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按：
1925年春，爱因斯坦应邀访问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进行一系列关于相对论与现代科学的演讲。这是他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也是他作为世界性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一次文化之旅。停留阿根廷期间，当地著名报纸《新闻报》（La Prensa）邀请他为普通读者撰写专稿，《生活的理想类型》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读这篇文章，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篇关于东方、欧洲与美国三种文明理想的比较性随笔。然而，如果把它放回1925年的历史现场，它所讨论的问题其实远比文明差异本身更深刻。
写作此文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正处于人生最自信、最乐观的时期。恰恰相反，那时的欧洲仍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德国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政治暴力与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重新抬头。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爱因斯坦越来越频繁地思考文明的命运问题。
与此同时，他在科学上也开始陷入新的困境。量子理论正在迅速改变物理学的基础，而他所追求的统一理论却迟迟看不到出口。他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自嘲，自己面对这些问题时，“像一头站在山前的牛”。那个曾经改变人类宇宙观的人，此刻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困惑与无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来到了南美。
有趣的是，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常用的一个比喻，竟然是“南方稀释版的纽约”。这座城市的繁华、财富与现代化程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断流露出某种难以掩饰的失望。在他的笔下，这里充满了炫耀、排场和社会地位的竞争；他甚至抱怨，人们似乎只关心金钱与权力。
这些评论今天读来或许有些苛刻，却真实反映了爱因斯坦当时的精神状态。因为令他不安的，并不仅仅是阿根廷。他所看到的，其实是整个现代世界。从纽约到柏林，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黎，一个越来越以财富、效率和现实成功作为价值尺度的时代正在到来。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增长，但人们似乎越来越难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究竟什么才值得我们为之献出一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活的理想类型》诞生了。
文章开篇比较东方、欧洲与美国三种文明传统。东方宗教强调普遍真理与道德修养；欧洲传统崇尚英雄人格与创造性的个体成就；现代美国则更重视实践功效与经济力量。然而，爱因斯坦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哪一种文明更加优越。
事实上，他最终超越了这种比较。
在他看来，无论宗教、艺术还是科学，其最深层的价值都不在于服从某种既定权威，也不在于获取财富、声望或权力，而在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发展”。
这或许也是理解爱因斯坦一生的一把钥匙。
他并不相信人生存在某个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科学理论会被修正，社会制度会发生变化，个人成就终将被历史淡忘。但人仍然可以在创造之中不断超越自身，不断扩展精神世界的边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艺术与宗教才获得了共同的根基。
因此，文章最后引用歌德的话，绝非偶然：“谁拥有科学与艺术，谁便拥有宗教；谁若不具备这二者，才需要宗教。”
这句话浓缩了爱因斯坦终生坚持的信念：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艺术不仅是一种趣味，宗教也不仅是一套教义。它们在最深处，都指向同一种东西——人超越狭隘自我、不断创造与成长的能力。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爱因斯坦所面对的问题并未消失。今天的知识分子，也许已经不再单纯相信财富能够带来满足；许多学者也不再相信职称、论文、项目和声誉本身就是学术生活的终点。当外在成功不断累积时，人们反而更容易产生一种隐秘而持久的困惑：我们为什么做学问？为什么创造？为什么仍然要坚持那些看似无用、却耗费一生心力的探索？
对于这些问题，爱因斯坦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但《生活的理想类型》记录了他的选择。那不是权力，不是名望，也不是成功。而是创造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并不仅仅属于1925年的阿根廷，也不仅仅属于爱因斯坦。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后来所有知识分子的信。信中讨论的不是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一个人在经历荣耀、困惑与失望之后，依然愿意继续创造的理由。
原载1925年4月28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报》，收录于《爱因斯坦全集》第14卷文件479。
撰文｜爱因斯坦
翻译｜方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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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命——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在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都会自然地向往一个更高层次的价值世界。正是这些更高的价值，反过来塑造着人，使人趋于高尚，并不断提升其精神境界。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这种价值追求首先表现为对神话、原始宗教、万物有灵的信仰，以及对自然及其主宰力量的神圣化。但在“欧洲”民族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对人生价值与理想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宗教领域；相反，随着社会的持续成长与历史的演进，这种价值追求逐渐外化，并尤为显著地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生活之中。这种精神创造领域——更确切地说，文学、艺术、哲学等思想活动——本质上带有鲜明的主观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生的核心理想。这一点与东方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
在东方思想传统中，伟大的宗教体系及其同样具有宗教性质的知识纲要，几乎垄断了一切被视为至高无上、超越人类的真理；它们自诩具有永恒的有效性与绝对的客观性，从而排除了历史演变的可能，也拒绝承认多种学说及其不同的阐释者并存的正当性。与这种形式上的差异相伴的，是更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差别：欧洲的人生理想，首先着眼于塑造一种“伟大又独特的个性”，使个人从人群之中，也从当下现实之中超拔出来。欧洲最典型的理想形象，是“英雄”与“斗士”；它对超越物质世界的理想境界的执着，实际上几乎等同于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英雄崇拜”。正是在这种精神气氛中，恺撒与拿破仑这样的人物获得了传奇性的光环；在另一层面，精神创造者——如但丁、歌德与尼采——同样可以在民族意识中呈现英雄般的形象。
与欧洲理想不同，亚洲的精神传统并不崇尚行动型人格及其最终发展出的英雄人格的理想。在这一点上，道教、佛教、犹太教与基督教彼此高度一致：它们皆以教义为先，要求人们奉献于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理念，并以道德纯净的生活方式为最高追求。正是这种东西方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贯穿于整个欧洲的基督教发展史之中。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倡导的人生理想却始终未能排他性地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理想本质上带有被动和内向的性格，与积极进取的欧洲精神形成冲突；后者一旦发展到极致，便往往孕育出伟大又独特的人格，催生英雄主义，并激发强大的个体创造力。
这种欧洲精神，在古希腊文明中便已清晰显现。对美与真理的执着追求，本身就是一种积极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表现；这种精神，又必然要求人们不断建立并更新与之契合的价值体系。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尽管在形式上与东方宗教传统颇为接近，但在价值创造这一根本问题上，却完全体现了欧洲精神的特征。无论欧洲历史中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如何演变，它们始终保留着这种主动、进取、有创造性的品格。不仅如此，欧洲的英雄精神甚至在那些按其本性本应与之相抵悟的精神思潮之中依然清晰可辨——在这一点上，亚洲神秘主义与欧洲神秘主义之间存在原则性的差异。
最新形成的“美国式”人生理想与亚洲的传统迥异，也与欧洲精神大不相同。它既不旨在塑造超越个体心理层面的道德价值，也不崇尚英雄，更不信奉卓越人格；它的根本目标是获取并扩展经济力量。欧洲的逐步美国化，使这一理想即便在欧洲大陆上也获得了日益显著的现实效力——尽管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它常常遭到否定和抵制，因为它几乎与欧洲传统理想背道而驰。对美国人而言，评判一切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其现实可行性。这种生活态度在哲学上表现为实用主义，其根本命题可以概括为：“凡是在实践中行得通的，便是真理。”
然而，尽管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如此鲜明的差异，在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领域，我并未看到欧洲与美国之间存在真正的对立。两个世界的心理取向，归根结底都指向一种创造性的成长。在美国，技术理性与经济才干占据主导地位，但我并不认为这必然排斥精神生活。毕竟，技术与经济活动同样为创造性天赋提供了空间：天才能够突破机械规则的限制，使之获得自由的发展和更新。此外，越是严密、高效的经济组织，反而越有可能将精神创造者从物质忧虑中解放出来。
对于西方世界（欧洲和美国）而言，东方宗教理想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生产与成长。在我看来，凡是在精神与艺术领域真正践行这一理想的人，便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人生目标，因此，他也不可能为自己设定除不断的创造性发展以外的终极追求。正如歌德所言：“谁拥有科学与艺术，谁便拥有宗教;谁若不具备这二者，才需要宗教。”
本文作者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原载1925年4月28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报》，收录于《爱因斯坦全集》第14卷文件479。
本文摘自《我的人生观》，爱因斯坦著，方在庆编译，中信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赛先生》获授权发布。
编者介绍：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 年生于湖北省天门市，1979 年入吉林大学学习物理，后转向哲学与科学史研究，1991 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先后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出访问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埃里克·沃格林讲席教授、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研究重点包括爱因斯坦思想，以及德国和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已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六十余篇，著译二十余部，其中与爱因斯坦相关的论著与译著逾十种。
BOOK TIME
《我的人生观》
[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编译
中信出版社
202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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