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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新书《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Z世代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心理健康危机。

来自北美、欧洲、澳洲等多国的数据显示出高度一致的趋势。2010年前后，青少年的抑郁、自残和焦虑症状开始显著上升。原因何在？海特给出的解释令人警醒，这是第一代在青春期早期即深度接触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孩子，他们的成长路径，悄然偏离了人类演化塑造的节奏。

在这个时代，一个孩子的“童年”不再是玩耍、摔跤和结伴回家的街道生活，而是用手指滑动屏幕、在陌生人点赞中焦虑等待的“手机式童年”。自由玩耍、面对面社交、集体同步活动以及模仿现实中的榜样，这些被写进进化史的成长机制，正在一一瓦解。

这种“手机式童年”彻底违背了儿童成长的本质需求。它代替了真实的同伴互动，让孩子们即便身处人群中依然感到孤独无助。它用无休止的信息流和游戏蚕食了宝贵的睡眠时间，干扰了大脑的正常发育。它通过持续不断的通知，将注意力切割得支离破碎，破坏了孩子们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最终，它借助大脑的奖赏机制，将孩子牢牢钩在屏幕前，让他们陷入难以挣脱的行为成瘾。这四重伤害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今天这代焦虑的孩子。

《焦虑的一代》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是选择默认这场由技术主导的童年变革继续下去，还是鼓起勇气为孩子们夺回一个更符合天性的成长环境？这本书，正是这场必要反思的起点。

每当我与青少年的父母交流时，话题总绕不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

大多数父母跟我聊天时，并不是谈孩子确诊什么精神疾病。他们只是隐隐担忧，孩子身上肯定发生了些古怪的事，似乎正在错失着什么。其实，随着孩子对手机越发沉迷，他正在错失的是整个童年。

21 世纪最初 10 年，青少年群体中尚未有迹象表明，一场浩大的心理大危机正在逼近。但刚进入第二个 10 年，情况就急转直下。

每种心理疾病的背后都有诸多成因。我尤其关注的是，为何在 2010—2015 年，Z 世代和部分出生较晚的千禧一代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在多个国家都显著上升，而年长一代受到的影响就相对较小呢？为何青少年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发病率会在那么多国家集体增长呢？

美国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一项调查，让青少年回答一系列关于服用药物及心理健康的问题。大约从 2012 年起，抑郁症的患病率就陡然攀升。此次心理大危机的发生范围极广，任何种族或社会阶层都没能幸免。2020 年，每 4 名美国少女中就有 1 人经历了抑郁发作。2021 年，情况继续恶化。

深入而广泛地分析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数据后，我们发现了些许端倪。

首先，孩子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与焦虑、抑郁相关的疾病上 。 这些障碍通常在精神病学中被归为“内化障碍”（internalizing disorders） 。 患者的内心常承受巨大的痛苦，感到焦虑、恐惧、忧伤和绝望 。 与此相对的是：“外化障碍”（externalizing disorders），在后一种情况下，患者也感到痛苦，但会通过种种行为，对他人表现和发泄出来 。

在美国大学生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本就高于其他疾病，而从2010年开始，这两者的涨幅加剧，无论是相对变化还是绝对变化，都比其他疾病恶化得更为迅猛 。

其次，心理问题集中于 Z 世代内爆发，也波及了出生较晚的千禧一代 。 在一项关于重度焦虑情况的调查中，2012年以前，各个年龄组的数据表现都很平稳 。 但之后，最年轻的组（18-25岁）的曲线就开始急转直上，自2010年起上涨了139% 。 紧随其后年龄稍大的第二组（26-34岁）的曲线也呈显著地上升趋势 。 相对来说，年龄最大的两个组（35-49岁和50岁及以上）变化不大 。

这些数据刚发表时，很多心理健康专家持怀疑态度，认为数据不见得就能代表实际情况，可能只是Z世代更愿意报告自己的症状 。 但更“客观”的数据，例如因自我伤害而就医的人数，也呈现了同样的趋势 。 2010—2020 年，10～14 岁青春期女孩的自我伤害率增加了近 2 倍，而 24 岁以上成年女性的自我伤害率有所下降 。 美国 10～14 岁青春期少女的自杀率从 2008 年起开始显著上升，在 2012 年出现激增，2010—2021 年，自杀率飙升了 167% 。

总体而言，自我报告的数据加上实际行为方面的数据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在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初期，甚至更早，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过，严重影响到了青少年的生活。 

2007  年智能手机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所有人的生活。智能手机入手后，青少年开始在虚拟世界中度过更多时间。2015 年常识媒体发布的报告显示，拥有社交媒体账户的青少年每天投入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约为 2 小时。整体来看，青少年平均每天有 7 小时的休闲时间（不包括上学和做作业）耗在了电子屏幕上。

当我在公开场合分享这些研究成果时，总会有反对的声音响起：“Z 世代当然会抑郁，你自己看看 21 世纪是个什么状态！”他们会提及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 。但数据显示，从2010年起，美国失业率稳步回落，而青少年抑郁症比例却持续攀升 。

要判断美国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是否与时事紧密相关，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方法：在国家间进行比较研究 。 结果发现，这场心理大危机不仅限于美国 。 加拿大虽然社会经济问题不像美国那样尖锐，但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样直线下滑 。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如出一辙，在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的初期，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双双飙升，且女孩的问题更加严重 。 英语圈的其他主要国家如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也纷纷陷落 。 5个北欧国家（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的数据走向也与英语圈国家高度一致 。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遭遇全球性下降，唯一能够解释的合理理论是相关科技的变革，是这些技术改变了孩子们彼此间的交流模式 。 出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孩子是历史上第一批在虚拟世界中度过青春期的人 。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的初期，在我们放心地把智能手机交给他们时，就如同把 Z 世代的孩子送到火星上成长 。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己孩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无控制实验 。

想象一下，在 2007 年 6 月 28 日，也就是首部 iPhone 手机正式发售的前一天，你突然陷入沉睡。 一晃 10 年过去了，你环视四周，发现周遭环境大体如故。 唯有一点让你看不懂，那就是人类的行为。 大家手里都握着一块由玻璃与金属制成的长方形物体。 无论是谁，但凡得片刻清闲，就立刻躬身，把这块玻璃举到眼前，久久凝视。

当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交生活，以这种方式彻底重构时，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我们先要回过头去看看，一个理想的童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00 万～ 300 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从早期的原始人类中分化出来，人类的进化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我们开创了文明的时代。文明的萌发，其中包括工具时代的到来，从本质上扭转了人类进化的方向。

谁能活到最后，不再取决于谁跑得更快或谁的力气更大了，赢家是那些更会学习的聪明人。人类具备改变地球的能力是因为我们可以向彼此学习，还能不断汲取和运用祖先、族群积累下来的知识。黑猩猩很少这样做。人类的童年之所以如此漫长，意义就在这里，以便孩子们有时间去学习。

既然进化的法则变成了“学得多才能活得好”，那么孩子们就没有必要再快马加鞭地奔向青春期了。 漫长的童年其实是祖先留在我们基因里的一份礼物，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继承族群的智慧。

为了促进学习，进化不仅仅延长了童年期，还在我们的基因里植入了三种强烈的动机，这三种动机分别是：自由玩耍、学会与他人保持行为协同和情绪统一、社会学习。 在玩耍式童年里，孩子们放学后通常会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自由玩耍。 这种自由玩耍刚好能满足他们这些动机，但手机式童年颠覆了这一切。

童年的任务就是玩。 古往今来，所有幼小的哺乳动物都要完成这个任务：通过恣意的玩耍来构建大脑的神经网络。

通过玩耍，幼小的哺乳动物学会重要的技能，顺利成长到成年。玩耍也是神经元最钟爱的学习方式：大量的重复练习，配以明确的正负反馈以及极低的风险。 斗转星移间，孩子们修完了一门门社交必修课，为将来在社会上立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会知道该怎么进行自我管理，如何参与集体决策，或应对比赛中的失利，等等。

理想的玩耍方式是一群混龄的孩子在户外恣意疯玩，这种玩法最健康自然，且最有效果。 不要害怕磕碰或摔跤，伤痕和眼泪也是成长的教具，它们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照顾他人。 一个有机会让人受伤的环境，才可能让人学会如何躲避伤害，不去受伤。 这些场景完全不需要父母、老师和教练的介入，否则玩耍的自由度、趣味性和有效性就大打折扣。

一个孩子拥有了玩耍式童年，就意味着他将大部分自由时间用于现实世界中与朋友的玩耍。 如本书前言介绍的那样，现实世界有几大特征：具身性、实时性、一对一或一对少数几个人，而且发生在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和退出成本的社群中，所以每个参与者都愿意用心维护关系。

现在再看到青少年整日泡在互联网上的模样，你会不会担心？ 他们只要睁着眼，大概率就是在玩手机或类似的设备。 这些活动与自由玩耍正相反，它们具有虚拟世界的特征：非具身性、非实时性、一人对多人，而且要么是独自完成，要么是在准入和退出门槛极低的虚拟社群中进行。 尽管经过有效筛选，这些社交网站已经过滤掉明显有害的内容，但这些平台的设计叫人格外容易上瘾，会减少孩子们在现实世界里与朋友玩耍的时间。

人类儿童天生就喜欢与他人建立联系，他们会通过调整和同步自己的动作与情感来与他人协调。 孩子们再长大几岁，就会喜欢同步行动类的游戏，会跟伙伴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 乐趣就在于“同步行动”这件事本身。 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虽说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却对高度同步的动作非常受用，能从中获得强大的默契与联结感。

面对面的同步动作，纷繁的集体仪式，都蕴含着玄妙而古老的力量。 它们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件件珍宝，却也是被低估的一颗颗遗珠。 然而，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却把孩子们往相反的方向推去，孩子们加入的都是非同步的互动，体验更接近于工作，而不是玩耍。

除了玩耍和同步，人类还有一种学习机制，就是识别并模仿那些有声望的人。 人类的阶层地位由声望来决定。 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把最有能力、最能创造价值的人推举为领袖。

硅谷的产品经理们深谙此道，在设计社交媒体平台的交互方式时，他们会特意量化并展示每条帖子和每个用户的数据，如点赞数、分享数、转发数、评论数、“粉丝”数等。 程序员们把一个人的声望和其点赞数挂钩，这是在误导用户的心智，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灾难性的社交影响。

要让大脑健康发育，孩子需要在正确的时间，以合理的顺序，去体验有意义的事情。 发育过程中，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特定脑区展现出极大的可塑性以适应预期出现的特定刺激。 人类发展的关键期没有那么严格的时间节点，但也会在某些特定时间段经历若干个敏感期。

在不同的敏感期，我们能更容易地学习和掌握不同的技能；敏感期结束后，则会吃力不少。 对于文化的学习也是同理，青春期之后，孩子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 研究发现文化学习的敏感期大约从 9 岁持续到 15 岁。 在这些年学到的知识和形成的身份更容易内化在孩子们心中。

当今时代，很多才十一二岁的孩子已拥有了人生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然后，他们在 Instagram、TikTok、电子游戏等应用中度过了剩余的青少年时期。 在手机式童年里，孩子们被卷入了互联网内容的激流。 那些内容、服务原本是面向成年人开发的，现在却一股脑儿地扑向了孩子们。

各种体验没有了顺序和逻辑，只如旋涡般汹涌，将孩子们悉数吞没。 处在社交敏感期的孩子，一旦对社交媒体上了瘾，终将被那些网站的文化所塑造。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Z 世代的心理健康远不及千禧一代。 Z 世代太特殊了，他们是首批在智能手机的裹挟下度过青春期和文化学习敏感期的人。

2007 年 6 月，史蒂夫·乔布斯发售初代 iPhone 时，把这部作品定义为“支持触控操作的宽屏 iPod，一款革命性的移动电话，以及一款突破性的互联网通信设备”。 回过头再去看，那时的 iPhone 相当简单。 我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对心理健康构成威胁。

随着智能手机向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开放，大大小小的公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誓要开发出最具吸引力的应用程序。 赢家通常是那些免费提供应用程序，通过广告盈利的公司。 从用户角度看，明明有免费的版本可以用，何必还要花钱下载呢？ 这种以广告为驱动的应用程序的大量涌现改变了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手机使用习惯。

到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初期，智能手机已不再单纯仅备不时之需了，它成了各大科技公司争夺用户注意力的平台。 

最缺乏自制力、最容易被操控的群体，当然是儿童和青少年，毕竟他们的前额叶皮质尚未发育成熟。 从电视机问世以来，孩子们就被屏幕上的内容深深吸引。 但电视机太笨重，不能拎去学校，也不能带着出门找小伙伴们玩。

在智能手机普及前，孩子们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还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出去玩，跟他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然而，像 Instagram 这种应用程序迅猛增长的时期，恰逢少年和学龄前儿童将功能手机换成智能手机，这标志着童年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我把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定义为手机式童年的开端。

梭罗在其文学作品《瓦尔登湖》里聊到俭朴的生活，他写道：“消费一个东西时，你真正付出的成本是……生命的长度，无论你是立即付清，还是慢慢支付。”孩子们每天在电子产品上花费 6 小时或 8 小时，甚至 16 小时，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那些对成长来说至关重要的活动，他们是不是已经错过了？

伤害之一：社会剥夺

孩子需要和伙伴们一起面对面地玩耍，以提高社交能力 。 但手机式童年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剥夺 。 美国青少年把社交生活转移到线上后，他们跟朋友面对面沟通玩耍的时间急剧减少 。 2012 年，他们平均每天可以和朋友玩 122 分钟，到了 2019 年，这一数字骤降到了 67 分钟 。

本图显示的是在 2003—2019 年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每天与朋友们共度的时间分别减少了多少 。不足为奇的是，最年轻的群体（15～24 岁）与朋友相处的时间比年长群体要多 。 21 世纪最初几年，这种差异非常明显，但随后便开始缩小，2013 年之后更是急速趋向一致 。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年轻人的数据就已经在急速下降，疫情带来的限制措施并未造成太大的额外影响 。 2020 年，大家需要尽量隔离，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 但 Z 世代早在拥有第一部智能手机时，就已经开始主动隔离自己。

就算孩子们见到了朋友，彼此相距咫尺，受手机式童年的影响，他们共度时光的质量也大大下降 。 兜里的手机振动几下，他们就会立刻停止聊天，把视线从朋友身上转移到手机屏幕上 。 两个人在对话时，只要其中一个人掏出了手机，或者他身旁放着一部手机，那么这场沟通的效果、两人间的亲密度就会大打折扣 。

童年大重构摧毁了 Z 世代的社交生活，因为智能手机可以把 Z 世代的孩子与全世界的人都连接起来，却唯独隔绝了身边的人。

伤害之二：睡眠剥夺

上学的日子里，为了让孩子按时睡觉，父母们总是绞尽脑汁，而智能手机的到来，让这场“恶战”更难打了 。 从大脑和身体的需求来说，大多数孩子没睡够时间 。 缺乏睡眠的孩子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记东西也慢半拍 。 他们的反应速度、决策力和运动技能也会下降 。 长期睡眠剥夺还会损害更多生理机能，导致体重增加、免疫抑制等健康问题 。 2010 年起，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些，但 2013 年后，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 。

从发生的时间上看，睡眠时间的再次减少和手机式童年的开端刚好重合 。 不少证据证明，关联的可能性极大 。 一篇针对 36 项相关性研究的综述报告发现，对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与睡眠时间的减少是强相关的 。 重度使用电子设备和睡眠剥夺不仅是相关而已，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果关系 。

2020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干扰的加重和睡眠时间的缩短，与严重的内化行为（包括抑郁）和外化行为（包括暴力攻击，以及由冲动造成的其他反社会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这项研究还发现，研究初期的睡眠干扰程度能够“显著预测”一年后抑郁情绪及内化和外化问题的严重性。简言之，一个睡不够或睡不好的人更可能抑郁，或者出现行为方面的问题。

伤害之三：注意力碎片化

1961 年，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短篇小说《哈里森·伯格朗》（Harrison Bergeron）描绘了一个未来时代，智商过高的人必须佩戴干扰耳机，每 20 秒就会发出噪声，打断人的思考 。 今天的青少年面临着类似的情景 。 

一项调查称，一个年轻人的手机每天能从用得最多的社交和信息应用程序中收到约 192 次通知 。 如此算来，在他们醒着的时间里，平均每小时会收到约 11 次通知，相当于每 5 分钟就有一次 。 科技公司在商战中用尽手段，把青少年本就不多的注意力剥夺殆尽，将冯内古特笔下怪诞的环境设定，带到了 Z 世代的现实生活里 。

就算学生没有拿起手机，只是知道手机在附近，注意力也会受到影响 。 在一项研究中，手机被放在门外的学生表现最佳，手机摆在眼前的学生表现最差，手机放在口袋里的表现介于两者之间 。

就算学生没有拿起手机，只是知道手机在附近，注意力也会受到影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一群大学生带进实验室，随机安排他们将手机放在不同的位置。然后，研究人员让学生完成测试，考察他们的流体智力和工作记忆能力。比如，记住一串字母，并解答数学问题。

结果显示，手机被放在门外的学生表现最佳，手机摆在眼前的学生表现最差，手机放在口袋里的表现介于两者之间。这种对比在重度使用者中更加明显。

在青春期这个成长的关键时期，随心所欲地玩手机，会干扰他们专注力的发展与强化。研究表明，很多患有 ADHD 的青少年是智能手机和电子游戏的重度用户。荷兰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在一定时间内，年轻人增加对成瘾性社交媒体的使用，那么在下一次测量时，就会出现更严重的 ADHD 症状。

伤害之四：成瘾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一个动作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结果，那么与学习相关的神经回路就会分泌多巴胺 。 但这不是一种让我们感到满足并减少渴望的被动奖励，相反，多巴胺会让我们产生“欲望”，让大脑觉得“那种感觉真棒，我还要” 。 当你吃薯片时，每吃一片就能获得一小剂多巴胺，所以你才会特别想吃下一片 。

赌场里的老虎机是一样的原理 。 与此类似的还有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线上购物等服务 。 这种情况是被人刻意设计出来的，应用程序的开发者穷尽了心理学的成果，就像老虎机吸引赌徒那样，让用户深深着迷于这些应用 。

应用程序的开发者通常会采用一个 4 步流程来创建一个能自发反复循环的行为模式，即“上瘾模型” 。 这个循环从外部触发开始（比如一条通知） ；然后用户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轻触通知） ；接下来是一个不固定的、随机的奖励（可能收到赞美，也可能不是） ；最后一步是投入（用户在应用上花费心思，如创建个人档案、上传照片） 。 一旦用户自己的情绪足以触发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又能得到一个不确定的奖励，那么用户就“上钩”了 。

感谢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她在 2021 年披露了一份 Facebook 的文件 。 幻灯片展示了 Facebook 努力在用户头脑中创建的体验循环机制，并指出了用户心智的脆弱性 。 幻灯片下的注释写道：“青少年的决策和行为主要由情绪、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和奖励驱动……由于他们的前额叶皮质欠成熟，青少年对诱惑是无力抵抗的 。”

斯坦福大学成瘾研究专家安娜·伦布克（Anna Lembke）指出：“无论成瘾的源头是什么，戒断反应的基本症状都是焦虑、易怒、失眠和心境恶劣 。” 她写道：“智能手机是现代社会的皮下注射针，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给人们注射数字多巴胺 。”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的初期，我们把智能手机交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手里。科技公司乘虚而入，从早到晚地利用可变比率强化的手段训练孩子的心智，如同训练老鼠一样。而此刻，孩子们正处在人生最敏感的时期，他们的大脑正在经历高速重构。科技公司“不遗余力”，设计出成瘾的产品，以此在孩子们的大脑里刻下了许多条深深的路径。

 BOOK TIME

《焦虑的一代》

乔纳森·海特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