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走下舷梯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握手寒暄。图源：Wikipedia

撰文 | 蔡天新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

——莎士比亚《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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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有关童年的《小回忆》（三联书店）样书以后，我才发现，书中32篇标题故事里，竟然少了一章《地图》。而显而易见，“地图”是我凡善可陈的童年难得的一丝亮点，她既保留了我的好奇心，又拓展了我的想象力，甚至成为我医治孤独症的良药。可我只是在《飞行》一章的第三部分，用三小节谈到了手绘旅行地图的开始。那是1972年2月，尚不满九岁的我对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次访华飞行路线的仿制。至于是否无意中埋下一个伏笔，为日后推出一本手绘地图的回忆保留更多的细节和话题，就不得而知了。

之所以会产生手绘旅行地图的念头，主要原因在于尼克松访华引发了我的遐想。其时我在浙东南台州地区黄岩县王林公社王林施生产大队读小学，那儿恰好是今日甬台温高铁台州西站所在地。按照我幼时接受的教育和宣传，美国原本是中国头号敌人，那会儿京城的大人和小朋友们却要载歌载舞夹道欢迎他们的总统，一时想不通。那会儿传达给大人们的红头文件说，要大家相信，这是中央的英明决策，但对中小学生却不做任何解释。不仅如此，我还听到村民们传播一则小道消息，在尼克松的总统座机“76精神号”（波音707）飞抵杭州之前，如今已改为空军专用的笕桥机场唯一一条跑道被临时扩建，为此征用了附近两个人民公社的土地。美国佬的飞机究竟有多大？我对此想入非非。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那时我刚好对地图本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1

尼克松访华的私人原因

我手绘尼克松一行访华路线图用的比例尺是一亿分之一，那是从一本小开本的世界地图册上描摹下来的（大学时代“搬家”，改用大一号的笔记本，比例尺也换成了五千万分之一）。具体做法是，先用一张空白的薄纸覆盖在大小比例合适的地图上，用蓝墨水的笔（后改用黑水笔）轻点要画的城市。继而把这张纸移到一本空白笔记本上，摆好位置以后，在那几个点上用笔加力摁，使之透过薄纸，在笔记本上留下印记。接着把白纸挪开，在留有痕迹的点上用笔描成圆圈或黑点。最后，借助直尺或用手直接把该连的点连上（从杭州到上海美国客人也是乘坐飞机），并注明停留的日期和飞行（运动）方向。

我的第一幅手绘地图只有四座城市，即华盛顿、上海、北京和杭州，其中中国的三座城市挨得很近。上海是纽带，与另外三个点都有连线。用现代数学分支——图论的观点来看，上海和华盛顿是奇顶点，另外两座城市是偶顶点。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次尼克松访华并非直飞上海，他们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启程，先往夏威夷主岛欧胡岛停留两天，再穿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到太平洋美军基地关岛停留一晚（佯装慰问驻岛士兵），然后向西北方向直飞上海，那只需要四个小时。他们在上海稍作停留（上来乔冠华副外长等官员，还有一名中国领航员，以示中国领空主权），随即前往北京。因此，实际飞行路线共经过七座城市（归途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留宿一晚），据此我又加画了一幅尼克松访华路线图。

关于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背景，除了林彪出逃和中苏珍宝岛冲突以外，还应与前一年秋天中国重返联合国有关（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牵头提议），但这不是尼克松访华的必要条件。倒有可能因为他想访华，使得美国没有极力阻扰中国取代台湾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位置。事实上，早在前一年夏天，尼克松已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来京（经由巴基斯坦），商讨总统访华细节。而在尼克松到来之前，中国派出了以乔冠华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参会。那时北京没有直飞北美和西欧的航线，故而选择了法航（法兰西是当时唯一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而多年以后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告诉我，当年晚些时候他首次回国探亲也是搭乘法航，从缅甸进入中国。

乔冠华他们那次飞行可谓迂回曲折，仅中转站就有六处：上海、仰光、卡拉奇、雅典、开罗和巴黎。对于喜欢旅行的人，算是过足了飞行瘾。最后一次从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飞往纽约约翰·肯尼迪机场，人数并不算多的团员们分乘两架航班，以防敌人放置定时炸弹，耽误参加联合国大会。不难想象，周恩来对六年前“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记忆忧新。那次他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在内的11位代表团成员（含越南、奥地利和波兰记者各一名）搭乘租来的那架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在飞越南海南端、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的纳土纳群岛上空时，因台湾特工人员安放的定时炸弹引爆身亡，周恩来则幸运地经昆明、仰光，乘坐缅甸方面提供的转机安抵雅加达。

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邀请尼克松访华（如同前文所述，筹备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包括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自然与三年前发生的“珍宝岛事件”有关，那以后中苏关系降到了最低点。而尼克松之所以向往中国，除了想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以外，与他出生和长大的洛杉矶郊外小镇约巴林达（Yorba Linda）的地理环境有关，我在一幅洛杉矶市郊地图上偶然发现，约巴林达的主要街道、公园、社区、山丘至少有六处以西班牙语里的中国（Chino）命名的。换句话说，他是在“中国”的语境里长大的。

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起草地点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国宾馆刘庄）之后，中国的外交大门终于打开了。据说正当中美双方因台湾问题的表述陷入僵局时，站在刘庄八角亭的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从他的称谓我第一次听说了博士头衔）看着苏堤，忽然有了灵感，他从中方工作人员口中获得证实，苏堤东边、西边的湖水均属西湖，受此启发的博士提议在公报里这样表述：中美两国都认为，台湾海峡两边的大陆和台湾均为中国领土。对此尼克松和周恩来均表示赞许，双方皆大欢喜。

说到基辛格，他本是德国犹太人，15岁随父母移民美国，他有13个亲戚被纳粹送进毒气室。基辛格在华盛顿念高中时，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会计师。“二战”后期他应征入伍，随后被派往德国占领区，但他克服了报复心理，谨慎地使用权力。战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并于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身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担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但后来尼克松战胜洛克菲勒，获得共和党题名总统候选人并最终赢得大选。据说竞选时基辛格曾把尼克松骂得狗血喷头，尼克松却不计前嫌，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02

田中角荣和班达尔奈克夫人

二月的最后一天，尼克松回国，三月、五月英国、荷兰便与中国建交了（此前只有临时代办），当年和次年与中国建交的还有希腊、日本、西德、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这其中，只有建筑师出身、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亲自访华（回国后他在国会受到议员们连续四个半小时的质询）。当年五月，上海舞剧团便应邀访问东京，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西德总理施密特则派来了外长谢尔，而希腊、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中国的建交公报分别是在巴黎、纽约由双方派驻法国或联合国的大使签署的。遗憾的是，我没有画下谢尔外长的访华路线图，他回国两年后出任联邦德国总统，最后活到了97岁高龄。

说到田中角荣，他访问中国是在初秋，历时六天，归途经上海逗留了一天。田中没有首相专机，他的座驾是日航的麦道DC-8飞机，是由美国麦道公司生产的，1950年代它是波音707的竞争对手，后者正是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的座驾。麦道公司成立于1967年，总部设在圣路易斯，是1939年成立的麦克唐纳公司兼并了1921年成立的道格拉斯公司，两位创始人均为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田中访华那年，DC-8便停产了，被更大的DC-10取代。1997年，麦道公司又被总部设在西雅图（2001年迁至芝加哥）的波音飞机吞并。

据说，田中曾向周恩来提出要求，拜访建于隋代的天台国清寺，那是他的母亲信奉的日本佛教天台宗祖庭，属于我的故乡台州，离我的出生地黄岩仅100多公里。可是那会儿，国清寺已沦为纺织厂，里面养了鸡鸭，佛像尽毁，僧人星散。周恩来告诉田中，国清寺正在整修，他答应修好后首先邀请他。此后，残缺不全的罗汉像、匾额和刻有国清寺铭文的大铜磬等被陆续找回，更有12大箱109件国宝级文物从北京专列运往天台。其中清代青铜大鼎、明代13吨重释迦牟尼青铜造像来自故宫，分别摆放在国清寺大雄宝殿内和门前，元代18罗汉像来自雍和宫，清代一对汉白玉狮子摆放在国清寺正大门前，还有金漆木八宝等法器。

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在整修过程中，国清寺内1300多岁的隋梅竟然奇迹般地复活了。我首次探访国清寺是在1983年夏天，那是读研后的第一个暑假返校途中，也是本人的第21次旅行，亲眼见到复活后的隋梅。它是我国三棵古梅之一，系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高徒灌顶所植，从树旁还可以眺望国清寺的标志——隋塔。另外两棵古梅均在湖北，其中楚梅在沙市章华寺内，相传为楚灵王所植，至今已有2500余年；晋梅在黄梅县江心古寺遗址，乃东晋名僧支遁和尚所栽。每年花开冬春两季，故又称“二度梅”。

假如那次田中来天台，他需要先飞到杭州，再乘坐八九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天台山。那样的话，我的第3幅外国政要访华旅行路线图无疑需要修改补充了。1974年，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受贿案辞去首相职务，此时离国清寺整修完成尚有一年时光。直到2017年冬天，田中的儿子田中京来到国清寺，才帮已故的奶奶和父亲圆了梦。而我也要等到2022年夏天，才有机会在重游国清寺后，首次造访智者塔院、桐柏宫和寒明岩。智者大师圆寂于新昌大佛寺，其遗体运回天台安葬。桐柏宫（观）历史更为悠久，公元238年，吴王孙权命葛洪所建，系道教南宗祖庭，唐宋达到鼎盛，司马承祯时期三任皇帝四次召其进京，问道问计。而寒岩石位于天台城西30公里处，是唐代诗僧寒山隐居之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诗名已传遍欧美和日本。

必须提及的是，在尼克松与田中角荣之间，还有一位外国元首访华，那是在1972年初夏，她的访华路线同样被我描在手绘地图集上，她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她来自南亚岛国斯里兰卡，就在一个月前，这个国家的国名还叫锡兰。事实上，1962年底1963年初，她曾作为锡兰总理访华，游览了上海和杭州。班达拉奈克家族统治岛国达半个多世纪，之前是她的丈夫，他主张与泰米尔人和解，在担任总理三年后被同族的僧伽罗人枪杀。之后是她的女儿库马拉通加夫人，她成为斯里兰卡首位民选总统后亲眼目睹丈夫在自家台阶上遭到暗杀，而她自己被泰米尔猛虎组织炸瞎一只眼睛。唯有“流泪寡妇”班达拉奈克夫人治国41年，最后以84岁高龄退休。那次她乘坐苏制伊尔18专机到北京，随后还访问了沈阳、旅大（1949年至1981年间大连和旅顺的并称）和上海。

03

蓬皮杜和尼雷尔总统

除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被我画过访华路线图的外国元首还有四位，他们是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1973年秋天）、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1974年初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1974年暮春，中英建交时任首相，26次访华的第一次，那次刚大选连任失利）和西德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1975年秋天）。遗憾的是，在一次搬家过程中，那本记载外国政要访华路线图的笔记本原件不慎丢失了，幸好之前我在一个稍大的笔记本上复制了那七幅地图。

1973年秋天，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访华，这是第一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虽说早在1964年初，在戴高乐将军第二次担任总统期间，中法两国已经建交，但戴高乐一直没有来华。建交之时，法国总理正是蓬皮杜，但具体操办并促成建交的却是他的前任埃德加·富尔总理，后者起到的作用相当于美国的基辛格，他曾多次去日内瓦与中国驻瑞士大师面谈，并在1963年秋天秘密访华，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蓬皮杜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院，曾编选出版过《马尔罗小说选》和《法国诗选》，著名的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便是他生前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蓬皮杜访华时已身患骨髓癌。他到访北京的第五天，在同样身患绝症（膀胱癌）的周恩来陪同下乘火车去了大同，参观了云冈石窟。原来，蓬皮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传教士，他本人小时候也曾在大同生活过。可是三年以后，当法国著名数学家安德烈·韦伊访问中国科学院时，他想去大同参观的请求并未获得院方恩准。蓬比杜一行当天离开了大同，直飞杭州，最后从上海返回巴黎。在杭州，蓬皮杜下榻在尼克松下榻过的刘庄，周恩来陪他游览西湖，并在楼外楼设宴，这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来杭州和上海。蓬皮杜返回巴黎半年以后，于1974年4月2日在任上去世。

说到数学家韦伊（1906-1998），他出生于巴黎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医生，他和妹妹西蒙娜（著名哲学家）由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母亲亲自教育，中学时学过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后来考入巴黎高师，是蓬皮杜的校友，毕业后曾到罗马、哥廷根和法兰克福等地游学。除了研究数论、代数几何、微分几何、李群和拓扑学并卓有成就（他是第二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以外，他还把数学看成是人类精神史的一部分，担心数学处于无穷无尽的论文潮中淹死。他不倦地研究数学史，并曾受邀在1978年赫尔辛基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数学史方面的一小时报告。

可以说，韦伊是20世纪数学家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他在意大利访学期间，花费大量时间去了解古典和现代的意大利艺术和音乐。服过兵役之后，他又应邀接受了印度一所大学的邀请，在那里担任数学教授两年，周游了印度，见到了甘地，并对梵语诗歌特别感兴趣。“二战”结束后，他曾应圣保罗大学哲学系之邀，去巴西执教两年。其余时间，他在包括普林斯顿、芝加哥大学在内的顶级大学和研究院工作，而早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任教使之成为布尔巴基学派的领袖，韦伊猜想的证明则使得比利时数学家德利涅获得了菲尔兹奖。可以想见，当韦伊提出想去大同参观云冈石窟的请求被拒绝时会多么失望。

1974年初春，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访华。尼雷尔是酋长的儿子，曾入读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历史与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后来从政，成为坦噶尼喀民族主义代言人。1961年，坦噶尼喀独立后他担任总理，翌年坦噶尼喀共和国成立，他当选为总统。两年后，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成为坦桑尼亚共和国，他又当选首任总统，并连任三届，直到1985年辞职。尼雷尔曾13次访华，其中五次是作为坦桑尼亚总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援助下，坦赞铁路于1975年建成通车。遗憾的是，37年后我到访东非时，发现它已被弃用。

那次我是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笛卡尔学院访学，恰逢国内的国庆长假，也给自己放了假。我购买了荷兰皇家航空的往返机票，做了一回笛卡尔式的飞鸟，前往东非一游，那是我的第407次旅行。准确地说，从阿姆斯特丹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从坦桑尼亚故都达累斯萨拉姆返回阿姆斯特丹，其他的日程和旅行线路则是开放的。我从陆路乘坐长途汽车去了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和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畔的恩德培，在内罗毕大学做了一次讲座，并与尼雷尔的母校马凯雷雷大学英语系主任共进晚餐。随后，我乘车到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参观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纪念馆。下一站是非洲第三大湖坦噶尼克湖畔的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我并到邻近的刚果小镇乌维拉一日游，回程搭乘中国驻刚果维和部队的便车。

之后，我趁卢旺达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停基加利，飞抵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在阿鲁沙停留了三天，当地诗人在一家荷兰人开的酒吧里为我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一家英文报纸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坦桑尼亚成为我游历的第100个国家，遗憾的是，由于地球天气变暖，那座非洲最高峰山巅的积雪十分稀少。在从阿鲁沙乘长途汽车前往达累斯萨拉姆的旅途中，我们多次跨越废弃了的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东起达累斯萨拉姆，西迄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公里。1970年10月动工兴建，1975年10月建成并试运营，翌年7月正式移交给坦、赞两国政府。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困难，仍花费巨资帮助修筑，之前这项计划曾遭世界银行和苏联拒绝。1965年2月，尼雷尔总统首次访华时正式提出这一要求。

1974年3月那次尼雷尔是作为总统第三次访华，他从达累斯萨拉姆飞抵广州，同日到达北京，期间他在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陪同下赴河北遵化针织厂和五小工业，随后飞往哈尔滨参观。最后，他从北京返回坦桑尼亚。1999年，尼雷尔因患白血病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逝世，他被认为是坦桑尼亚国父，至今肖像仍印在坦桑尼亚纸币1000先令上，背面是总统官邸。有意思的是，尼雷尔抵达北京当日，陈毅元帅夫人张茜的追悼会在京举行，他在丈夫去世两年后患肺癌逝世。翌日报纸头版头条报道尼雷尔访华抵京消息，二版主要篇幅刊登周恩来欢迎尼雷尔宴会上双方的致辞，而右下角则留给张茜追悼会的报道。

04

希思首相和施密特总理

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回国一个多月以后，我记录下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访华。他从伦敦飞抵北京的第二天，便由周恩来陪同飞往长沙，会见了毛泽东，之后再回北京待了一周。在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中，当再现两人的会面时，画外音是希思的回忆，他说，“……毛泽东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表示，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接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还有的文字材料说，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啦！”

英国首相通常出自精英阶层，但希思却是木匠的儿子，母亲做过女佣。他在故乡肯特郡一所文法学校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PPE，即哲学、政治和经济学，据说入学前他两次申请奖学金未果，后来获得故乡肯特郡教育基金会的贷款，第一学年他凭借音乐天分获得奖学金，随后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主席，坚决反对党魁张伯伦首相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说到贝利奥尔学院，它的毕业生和教授里分别有五位和七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两个数字虽与剑桥三一学院无法相比，却在牛津独领风骚。在人文领域，巴利奥尔也涌现了不少杰出人才，例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历史学家汤恩比、诗人霍普金斯、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阿尔多斯·赫胥黎。

此外，贝利奥尔学院培养了四位英国首相和四位外国元首。希思是其中之一，而鲍里斯·约翰逊是他的学弟，不过后者当初念的是古典文学专业。1964年，约翰逊出生在纽约，他爸爸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当年他们便搬到牛津，因为他妈妈转学到了牛津。约翰逊后来搬过无数次家，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牛津念书时的同学。2021年，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第二次婚礼，这回是奉子成婚，据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新郎，可见政治人物生活相对比较保守。2020年，约翰逊不幸成为第一个感染新冠肺炎的西方国家元首，并一度进CPU病房。

再来说说希思，“二战”期间他在陆军服役，战后曾在银行工作，34岁当选议员，先后担任劳工、掌玺、工业和贸易大臣。1965年当选保守党领袖，1970年出任首相，积极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虽说1950年初，英国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因朝鲜战争，两国一直停留在代办级关系，在尼克松访华第二个月，中英终于正式建交，其时希思仍是首相。希思访华那年，他刚好连任失败，访华前夕，撒切尔夫人取代他成为保守党领袖。没想到的是，在随后的27年里，他又25次访华，到访过包括拉萨在内的所有名城。他与邓小平常见面，“结下了特殊的友谊”。不仅如此，他们还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希思介绍了英国远程教育情况，受到邓小平的重视，直接推动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他还积极促进中国和国际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

在希思访华之后，接下来我的手绘地图上有一年多的空白，按理西哈努克等印度支那半岛的国王或领袖，朝鲜或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是经常访华的，但他们从没有出现我的地图册中。事实上，金日成和西哈努克可能距离太近，访华又过于频繁，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如我们印象中那么亲近和稳定。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传到地拉那，霍查气得暴跳如雷，认为那是对中阿关系的“一种背叛”，“在原则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直到一年半以后的1975年10月底，又来了一位稀客，那便是西德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其实，1974年秋天，有着“铁蝴蝶”之称的菲律宾总统老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偕同17岁的儿子小马科斯曾访华，为翌年夏天陪同老马科斯总统访华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打前站。那次她到北京之后，毛泽东正在武汉，失望之余，伊梅尔达在陪同的李先念副总理面前施展起马尼拉小姐亚军的魅力，她穿着中山装访问公社和工厂，还去延安参观了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成千上万群众夹道欢迎的盛大场面。最后，毛主席派飞机把伊梅尔达母子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一个大院里会见了伊梅尔达母子，那天是1974年9月27日。她用中文为毛泽东演唱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毛泽东则行了著名的吻手礼。48年以后，小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翌年元旦过后，他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华。此乃后话。再来说说1975年深秋西德总理施密特的访华，他到北京时，周恩来已病重，由邓小平副总理全程陪同，毛泽东会见了他105分钟，两人谈到了国际政治和哲学。他是我手绘地图记载的最后一位访华的外国政要，一共造访了三座中国城市——北京、南京和乌鲁木齐。至此，为时三年零八个月的手绘外国元首访华旅行图宣告结束。

施密特出生于汉堡的一个教师之家，1937年他中学毕业后拒绝参军，两年后他被迫入伍，后来上了西线作战。他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商人的私生子，父子俩曾隐瞒真相，伪造了儿子的出生证，以便得到雅利安血统的证明。因为按照纳粹的法律规定，不允许有任何犹太血统的士兵晋升将校军官，而施密特当时是中尉。1945年春天，他被英军俘虏，四个月后“二战”结束，他从俘虏营里放出，后来入读汉堡大学经济系，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留在故乡工作并积极从政，1953年当选联邦议员，1969年任财政和经济部长，1974年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多年以后，有记者从施密特的一位朋友口中探得“伪证”之事并公布于众。迫于舆论压力，施密特于1984年将真相公开坦白，那时他已退出政坛。

2010年秋天，我正在作第357次旅行，即从哥廷根经莱比锡去往慕尼黑时，在火车上意外地看到一本铁路杂志，封面人物恰好是前（西德）总理施密特。那会儿他已92高龄，仍精神气儿十足，并在德国享有崇高威望。从施密特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来看，他的文采斐然。2015年11月，他辞别人世时“躺在自己家床上，毫无痛苦”。可以说，施密特是“文革”期间访华的屈指可数的国家元首中最后一位离世的。而前文提及的他的搭档谢尔，即一年前来北京签署两国外交关系公报的外长，比施密特小一岁，也晚一年去世。说到当年的东西德，面积较小的东德由苏军占领，较大的西德则由英军、法军和美军占领，汉堡、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分属其中。同样，柏林也分为东西四个部分，分别由苏军和英、法、美军占领。

虽说我只记录了七位外国元首，他们的国度分布却比较有代表性，除了美国和英、法、德三个欧洲大国，还有日本和南亚的斯里兰卡，以及非洲的坦桑尼亚。遗憾的是，这七位外国元首的访华路线图中，没有一幅包含西安。在我的印象里，由于那时来一趟中国不容易，每位外国元首通常会选择京城之外的一两座城市参观，而西安在我后来的记忆里是京沪之外，外国元首访华的首选。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原因，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是1974年才发现的，第一个来参观的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那已经是1976年，我不再画老外们的访华旅行路线图了，而已经开始画自己的旅行图了。

本文选自浙江大学蔡天新教授新书《飞鸟向往我的眼睛》，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