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计划的军方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左），图源：维基百科

对纳粹率先造出原子弹的忧虑一直是盟军最大的心病。许多物理学家，尤其是逃离纳粹统治的那些，尤其忧心忡忡。毕竟，核裂变是1938年德国科学家首先发现的，而海森堡和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等德国专家也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领导者。很多人判断，德国在核武器研发方面可能领先有两年之多。

海森堡深度参与德国的核武器研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早在两年前的1942年，因为实在是担心德国率先造出原子弹，海森堡的两名前同事曾向盟军建议，趁他在当年年底苏黎世讲学之际实施绑架，或者至少当面讯问，“套出”一些有关德国核武器研制进展的信息。

时隔两年之后，同样是在苏黎世，剧本再次上演，结局却可能更为惨烈。

在联邦理工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讲演结束后，晚间，海森堡做客谢勒的私人晚宴，伯格后来回忆称，他那时就坐在海森堡旁边，子弹上了膛，竖起耳朵仔细倾听这位著名人物的言语。而此时的海森堡，似乎对德国的败局颇为伤感：“如果我们赢了这场战争该多好”。

幸运的是，直到晚宴结束，伯格并没有扣动扳机。他是没有机会下手还是临时收到上级指示故取消了计划已不得而知。事后看，可能和大局势的发展有关，海森堡已经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自从1944年阿尔索斯任务小组进入欧洲北部以来，沿途搜寻、争取不漏过任何一条与德国核项目相关的信息，8月25日他们擒获了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并对其进行了审问；11月25日，他们进入到法德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进一步截获了魏茨泽克遗留在办公室的资料。综合所有的信息，在这年的年底，盟军第一次明确地知道，德国没有核武器，而且离完成还早得很。

既然事实上德军拥有核武的威胁已不存在，如果选择在此时刺杀这位久负盛名的物理学家，未免节外生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海森堡的危险绝不仅仅来自外部。

不信任

在此番接受谢勒邀请之前，海森堡坚持向其说明，此番公开演讲只讲科学，不涉政治。他的小心不无道理，瑞士虽然是战争的中立国，但处在几个国家中间，间谍如潮水般泛滥，无孔不入。他很担心，即使是这样的学术交流，自己的一举一动很可能被本国情报人员监视。

然而，谨言慎行的他还是被抓住了辫子，起因就是他在谢勒的私人晚宴上说了德国会战败——按照纳粹的法律，谈论战败等同于叛国，会被处死。亲德的间谍把这些话报告给了盖世太保，党卫队随即对海森堡和魏茨泽克（魏茨泽克的妻子曾陪同海森堡去苏黎世演讲）展开了全面调查，并把此事反映给了德国核武器研发项目的总负责，时任帝国研究委员会物理部主任和核物理全权代表的格拉赫（Walther Gerlach）。当着党卫队官员的面，格拉赫表现得大为惊骇，说海森堡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党卫队官员似乎对这一回应很满意，便不再追究，海森堡侥幸逃过一劫。

海森堡曾说，“…… 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很深的不信任是存在的，而且必然存在，即便是在紧密工作的同事之间”。事实上，如此的不被信任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应该还清楚的记得，早在他参与原子弹研制之前，攻讦与猜忌就已经肆无忌惮。

物理学家斯塔克，图源：维基百科

当时，1937年7月15日的党卫队周刊Das Schwarze Korps刊发了物理学家斯塔克（Johannes Stark）的文章，称海森堡是所谓的“白色犹太人”，（也就是虽然身体不是犹太人，内在灵魂却是）并罗列了其一系列的罪状，包括在党刊上发文章捍卫讲授相对论、在1934年斯塔克写效忠信时海森堡拒绝签名、继续在研究所聘用犹太人等等。

更可怕的是文章的副标题，称海森堡是“物理学的奧西茨基”（奧西茨基因为反对纳粹于1933年被捕，获颁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并在集中营遭受虐待和酷刑，于1938年柏林的医院病逝。奧西茨基获诺奖后，希特勒随后禁止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被逼到墙角的海森堡选择直接给教育部长、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写信，要求他们为自己平反，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他也准备好了，如果得不到当局支持，就只能离开。在给恩师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的信里，他写道——

“如今，我真的看不到其他的选择，如果我捍卫名誉的举动得不到支持，就只能请辞。然而，我觉得还是先问问您。您知道对于我来说，离开德国会是多么痛苦，除非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这么做。然而，如果是作为二等人，活在这里也什么劲”。

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1938年的7月21日，海森堡收到了希姆莱的信，信里说，他不赞同那篇文章的指控，并禁止今后再发生对你的攻击。

在经历这场可能导致其“身败名裂”的风波后不久，二战爆发。1939年的9月25日，当以前的助手巴格（Erich Bagge）找上门来，希望其参与德国的核武器开发时，海森堡找不到任何可以拒绝的理由。他欣欣然前往，并在短短三个月内便全力以赴完成了理论分析报告的上半部分，为德国的核武器研制勾画了蓝图。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要得以安身立命就需要信任，而得到信任是多么困难。

最后的努力

结束1944年底在苏黎世的访学，海森堡得以安全返回德国。如今的首都柏林已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而盟军的轰炸还在一刻不停歇地进行，与此同时苏联军队正稳定西进，眼看兵临城下。（二战期间柏林大部分地区在1943-45年盟军空袭和1945年柏林战役中被摧毁，盟军投掷了67,607吨炸弹，摧毁 6,427英亩的建成区，约125,000名平民死亡。）

房屋倒塌、设施毁坏，断水停电，柏林已非久居之地。核项目总负责人格拉赫下令，所有的人员和设施撤离柏林。他们的目的地是西南边陲小镇黑兴根，距离斯图加特以南60公里。

早在一年前，面对盟军的轮番轰炸，时任帝国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的施佩尔（Albert Speer）下令，如果空袭之下工作没办法开展，所有的战争研究机构就自行撤离，另寻他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海森堡选择了黑兴根，这个偏僻的西南小镇离他家人所在的乌尔费尔德（Urfeld）不远，而且或许也是更重要的是，靠近西部的盟军势力，远离东部的苏联。到1943年年底时，海森堡领导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三分之一的人员都迁移到了黑兴根。

黑兴根成了德国物理最后的避难所。核裂变的发现者之一哈恩(Otto Hahn)在柏林的化学研究所炸毁后也逃到了黑兴根附近的泰尔芬（Taifingen），而魏茨泽克在斯特拉斯堡沦陷前，也已经和家人逃到黑兴根。

到1945年1月，海森堡以及剩余的所里的同事均悉数到达。海森堡本来还打算把在乌尔费尔德的家人也迁过来，但早些到来的同事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占据了所有的住宿空间，海森堡本人也只能租住在朋友家里，而他千里迢迢从柏林运过来的家具只能堆放在地下室。

在这无比仓促的逃亡途中，海森堡和同事竟然还在准备他们的也许是最后一次的核反应实验，地点就在黑兴根西侧的小镇海格尔洛（Haigerloch）。小镇中心有一座近乎垂直的山崖，山崖之上矗立着教堂，山崖的底部开凿有一个酒窖，为核反应实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隐蔽所。

三月初，海森堡以及同事完成了组装，开启了试验。

他们把几百个铀块串成几十串，悬挂起来，就像一串串茶包，然后往池中注入重水，祈祷水注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稳定的链式反应。他们手头倒是有一块镉，设想如果反应失控，可以将其扔进罐中阻止核反应，但其实没人知道，这个办法是不是来得及。但每个人似乎都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誓要在世人面前证明，他们第一次实现了稳定的链式反应。（他们不知道的是，物理学家费米领导的芝加哥1号堆在1942年12月2日已经做了临界试验）

但可惜的是，直到所有的重水都注进去了，还是没能达到临界点。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如果超过临界点，引发核爆，他们定会被当场炸死。海森堡很快的计算出，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铀和重水，也许他们还可以从另一个由物理学家迪布纳（Kurt Diebner）领导的试验组那里借些，但已经为时过晚。盟军已经在逼近，迪布纳最终于4月8日逃离其试验前哨斯塔蒂尔姆（Stadtilm），与导师格拉赫一起撤退到了慕尼黑。

‍‍被囚

1945年的3月底，也就是海森堡最后一次核反应实验失败之际，执行阿尔索斯任务的专家们随着前线部队挺进到了海德堡。通过审讯在那里的物理学家，综合之前所有的情报，如今，他们已经掌握了名单中的所有德国核专家的藏身之处。格罗夫斯发出指示，务必一网打尽。

不过，还有一个困难需要解决。

按照2月盟军召开的雅尔塔会议（The Yalta Conference）的约定，除美国、英国、苏联外，法国拥有第四个占领区，而这个区域正好位于西南，这意味着，要擒获这些专家需要进入拟定的法国势力范围。

参与阿尔索斯任务的兰斯代尔（John Lansdale）上校建议，“我们的感觉是，那里的人员和物料都应该抢先在法国之前由美国人截获，如果办不到的话，那就尽可能的完全毁灭。” 对整个地区实施空袭或地毯式的轰炸不失为一个策略，但这时的法军实在太过于近了。最终，执行阿尔索斯任务的前线指挥帕斯（Boris Theodore Pash）决定，亲自率领一支特别部队实施抓捕。

4月23日，帕斯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到海格尔洛赫，拆除了酒窖里的核反应堆并实施了爆破。随后，他们从一个化粪池中取出了一桶密封文件，在田地里发现了三桶重水和1.5吨铀锭，随即赶紧装卡车转运走。

帕斯继续马不停蹄挺进附近的黑兴根，擒获了25位物理学家，包括魏茨泽克、劳厄等。之后，他们在泰尔芬根擒获了哈恩。此时，除了躲在慕尼黑的迪布纳和格拉赫，只剩下了海森堡，他已经于4月19日离开了黑兴根。

他的离开只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在这最后的时刻能与妻子、孩子渡过。

在这一天，安顿好所里的人员后，海森堡骑着一辆自行车先是前往了哥哥家，在那里待了几天后，他再次骑上自行车，长途跋涉，前往250公里外的乌尔费尔德，那里妻子和孩子正等着他。为了躲过盟军的轰炸以及撤退德军的疯狂洗劫，他只在夜间骑行。很难想象，这样一位44岁、不算年轻的诺奖得主，如何穿过重重夜幕，一路骑行，只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能与家人团聚。

几天之后，当妻子看到困顿不堪的海森堡一脚跨进家门，不知道是悲还是喜。她勉强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在饥饿、疾病的纠缠下与几个孩子艰难存活。就在海森堡到家后不久，其中一个孩子病得如此之重，海森堡开着车穿过白雪覆盖的残缺道路，将其送到附近的一家军队医院，祈求其能死里逃生。海森堡还把年迈的母亲从距离不远的另一座小镇接到这里。他游荡在附近的村庄，搜罗残存的食物和汽油，与家人熬过这最后的艰难岁月。

4月30日，知道取胜无望的希特勒，在苏联迫近之际，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美军派出两支小部队抓捕剩余的德国核专家，一支前往慕尼黑，另一支由帕斯带领，名为高山行动（alpine operation），抓捕他们眼中的“奥本海默”，传说中的海森堡。

5月3日，帕斯领着人到达了乌尔费尔德镇，稍等片刻，他便带着两个人爬上了据说是海森堡家所在的那座山丘，推开房门，他看见海森堡正坐在阳台上，俯瞰着平静的湖面，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刻的到来。

三天以后，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战结束。海森堡与其它被俘的物理学家被送往了法国、比利时等地的监禁所。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两个月后的7月16日，美军在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引爆了第一颗试验核弹，爆炸当量约为20,000吨TNT，产生的蘑菇云高达12.1千米，超过160千米的地方仍有震感。而在英国剑桥附近的一处乡村别墅监禁之时，他们被告知了另一则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掷下了他们想造而没有造成的原子弹。‍‍‍

参考资料：

[1] Beyond Uncertainty, Heisenberg,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Bomb, David C. Cassidy. 

[2]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Richard Rhode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