重重，受制于家长的认知水平和经济条件。

一些家长走进诊室，只是因为“这是学校要求的”，家长希望医生开一张没病的诊断，让孩子顺利复课。还有一些家长上网查询之后，拒绝药物，理由是“对孩子大脑不好”。

一位未成年人在网络上咨询心理咨询师，她拿到了重度抑郁的诊断，但家长对此的态度是“自己调节就好”。她希望获得帮助，怯怯地问年轻的咨询师，“我可以给你打欠条吗？” 

但现实的困局在于，很难有医疗机构或个人能够绕开家长，为未成年人单独提供医疗支持。

这是摆在医生和咨询师面前的困境。他们注意到，一部分孩子逐渐有独立的意识，察觉到痛苦，也有求助的意愿，但同时，他们又必须依靠家人生存。“面对不理解不支持的家长时，原本就得不到专业支持的孩子会陷入更强烈的冲突和痛苦之中。”

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自杀干预，家庭之外，学校被认为是另一个需要重点响应的场域。近年来，教育系统自上而下提高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各个年龄段的在校学生，许多人都被要求填写心理量表。

从理想层面，一个有自杀意念的孩子如何被识别出来？

最初的量表并不会凸显自杀，而是进行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方面的筛查，对于评分异常的个体，专业的心理老师通过面谈，评估自杀风险。

然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些学校的筛查失灵了。

集体主义的影响下，孩子并不希望自己被当成“异类”，这意味着他们人际关系将面临损伤。

另一方面，被标记出来的孩子，会被认为是危险因素，学校参考医生的诊断，往往会安排学生休学。

秦河（化名），一位为北京学校提供心理支持的咨询师说，从学校角度，休学是一种不带褒贬意味的人生选择，希望孩子能不考虑任何问题，以治疗疾病为主。

但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休学意味着失去社交、生活和学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这更像一种“惩罚”。

一些孩子将视线投向网络。陌生的网友或者自杀干预热线的志愿者接到了信号，但尴尬之处在于，他们很难在现实中帮到那个急需帮助的人。

张小榛长期关注心理危机干预，她也是医疗健康领域的写作者。2021年，她曾经历的一个案例，几乎直观展现了干预系统的另一尴尬之处：并非没有求救，也有人识别到信号，事前也曾预警，但在防护网中，16岁的女孩还是漏了下去。

女孩曾多次给张小榛，这位信任的网友讲述自己的自杀念头，网友穷尽一切劝说对方就医，但都以失败告终。

“她说，家人对精神医院有着强烈的耻感；我劝她去看心理咨询师，她说家乡是小地方，没有；我用心理 APP 查给她看，可以线上咨询，她说没那么多钱。我建议她跟家长老师沟通，她说这不可行。”

女孩说，不想活的念头始终无法告诉家长，担心家长会更激动，说些不该说的话。

在女孩进一步谈论“挑地方”后，张小榛拨打了自杀干预热线，志愿者表示，只能对本人进行干预，对于不是本人的请求，爱莫能助。她又想办法要来了女孩的电话和地址。

女孩表露要买衣服，“明天就是终点”的时候，张小榛报警。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回了电话，称已经联系到家长，家长说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

那一晚，女孩又打来电话，她独自在一个房间睡觉，没有人陪伴。凌晨四点，悲剧发生。

事后，女孩的妈妈联系张小榛时，这位网友讲述了女孩生前的抱怨和不满，母亲说，不可能，都是她幻想出来的，孩子从小到大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很乖，也很乐观。

对于警察事前的电话，家长的解释是，“以为是骗子”。

我们对每一场悲剧的事后复盘，总能从那些“乖巧”“听话”的缝隙中察觉到异常，比如孩子回避社交，失眠、经常哭泣、表达人生无意义等等。

但我们无法苛责个体疏失，在整个体系中，自杀都是禁忌不可谈论。

张斌提到，在自杀事件发生后，他们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是，postvention (事后介入)，对自杀者身边的老师、同学、家长进行分级干预。但会不会做，要看学校有没有这方面的认知，即使他们能进入学校，有时校领导的态度也是，“悄悄做，不要搞大了”。

当我们谈论，孩子的求救信号为什么落空时，还需要面临的一个现状是，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表达本身就存在困难。

研究者发现，亚洲文化中，当个体遭受痛苦时，会表现出更多坚忍。公开抱怨的人被认为社交能力差。孩子往往会从上一代身上习得处理情绪的能力，他/她们被要求，当一个人感觉到悲伤和痛苦这样负面的情绪时，不应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注意。

张斌在中美两地的实践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危机干预的视角中，专业人士一直强调孩子需要社会支持。但在中国和亚裔家庭中，他发现，孩子往往会表达自己有朋友，但不愿意联系朋友获取支持。“我觉得他也很忙，也要学习，我就不要说了。”

“中国孩子的向内攻击会更多，他/她们会表达出自己不值得，个人没有价值，会担心讲述困境给别人增加负担。这意味着，这些孩子获取社会支持面临更多阻碍。”

如果说，一些孩子表达的信号是“叛逆”“非主流”，另一些孩子在“乖巧”和“内向”中无声无息地从童年和青春期挤出去。

一个有过自杀意念的孩子提到自己痛苦和敏感的青春期，她躲在被子里哭，感觉到强烈的孤独，想过很多次自杀，甚至感觉自己已站在边缘。但这些都不曾被外界察觉。

她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一切好像不曾发生。父母和朋友聊起，骄傲地夸她，“都没怎么经历青春期，不叛逆，不让人操心。”

还有一些孩子，没有趟过青春期，他/她们像胡鑫宇一样，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