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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苏惟楚 冀思宇

数月前，年届40的顾舒结束了十余年的高校教师工作，她将这些记录在社交平台上。

有人问她，是因为“非升即走”吗？过去数年间，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在高校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实行强绩效考核与竞争导向。也有人因此诟病，“非升即走”规则被异化为科研“催产”和“增产”的管理主义工具。《知识分子》此前曾访谈过多位因”非升即走”失利的年轻科研人员。

但顾舒并不是因为这点离开。“老人老办法”，她的去留不涉及“非升即走”。也正因此，她所面对的困窘更为幽深。

作为一位文科专业的高校教师，她所在的学科不被学校重视，近五年依然被强绩效的风暴扫了进去。曾满怀热情投身教学的顾舒也日渐倦怠，每年她需要将知识裁剪成适应学科体制和学院授课模式的碎片，一年一年地重复。学术研究也并不那么顺利，她要紧扣热点多申请课题。这位研究者自觉陷入功利的泥淖，不利于发表的写作和尝试都被视作“无用”。

顾舒做过妥协，为了职称，为了金字塔的攀升，她焦虑不堪，最终还是失败。2023年，她决定离开学术界。

不止顾舒，《知识分子》还访谈了数位博士、博士后和年轻科研人员。他们有的早已离开学术界，有的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站在人类智力的高峰是学术从业者的荣耀时刻，他们也自觉做好承受重负的准备。但一些人对于顶峰的憧憬还是逐渐破碎，科研压力和经济压力巨大、与导师的研究路径不匹配、不断提高的考核难度……

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甚至开始憎恶自己的研究项目，他的自主权有限，“是我的研究，但又不是我的”，他每天大加贬斥一边忙碌操持，“只能想象自己是个没有感情的陀螺，从这头被抽到另一头”。

攀登的道路如此艰难，山脚的空间也日益逼仄。过去10多年年，高校大量开设博士课程，博士招生规模实现巨大历史扩张——2023年，中国博士在读人数56万，是十年前的两倍。博士生的供过于求，许多人的出路晦暗不明。亦有研究者发现，相比几年前，新近毕业的博士毕业生们“对工作的稳定性和工资待遇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对继续做研究和发表机会的重视程度明显减弱。”

而部分样本量较小的研究也指出，对于当前高校和研究机构40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薪资低，生存压力大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而工作上还面临教学科研经费短缺、工作负担重、工作时间长、晋升机会少等问题。

2022年，Nature发文勾勒欧美当前学术界的离职潮。因为对薪资不满意，对学术生存状况堪忧等原因，大批欧美科学家离开科学家进入工业界。

一位受访者解释自己前往公司就职的原因，教学压力不断增加，且面临财政拨款压力，要更努力，工作更久，才能竞争越来越少的终身或永久职位。

亦有评论对研究者们从学术界向工业界的流动以示乐观。过去知识生产的模式以学科和大学为中心，知识生产的场所和从业者扩散，企业的实验室、智囊团、咨询机构都出于需要参与知识的生产。研究者们亦不再视留在学术界为唯一符合道德叙事的选择。“离开学术界转而寻求新职业的风险和挑战，可能并不大于安于现状，相反，很可能是一个柳暗花明的过程”。

但这也无法遮蔽人们在学术界面临的困境。就如有受访者说，“对于处于职业生涯中期者而言，如果他们有贷款，有孩子要养育，但仍要离职，这说明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相比其他访谈对象，顾舒做出离开的决定更加艰难。

她在南方一所高校就职，三年前曾想过离职，2023年晋升副教授失败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顾舒每年都在发表论文，她以为自己不用为数量苦恼。但临近评选，晋升标准一再更改，“原本可以用横向课题来抵，后来又说不行。我们专业的期刊本身就很有限，一些C刊不被承认，导致我之前积攒的一些成果又作废。” 

她在国外读的博士，根据学校晋升政策，她刊发在国外期刊的论文也不被承认，“意味着我读博时积累的文章也作废了”。

评选过程中，顾舒能清晰感受到边缘学科在学校不被重视。她所在的学系中，一个9人团队里只有一位副教授。

顾舒晋升失利，甚至未来一两年都没有什么可能。而竞聘这一年多，她精疲力尽，外人最明显能察觉到，这位爱笑的老师在那一年，多了许多白发。

“同学聚会时，当年的同学聊天，跟我说，你到我们公司做点什么不好，拿那么少钱，还累得都是白头发”。

顾舒总会想到刚投身学术圈的时候，对教学充满热忱，从国外读完博士即将返回，顾舒“对自己的学术能力充满信息，满脑子’回国大干一场’的念头”。

竞聘失利后，她尝试问过其他学校的机会，“基本都是说只能平级调动，但我其实已经达到了副教授的标准，再去应聘讲师，我觉得有些浪费”。

让她放弃职业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AI的诞生，她所在的语言学科近几年遭遇了巨大的冲击。“我刚工作时，我们专业很吃香，生源很好。但是近两三年以来，我们的学生中调剂生源居多，出于对学科本身的热爱而主动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允许转系，我最近带的一届学生，很多一进来目标就非常清晰，‘要早早做准备，换一个更好就业的专业’。我很看好的几个有天赋的学生都转走了。

顾舒视野所及近乎是当前时代变迁的缩影。过去几年，每逢高考季，网络上热衷争论哪些学科“无用”且前景无法获得回报，话语间充斥着傲慢的科学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价值观。全球范围内，大学文科专业裁撤，经费缩减，人们年复一年地讨论“文科是否衰落”，最直观地影响年轻人的专业选择。

而顾舒为学术前景心灰意冷的同时，吴煜正在网站浏览新的工作机会，他在2021年博士毕业，在北方某科研院所工作，每天早晨八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甚至周末也无法理直气壮休息，“更不敢发朋友圈，领导知道只会说，这么多活，他怎么好意思休息”。

挤占吴煜时间的是一个又一个项目，以及不断加码的行政琐事，“为了生存和发展，部门必须不停拿项目，不是说拿到一个大项目你就踏实做。很多时候，你需要多线处理。”

他只能尽量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一再压缩睡眠，平均每天睡眠四五个小时。有一段时间，他总感觉心脏不舒服，不敢跟任何人说。

对于他而言，把自己从项目带来的倦怠和焦虑打捞出的唯一方法是浏览新的工作机会。“想去高校，但我现在看得更多的是企业的机会。”

吴煜的另一位做博后的朋友谈及出站后的打算，同样表示“对留在学术界没有太多执念”。他在另一所985高校做博后，材料科学相关。“如果做科研，一些企业做得也并不一定比高校差。人家做得也很好，很扎实，而且更能解决问题”。

如前述相关研究指向的一样，吴煜和他的朋友清晰地指出学术界对自己不再有吸引力的原因：薪资较低，生存压力大。对于他们而言，学术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原本期望通过学术研究通向可能的生活，但现实中，学术已然完全替代了他们的生活。

除此之外，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提到“功利的发表和写作”，当“数量作为GDP”时，他们只能投入大量时间在不确定性低、容易产出结果的常规领域，甚至扎堆进行重复劳动，“水论文，凑基数，为发文章而发文章”。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当“211”“985”规模稳定后，评选“双一流”意味着高校可以此进行资源的再分配。

为了取得建设成效，“双一流”的建设任务被层层拆分下压，与院系领导甚至基层教师的绩效连接，学校领导、院系领导、基层教师都被嵌入评价体系中。

顾舒试图向我们描绘水温升高的过程。

2017年，顾舒结束访学回国。在她出国之前，系里氛围很好，“大家很快乐，常一起喝咖啡聊天”。然后这次回来，“世界已经变了”，同事的脸上没有笑容，一个非常注重生活质量的同事每天愁云惨淡坐在办公室。所有人疲于追逐指标。

“这几年，每一年我都感觉在遭遇创伤时刻。写本子的时候还好，最怕公布结果。每年有三次公布，分别是省、教育部、国社科基金，科研秘书会在群里说，恭喜某某获得什么基金，当他说完，几百条消息弹出表示热烈祝贺，我也得跟着复制粘贴，但事实上，我心里很抗拒。这种氛围之下，总让人觉得，如果我不拿点什么，我在这里没法抬头见人。”

国内对文科研究的时效性要求很高，“你需要蹭热点”。一次，顾舒与学界前辈聊天，对方一听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就知道她的学位是在海外完成的，因为“国内的导师不会允许学生做这样的过时题目”。也因此，申请课题成为她的弱项，别人的课题大都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但顾舒的申请存在致命弱点——“别人一听就觉得太旧了”，她也很难快速拿出一个完全崭新的、能够符合热点的题目。

功利的发表之外，顾舒还提到“学术的虚无感”。

“我是搞理论研究的，我们总调侃，写一篇文章发给身边的朋友看，如果对方都能看懂的话，这篇文章绝对发不出去。我们的科研秘书甚至经常开玩笑说，你何必那么在乎出版社，出了也没人看，你们写的学术论文，可能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一辈子被人翻过两次就很不错了。那么我就会困惑和质疑，我有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生命做这些吗？”

学术界的业态关系也消磨着从业人员的意气。

35岁的柏图是在香港拿到博士学位的，她的专业方向是计算机科学，但她并没有投身学术界。

“还有一点，如果想在学术界立足，需要拜山头，依托人脉关系，大家会毫不避讳跟你说这一点，”她曾描述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目睹的画面，一位学术大佬走进门，所有坐在沙发上的人纷纷起立，“沙发明明可以坐十几个人，但这位大佬来了之后，靠在那里吸烟，其他人站着，不管说不说话，都恭敬地向前躬身”。

她还提到另一个更为残酷的故事，人被赤裸裸异化为工具。她隔壁的实验室里，有一位高中兼大学学长，在博士生涯的前一年半里，每天泡在实验室，拿出一篇文章得到导师盛赞。然而当这位学长被确认抑郁症之后，很快被导师勒令休学，停了奖学金，本就出身贫困的他为了生活和治疗，不得不背负外债。半年后恢复学业，这位学长实验受阻也无法得到导师帮助，甚至被对方以多种手段威逼退学。

吴煜告诉我，目前的工作可能只是身体上的疲惫，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领导持续不断的羞辱和威吓，“把报告甩在地上，骂声一层楼都能听到。”

很多人仿佛戴着在枷锁向上攀升，但总有人会被卡住，学术生涯的瓶颈并非完全来自他们自身学术能力的限制。

科学研究本身已经充满风险，教职和晋升机会有限，周遭的环境不再稳定，前途充满未知，投身其中的人们只能无休无止地投进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薪资并不会因此增长，这堪称学术资本投入的边际效应递减。

而国外的研究者们也正勾勒着另一幅图景。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中，作者，学术界变得“零工化”，高等教育界终身教职远远少于非终身教职。学术界的这批“临时工”阵容涵盖非常广泛：兼职教职（adjunct faculty）、兼职讲师（part-time lecturer）、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toral fellow）、实践类教授（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等等。它们往往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最关键的是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和福利少得可怜，每学期都必将经历职业不安感。

就此，离开并非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件事。

在写作《百万青年科研人员，困在时间里》时，科研人员向我讲述他们在科学界的挣扎之外，有人确实思考过是否离开的问题。

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有人坚持不会离开学术圈，也有人出走时踟蹰，离开不久返回。

对于他们来说，从一开始就被告知要全身心投入学科的尖端、前沿部位，一条路走到黑，他们人生的很多时间都在半封闭的训练系统中，很多人对高等教育之外的知识感到陌生，外界的土壤被视作不可踏入之地。

但一些人还是走了出去。比如柏图。2016年，拿到博士学位，她离开香港跟随丈夫前往美国。

柏图寻找工作的过程并不算顺利，其后一年，她求职、办婚礼、买房、回国处理杂事。期间她的豆瓣日志获得关注，并通过第五次征文大赛初选，她开始写专栏。

2018年，她拿到工作许可，但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对双胞胎。一直到2019年，她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彼时，不管她的意愿如何，已经无法回到学术界。

“我们毕业的时候，片区导师说，如果还想在学术界工作，简历不要有太多断档，博士毕业立马做博士后，简历要满，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甚至还会要求你有二三十篇文章。如果拼文章，你就必须持续不断发热门的好发的文章；或者你的导师很厉害，能够介绍你进来；要么你就特别勤奋。我曾听说过，有人一个星期工作100多个小时，天天在实验室睡觉”。

柏图前后更换了三份工作，拿到了理想的薪水，最新的工作让她满足，甚至找回一点当年愿意投身科研的快乐——解决问题是如此让人兴奋，但又不需要为此陷入“打磨文章”的困境。

“以我的工作为例，工业界建立了一些软件系统，比如现在很多框架都是学校里不会教的，但是工业界很快要用，你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因为新的软件层出不穷一年一年出来，你得需要去看。甚至工业界的面试标准也会不断翻新，旧的软件过期，旧的标准也过期。如果一个人刚从学术界出来，他需要专门花时间研究业内的框架软件，以及收集市场上，这些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

随着进入学术界工作的门槛逐年提高，柏图的建议是，“除非一个人非常肯定，我有很多发表，肯定有希望留下来，那么其他人都得做好离开的准备”。

“如果要准备，就得提前准备公司需要的技能，以及建立外界的联系。我听说现在一些学校也会有帮助博士就业的工作坊，总之，利用我们的资源，近一切可能。在学校里，这些资源和机会是非常容易获得的。等到离开，进入工业界，这些都明码标价，且收费昂贵。”

离开学术圈的人们大都表示，过去数年的学术生涯并非是一个弯路。

柏图说，“尽管做码农不需要读PhD，但我仍不后悔那六年。一个PhD学位，给了我即使做三年家庭主妇仍然自信回归‘正轨’的底气。其实也不是学位本身，而是我在追求学位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努力，令我在无论外界评论多么不利的情况下，不曾真正看轻、放弃过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比现在脆弱许多。”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