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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以来，多位顶尖科学家相继全职回国任教。一些媒体提及时会使用“新一轮海归潮”这样的表述。‍‍ 

以数学领域为例，今年年初，37岁的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孙菘回国，全职加盟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成为第五位永久成员。2014年，时年27岁的孙菘和导师陈秀雄一起破解了困扰数学界近40年的难题，后获国际几何学领域最高荣誉之一——维布伦几何学奖。

9月，数学家汪徐家与陈华一全职加盟西湖大学。汪徐家是世界知名科学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29年，期间，他拿到了晨兴数学金奖（被誉为“华人菲尔兹奖”），当选了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澳大利亚桂冠学者（Laureate Fellowship）称号。陈华一此前在法国巴黎西岱大学教授任职，他与森脇淳教授合作创立了Adèle曲线理论，将Arakelov 几何推广到一般可数域之上。

10月，南开大学官方消息显示，国际著名数学家麻小南受聘位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据官方介绍，麻小南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复几何、拓扑等领域，是该方向在他所属年龄段的领袖级人物。而年长他3岁的哥哥麻希南也是知名数学家，目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院副院长。

另据公开资料，世界著名固体力学家、多项国际奖项获得者高华健、被誉为“纳米发电机之父”的王中林、国际知名气候学家陈德亮、知名物理学家戴宏杰、顶尖华人生物学家王存玉、肿瘤免疫学家孙少聪等都已全职回国。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曾经长期对海归学者进行研究。他总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现过三次“海归潮”，当前我们处于“第三次海归潮”震荡延续中。

孙玉涛介绍，前两次“海归潮”分别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即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领域。

第三次“海归潮”则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我们如何判定‘海归潮’的特征？以第三次为例，一些标志性人物或者事件出现，同时引发了范围很广的高层次人才回国的示范效应。当时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学术机会减少，就业市场不景气。而当时中国出台好的人才政策，创新创业大潮开始涌动，因此很多偏向应用的老师回国后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在孙玉涛看来，近年来高层次学术人才迁移的明显表现是“第三次海归潮”的延续，但仍然有新变化。其中，201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我们外部世界发生了剧变。人才流动涉及内部拉力和外部推力，相比2008年那时候，我们的拉力虽然没有显著变化，但外部的推力在增加，助推了‘回国潮’”。

数位近年回国的科学家和相关研究者均会向《知识分子》提及2018年美国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这被认为推动华裔科学家加速回流，由此展开的震荡持续影响中美科学界，甚至影响全球科学的发展。

2023年，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宇及其合作者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发表了一项研究，主要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综合数据库中追踪了来自25000多个机构的科学家，追踪他们是否离开美国前往其他国家工作。[1]

研究者发现，2010 年至 2021 年期间，共有 19,955 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从美国向外迁移的华裔科学家数量从2010年的900人稳步增加到2021年的2621人。2010年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中，48%迁往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52%迁往其他国家；到了2021年，迁往中国的华裔科学家比例增加到67%。

孙玉涛对部分样本的观察中发现，目前回国的学者在年龄结构上呈现“两端突出”的特征——即部分在海外拿到博士学位或有过博士后经历的年轻科研人员，以及资深科学家中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

“回国的卓越科学家中，处于中间年龄段的可能相对少一些。一方面有学术的考量，比如很多人此时正处于学术上升期。回国的顶尖科学家里有几位年纪在三四十岁的，多是数学专业，不怎么依赖于实验室。客观来讲，美国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环境确实优于我们。另外，也有家庭的原因，比如小孩的教育等等，”孙玉涛告诉《知识分子》，“在讨论科学家是否迁移或者回国的原因时，家庭是很重要的因素。”

此外，《知识分子》分析了近两年回国的顶尖科学家，他们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少部分来自英国、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

而归国的高层次科学家中，女性科学家相对较少。一部分原因在于科学社会中男性仍然占主导地位，位居顶尖的女性科学家更是稀缺；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女性科学家的选择仍受性别角色和教育的影响。孙玉涛撰写《“海归”之道》一书时，访问了多位海归青年女性科研人员（40岁以下），她们“海归”的主要原因是丈夫选择回国发展。[2]

“我回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是因为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环境比之前好了很多，尤其近几年发展非常快，科研经费的支持力度也很吸引人。国内的科研合作交流也很活跃。另外，在国内能够招聘到优秀的合作者、科研助理和学生，很容易建立高效率的科研团队。另外，很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华人科学家的歧视令人感到不安。”

一位新近回国的科学家向《知识分子》总结了他的回国原因。

谢宇等人在2023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在2005年至2010年间，生命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科学家，无论是初级科学家还是资深科学家（研究者判定为发表论文25篇以上），数量都在稳步增长。“初级科学家的归国系数在4到5之间，资深科学家的归国系数在3到4之间”。然而，2018年至2021年，两类科学家回国趋势加快。

几次海归潮的过程中，我们对归国科学家的期待也发生着变化。

“从第三次海归潮时，我们的需求已经开始转变了，”孙玉涛说。

如果说前两次科学家回国，我们希望这些科学家带来更新的设备、引进新的知识体系，编写教材，填补中国科学界的空白；第三次海归潮时，回归的科学家除了带回自己的知识、经验、技能和合作网络等等，还引进了国外的机制和培养经验。

孙玉涛表示，“原本我们的主要需求就是科研，但现在一些学科跟国外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更核心的问题是人，一些领域我们为人所制，也是因为顶尖的人不在国内。因此，很多科学家回国之后开始着手培养人才，带队伍，这是很重要的命题。”

国际知名的神经科学家梅林于2023年回国，目前任职于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主任。这是一个新近成立的机构，梅林告诉《知识分子》，除了开展源头创新研究之外，创新中心的主要任务还有培养未来的医学科学、医学药物科学家；探索支持科学创新的模式。

“在我看来，现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源头创新的科学家；也需要一些好的科学管理的经验，”梅林介绍，创新中心引进了包括肿瘤免疫学家孙少聪在内一批卓越科学家，他们在国外大都担任系主任、副主任，或者研究所所长，以讲席教授居多（注：在美国，讲席教授位于正教授之上，获此职位的学者在各自领域杰出或者成就突出）。

“这些科学家的加入还会带来一些新的文化。”梅林举例，他在创新中心成立了多个委员会，力图发挥所有研究员的参与性和能动性，比如仪器采购、研究生训练等等，都由专门的委员会来推动。“我们还有一个主任办公会做最后的决定，但是如果不听取各方面意见，有可能决定存在偏差，之后政策发布后，还会花很长时间进行纠正。”

两个答案存在互相矛盾。一方面，由于中国大多数高校和机构的重视，在海外拥有更多跨国资本（即科研人员在海外留学、工作期间获得的各种知识、技能，以及积累的海外学术关系网络的总和）的科学家似乎能够在国内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也能够拥有更多的研究自主权，一些人甚至会担任领导职务。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海归学者获得跨国资本的数量取决于其在海外经验的长短，然而，一位科学家在国外时间越长，对国内的文化和环境就越陌生，其面对挑战的过程就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峰对214位已经回国的长江学者进行分析，这些科学家主要来自数学、物理、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他提到，大学和机构希望海归学者回国后立刻在国际期刊发文，不要存在间隔期。

然而李峰分析发现，资深的海归科学家出现间隔期的概率可能是其他海归人员的1.8倍。海外影响力较高的学者回国后的前六年可能经历空白期，研究影响力也会出现下降，在回国几年后逐渐恢复，但恢复比较慢。

年轻时回国的学者、有过渡期（同时隶属于国外和国内机构的特定时期）和回到原国内学术机构的学者出现间隔期的概率小得多。“有趣的是，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排名较低的大学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出现间隔期的可能性，比在排名前 100 的大学就读的学者要小。”[3]

随着时代的演进，“海归学者”的定义逐渐变得宽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教授唐莉告诉《知识分子》，当前“海归学者”有多种形式，除了原本狭义定义的“海归”（自费或奖学金出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的中国学生、在海外有全职工作经验的中国科学家）外，还有中外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中学成归国的学生，持续海外访学的本土培养的博士生、海外博士后等等，“他们在科技人力资本和海外社会资本方面，与狭义“海归”之间的差别也在缩小。”
 

“除了明星学者，高校应该重视引进职业生涯发展初期的海外学者，”唐莉与李峰在合作论文中提到， “海外复合经历，即海归科学家在海外接受了系统的科研训练并积累了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经验后再回国更有助于缩短职业成就时间。”[4]

对于优秀的年轻海外科学家的吸纳和培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史东波分析了2011年至2017年的中国青年千人计划（YTT），这篇研究发表在2023年1月的《科学》杂志。研究者发现，在通过这一计划的3576位青年科学家中，他们中一半以上获得全球排名前100位的STEM项目的博士学位，回国前平均年发表2.39篇。然而，这项计划在招募顶尖科学家就不那么有吸引力。

此外，这项研究还发现，在回国的青年科学家中，化学生命科学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些领域对物质、财力、人力的要求很高），但是在数学和物理领域的表现并不突出。[5]

基于之前的讨论，研究者们对于“留得住”高层次人才给出了一些建议。

李峰建议延长海归学者回国初期的评估，比如建立双轨制。孙玉涛告诉《知识分子》，当前一些高校建立了双轨制的评价体系，“单列赛道，不抢占本土科学家赛道的资源，有助于大家融合。”

对学科专业设定差异化的评价，是许多研究者们的普遍建议，因为不同学科领域存在科学研究差异，因此，我们需要摒除科研考核标准一刀切。

唐莉说，“英雄不问出处。如果我们把视野放更宽一些，无需过度关注曾经学习或工作的地域差异性（即是否海归），应该为所有热爱科学、具备一流科研能力和耐得住寂寞的学者提供宽松的科研环境、持续改进生活工作条件。有了梧桐树，不愁引来金凤凰。对于不同年龄或职业生涯阶段的人才，我们既要留得下，更要用得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