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Linda Nordling

来源｜自然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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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2025年博士生调查 

过去的几年对Camila Pinto来说并不轻松。她于今年三月在巴西玛瑙斯的亚马孙联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读博期间，她失去了双亲，还经历了倦怠与抑郁。然而，整体而言，她的读博体验仍是积极的。  

“我们实验室常说，‘人生并不会因为读博而暂停’，许多个人的生命重大事件都会在那时上演。”Pinto说。她是一名材料科学家，目前正在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在位于亚马孙雨林腹地小镇——费盖雷多总统镇的亚马孙联邦学院担任有薪教职。“让我坚持下来的，是导师的个人支持、巴西科研社群的团结，以及我始终相信自己的研究能够造福社会。”

插图：Antonio Rodríguez 

Pinto的积极心态，也许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质。今年早些时候,《自然》对全球3700多名博士生进行了调查，巴西表现突出：8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博士项目至少“比较满意”。这是唯一一个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值（75%）的国家。巴西的学生对博士经历的整体感受也最为乐观——80%的人表示享受博士学习过程，78%的人认为工作让他们感到充实，而全球平均水平分别为70%和72%。  

唯一接近巴西的是澳大利亚，在“享受度”和“成就感”方面持平，在“满意度”上仅低1个百分点。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博士生也是最有可能表示博士经历“符合预期”的群体——澳大利亚有68%的学生认同这一说法（其中29%“强烈同意”），巴西则为65%（其中27%“强烈同意”）。  

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幸福的博士生？现实比这要复杂得多。  

在进一步分析调查数据之前，必须先说明一些前提条件。《自然》博士生调查采用自愿参与方式，因此不同国家的代表性存在差异。我们从107个国家收到了调查回复，但部分国家的样本量非常少。有八个国家的参与者超过100人，数据具备较强可比性：澳大利亚（101人）、巴西（113人）、中国（312人）、德国（247人）、印度（430人）、意大利（111人）、英国（201人）和美国（568人）。另有十个国家的样本介于50至100人之间（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法国、伊朗、荷兰、尼日利亚、波兰、南非、西班牙和瑞士），也被纳入分析。其余国家的样本量过少，无法单独比较（见“北欧的友好程度”部分）。  

因此，在比较国家层面的结果时需要谨慎，伦敦研究咨询公司Thinks Insight & Strategy的量化研究总监Elsie Lauchlan指出，该公司与《自然》共同负责此次调查。她补充说，还有一个复杂因素在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在回答有关满意度与幸福感的问题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文化反应偏差”。

北欧的幸福感 

至于为何巴西在调查中获得最高满意度，目前尚无明确答案。数据显示，巴西受访者比全球平均水平更少担忧导师指导不足（15%，全球为26%），并且更可能对学术挑战感到满意（92%，全球为81%）。他们在薪酬、导师关系、科研指导和独立性方面的满意度也略高于平均水平，尽管差异并不显著。与此同时，他们在工作与生活平衡、出差机会上的满意度略低于平均值，更容易表示所在大学存在“长时间工作”的文化。事实上，在许多单项指标上，巴西的得分都被英国超越。英国博士生的总体满意度为76%，接近全球平均值（见“五个国家的博士生满意度”）。 

这项全球调查确定了三个与满意度相关的指标。那些每周与导师相处至少一小时的博士生比平均水平更快乐；博士入学未满两年的学生也更倾向于感到满意。相反，每周在博士工作上投入超过60小时与满意度呈负相关。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博士生都面临经济压力，但财务状况与满意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例如，在德国，只有27%的博士生表示有财务困扰（比例在调查国家中属最低之一），但整体满意度却低于平均值，仅为70%。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位于巴西坎皮纳斯能源与材料研究中心的癌症研究员Sandra Dias认为，这可能与巴西社会对社区的重视以及其社会支持体系有关。她说：“全民医保、公共交通补贴，以及许多人能够与大家庭成员住得近，这些都减少了经济与情感上的压力。”她补充道，温和的气候让人们全年都能进行户外活动，这也是一个积极因素。

插图：An工程学博士生Izadora Menezes不同意巴西博士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这一说法，尤其是考虑到因奖学金停滞和科研经费削减带来的经济压力。来源：Izadora Rhaynna Santos de Menezes tonio Rodríguez

然而，就读于巴西圣卡洛斯联邦大学工程学专业的Izadora Menezes并不认同“巴西博士生是全球最幸福的”这一观点。她说：“虽然我对自己的博士经历感到满意，但我不认为这能代表整个巴西的现实。”她指出，经济问题是关键所在。在2019年至2023年极右翼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奖学金标准长期停滞，科研经费遭到严重削减。尽管Menezes本人获得的圣保罗研究基金会（FAPESP）奖学金相对优渥，但她指出，巴西博士生的奖学金最低可至每月3100雷亚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相当于美国博士生每月约1250美元（约合8888人民币），但她表示：“通常不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所有奖学金金额均已按购买力平价转换。）  

Pinto认为，巴西博士生的高满意度，至少部分源于博索纳罗执政结束所带来的解脱感。她将那段时期称为科研的“黑暗篇章”。“我们仍在努力重建失去的许多东西，但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我们重新感受到了乐观的气息。”她说。“这种希望感是刻在我们DNA里的。”

01

南半球的满意度 

与巴西类似，澳大利亚的高满意度得分并不能直接从《自然》的数据中得到解释。来自该国的101名受访者在大多数方面的满意度都高于平均水平——例如，58%的澳大利亚博士生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感到满意，而全球平均值为51%。不过，只有在“心理健康支持”和“出差机会”两个问题上，他们的得分显著高于全球平均。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蒙纳士大学研究食品、生物加工与高分子科学的Eddie Attenborough表示，生活方式因素——包括户外文化和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也提升了幸福感。他补充道：“当你在实验室外感到快乐时，你在实验室里也更容易感到满足。”  

墨尔本大学眼科学博士生、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理事会全国主席Jesse Gardner-Russell认为，该国的社会安全网至关重要。这包括大多数博士生可享受免费或补贴医疗、多元包容的大学文化（让国际学生感到受欢迎），以及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我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博士生的满意感。” 

Eddie Attenborough 表示，户外生活方式提高了澳大利亚学生的满意度。 

澳大利亚样本中国际博士生比例高达63%，这也可能影响其满意度得分。总体来看，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比在本国攻读的学生满意度显著更高（78%对比74%）。

然而，澳大利亚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尽管表示有经济困扰的学生比例（47%）仅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2%），但根据Gardner-Russell的说法，在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理事会（CAPA）的历次调查中，生活成本始终是博士生的首要忧虑。一名博士生的典型奖学金为每年33500澳元（约合15.6万人民币），低于澳大利亚约49000澳元的最低年薪标准。此外，与正式薪资不同，这些奖学金不会计入养老金计划，使博士生在经济上劣于非学术同行。他解释说：“这会让博士生感到自己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与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全面高分不同，意大利的情况更为复杂。总体上，该国的满意度与澳大利亚相当——在111名受访者中，82%表示对博士经历至少“比较满意”。但当被问及是否享受学位学习过程、是否因研究工作而感到充实时，意大利学生的得分明显更低，只有68%的人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示认同。此外，他们在薪酬、独立性与工作生活平衡方面的满意度都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对心理健康的担忧则更为普遍。  

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南方高等学校，主修数学与物理科学的Maria Roberta Belardo表示，这些结果反映了意大利复杂的学术生态。她说，意大利的大学提供优质教育，但博士生薪资偏低——平均税后月津贴为1200欧元（约合9907人民币）——而科研群体的规模在欧洲也相对较小。Belardo指出，许多意大利博士生主要靠对科研主题的热情支撑。“换句话说，意大利博士生可能为获得学位而感到自豪，但同时觉得整个过程并不愉快，职业前景也不够稳定。在我看来，这正解释了调查结果的复杂性。” 

意大利博士生与博士后协会表示，他们在2024年的调查中收到了约7000名博士生的回复（调查于2023年进行），结果显示，约一半博士生处于焦虑、抑郁或压力高风险状态，主要原因是经济不稳定、过度工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该协会的全国秘书长、居住在巴勒莫的Davide Clementi指出：“在我们看来，如果意大利博士生在《自然》的调查中表示满意，这种满意并不能被解读为他们拥有理想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它更可能反映了一种‘韧性’，或者是一种‘科研热情’的普遍存在，这种热情掩盖了他们每日面对的困难。” 

02

令人沮丧的博士学习经历 

如果说意大利博士生在《自然》调查中的反馈有些矛盾，那么来自中国博士生的回应则更为鲜明——在样本量充足的国家中，中国的总体满意度最低，仅为60%。来自中国的312名受访者在多项指标上的满意度也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导师关系、科研指导、出差机会和独立性。在“是否享受博士学习”和“是否感到工作充实”这两项中，中国博士生的比例分别只有53%和63%，均为最低值。博士奖学金在国际比较中也偏低——政府奖学金每年约为人民币42000元。 

香港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员Yanbo Wang指出，中国博士生满意度偏低，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超长工作时间有关——“每周至少工作80小时”，甚至超过一些地方流行的“996”工作制（即早9点至晚9点、每周6天）。这种过劳压力源于高度竞争的就业市场。Wang估计，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博士生人数至少翻了一倍，但学术职位的数量并未同步增长。而且，博士学位正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国企中高级职位的硬性要求，因此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生活确实不容易。”Wang说。  

不过，中国博士生满意度低——以及巴西博士生满意度高——或许并不完全是博士经历本身造成的。包括《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在内的多项全球调查显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社会、地理与文化规范的影响。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通常报告的主观幸福水平高于经济条件相似甚至更优的国家，见P. Beytía于《拉丁美洲幸福研究手册》（Handbook of Happiness Research in Latin America，2016）。相比之下，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在1990至2005年的经济扩张期间反而下降。尽管自2010年以来，中国在《世界幸福报告》中的排名有所上升，但仍仅位列第68位，远低于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这种模式在《自然》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巴西博士生中有17%表示“极度满意”（全球为8%），42%“强烈同意”自己在享受博士过程（全球为30%）；而中国博士生中有10%“强烈不同意”这一说法，高于全球平均的7%。与此同时，英国的博士生总体满意度处于平均水平，尽管他们在独立性、智力挑战、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出差机会等单项上得分较高。他们的博士津贴也相对较高，每年至少为20780英镑（约合19.5万人民币）。英国这一“中间水平”的总体满意度，或许正体现了典型的“英国式克制”。 

马耳他姆西达马耳他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Marie Briguglio解释了心理学在幸福调查中的作用：即便面对同样的问题，受访者的答题方式也会不同。“有些人会先拿自己的感受与他人相比，有些人会与自己的期望作比较。有人想到的是当下的感受，也有人会回顾整个博士阶段的体验。” 

她补充说，文化也会影响回答。“在某些文化中，较低的评分更常见，因为抱怨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学生可能会夸大积极情绪，以避免被视为批评者。”即便是数字评分尺度，也会导致偏差。“有些人回答问卷时本能地避免极端选项，另一些人则干脆只选极端值。”Briguglio说，“我的‘7分’，可能相当于你的‘5分’。” 

因此，虽然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博士生确实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学生生活状况一定更好。《自然》的数据或许表明他们的幸福感略高一些，但究竟是外部条件还是内在态度导致的，这很难界定。

不过，数据确实显示：即使在逆境中，满足感仍能生长——Pinto就是一个例子。她非常珍惜与团队成员的情谊，“尤其是因为我们彼此是主要的支持网络”，由于研究小组远离巴西主要学术中心。今年，她的研究团队获得了资金，用于扩展其在能源转型技术中使用稀土陶瓷方面的研究。“这笔资金将帮助我们克服地理位置偏远带来的限制，也能扩展我们的科研基础设施和合作。” 

《自然》的调查或许无法明确指出哪个国家的博士生最幸福，但Pinto的经历揭示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有意义的工作，以及良好的导师指导。最终，正是这些因素，让博士旅程无论身在何处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