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撰写的一篇科普文章《谁发明了疫苗》的评论区里，一条高赞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过咱们现在使用的天花疫苗可不是牛痘，而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并保留的天坛株。……”

这位读者指出中国所使用的天花疫苗“天坛株”不是牛痘，虽然没有明说，但同时暗示了天坛株是人痘的可能。

这一信息让我感到难以置信。通常来说，天花疫苗指的就是牛痘（或者和牛痘相近的马痘）。人痘（天花病毒本身）虽然在历史上的确曾经被用来接种和预防天花，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疫苗，因为这样的接种反而可能会导致天花的发生和传播。

为了验证这位读者的说法，我做了一些搜索和考证。

用“天坛株是人痘还是牛痘”为关键词，在搜索引擎里查到的第一条记录是科学网上的一个博客，具体是博主聂广先生在今年初转载了一篇《消灭中国天花的，到底是牛痘还是人痘？ 》的文章[1]。

在这篇带有61条参考文献的万字长文里， 作者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在解放后应用并帮助中国消灭天花的“天坛株”是人痘。而且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对这一结论做了升华：

“文化复兴，当始于历史光复，中国消灭天花使用的是人痘还是牛痘，牵扯到对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历史评价，不可小而视之。……”

我们不对这一段文字做出评价，还是回过头去看作者的论据：

“‘天坛株’是1926年2月，齐长庆从患天花的士兵刘广胜的疱痂中分离出来，‘首先将患者疱浆接种于猴皮肤，待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又将从猴体上取得的疱浆，接种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于牛犊皮肤上连续传三代，分离出的毒种经传代减毒后，该毒种的发痘情况与日本毒种相近。’由于这株毒种诞生于天坛神乐蜀，故名为‘天坛株’。”

显然，如果上面这段关于天坛株的来源的描述属实，那么作者的推测也就是正确的，因为天花患者身上的病毒就是天花病毒，在动物身上连续传代后致病性可能会有所改变，但依然是天花病毒。

关于上面那段描述性文字的出处，作者给出的参考文献是2021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齐长庆传》，该传记的作者是齐长庆先生的外孙女高齐女士[2]。

1896年出生的齐长庆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也是公认的天花痘苗毒种“天坛株”的研发者，解放后曾担任过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创始所长[3]。关于天坛株的来源，传记的作者高齐女士所采用的是齐长庆先生的学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原副所长董树林的说法。

无独有偶，就在新冠疫情期间的2020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制作了一部《战疫》的纪录片，其中的一集就是《灭天花》[4]。在这一集纪录片的9分20秒讲到了天花疫苗天坛株研发的故事，其中重点提到了天坛株的研发者齐长庆。关于天坛株的来源，纪录片中描述的内容与《齐长庆传》中的基本一致，而且采访的也是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原副所长董树林。 

央视纪录片截图

所以，无论是家人为齐长庆先生撰写的传记，还是国家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都一致采用了这一说法，即天坛株的最初来源是一名在1926年收治的天花患者。正是从这名患者身上的天花疱疮里，齐长庆先生制备出了中国自己的“天坛株”天花疫苗。而传记和纪录片的信息来源，也都是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原副所长董树林先生。

那么，董树林先生的信息来源又是哪里呢？

2009年，董树林在《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天坛株痘苗毒种创始人齐长庆》的文章[5]。这篇文章并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为了纪念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建所 75周年而组织编写了一批文章之一。‚

“‘天坛株 ’的建立已载入 《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 》（赵铠、章以浩主编‚2003年 ）一书。据记载：于 1926 年 2月‚一名西北军士兵名叫刘广胜‚因患天花住进北平医院。当时齐长庆到医院观察病人‚取患者带疱浆 的痂皮‚研磨后接种在猴子的皮肤上‚接种后发痘‚再传种到另一只猴子皮肤上‚在猴子皮肤传 2代后‚又取 猴身上豆浆接种家兔皮肤和睾丸‚并连续传 5代再转种到犊牛皮肤上‚在犊牛皮肤上连续传 3代‚经检测毒 力与日本牛痘苗毒种的毒力相似定为 ‘天坛株’痘苗毒种‚用于我国痘苗生产。”

从这段文字来看，董树林先生的信息并不是第一手的资料，因为他提到了“据记载…..”。根据这段文字的上下文语境，记载这一信息的很可能就是2003年出版的《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 》一书，于是我接下来找到了这本书。

《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是由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主持编撰、赵铠和章以浩两位先生担任主编、中国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编辑部编辑的作品，其中介绍了1910年到1990年间中国生物制品的发展历程[6]。在该书的76页，编者详细描述了天坛株的分离和培育的情况（见下图）。

《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截图

在《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一书中，编者不仅描述了天坛株的来源，还介绍了它的发展历程及推广应用的信息。其中的大意可以总结如下：天坛株由齐长庆先生在1926年从一位名叫刘广胜的天花患者身上分离，然后分别在猴、兔、牛等动物身上传代之后获得。抗日战争期间，天坛株被带到了云南昆明进行生产。在解放后的1951年，天坛株被指定为统一使用的痘苗在全国推广。虽然在1955年时被“苏联株”取代，但在随后的60年代初又被重新启用。所以，天坛株在我国消灭天花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也是目前我能查到的关于天坛株的最详细的资料，因为书中没有给出相应的参考文献，所以无法做进一步的考证。

如果《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中的记录真实准确，那么天坛株就是人痘，即由天花病毒制备的疫苗。

但在当时，牛痘已经在全世界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手段，中国没有道理也不应该采用并不安全的人痘来进行接种。即使是减毒了的天花病毒，依然可能导致天花的发生和传播，使用人痘来进行接种违反了基本的科学常识。

那么，天坛株真的是人痘吗？我们还是向科学要答案。

关于这一问题，科学上早已有了定论。天坛株是牛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因为它的全名就是“牛痘病毒天坛株” （Vaccinia Virus TianTan Strain）[7]。

199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的候云德教授所带领的团队测定了天坛株的全基因组序列，并且把它和世界上其它牛痘毒株进行了比较[8]。测序结果也确认了这一点，即天坛株是牛痘病毒。

换句话说，已经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天坛株是牛痘而不是人痘，而且学术界对这一点也从未怀疑过。

既然天坛株是牛痘这一事实无疑，我们又如何看待《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关于天坛株的来源的描述呢？

在我个人看来，大概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1926年的那位病人感染的不是天花，而是牛痘。

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天花和牛痘在人的身上的表现很不相同，牛痘只会在局部出痘，而天花却是全身。

第二种可能是天坛株在1926年被分离出来后的几十年里被替换成了牛痘。

这种可能性会大得多，因为这期间不仅时间跨度长，而且毒株也被带到了多个地方。在培养条件并不算好的当时，这样的替换的确有可能发生。

如果上面两种可能性都不是，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种可能，即上面1926年天花病人的故事和天坛株的诞生无关。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将这个故事以科学史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而且这一记录已经误导了传媒和读者，让部分的人误以为帮助中国消灭天花的天坛株是人痘。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在学术界已经有着清晰结论的问题在民间却充满争议，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科普的不当或缺失， 天坛株的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对科学史的编者和科普文的作者来说，讲故事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法，因为它能让文章变得有趣。但当这样的故事违背了基本的科学常识的时候，无疑还是应当谨慎采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