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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想俣 张天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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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名誉主编王学典的一篇文章，在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议。

7月10日，《中华读书报》微信公号刊发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知名C刊《文史哲》名誉主编王学典的文章《纵横学界的一位豪杰主编——追忆武卫华兄》。该文此前已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纸质版7月8日第 5 版瞭望专版。

在这篇悼文中，70岁的王学典深情回忆曾担任《山东社会科学》主编的武卫华。

其中一些细节讲述，却也在不经意间，以当事人视角还原出学术江湖的一面。

“不仅是《山东社会科学》，在此期间还有《东岳论丛》也经常向我约稿。《东岳论丛》的副主编是翁惠明，也是我的老朋友、历史系七八级的同学。因此，那一时期武卫华向我要稿，翁惠明也向我要稿，我的文章不是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就是发表在《东岳论丛》，主要集中在21世纪初期，即2000年之后。”

这两位老朋友，还为王学典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发表C刊论文，带来了极大方便。

“当时我主编《文史哲》杂志，翁惠明主编《东岳论丛》，武卫华主编《山东社会科学》。山东地区的这几家重要期刊，我的学生发表文章几乎没有任何困难。那个时期，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老武对我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我这些学生的扶持上，使他们能够迅速在学界崭露头角，甚至本科生也能发表文章。大部分学生是在研究生阶段发表文章，李凌翔更是发表了不止一篇。”

“他（武卫华）并没有直接给我个人带来多少帮助，因为我的稿子无论投到哪里问题都不大。但他对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了我的所有学生。他们没有一个人没在《山东社会科学》上发过文章，包括石莹丽、陈珊、张秀丽等学生，全部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陈峰更是发表了多篇文章，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受益良多。姜萌在大学本科阶段就已在《东岳论丛》或《山东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这种盛况在将来很难再现。”

经知网检索，王学典的多名学生在《山东社会科学》《东岳论丛》发表21篇文章。此外，王学典的学生们在《文史哲》也发表了多篇文章。

C刊是指CSSCI来源期刊（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制定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用于评价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引用情况。

C刊论文堪称人文社科学界的“科研硬通货”。在很多高校，一位人文社科类博士毕业需要发表两篇C刊论文。青年学者们找工作、评职称、晋升等等，通常也需要C刊论文开路。

王学典的学生“发表文章几乎没有任何困难”。相比之下，由于C刊容量有限等因素，很多博士生和青年学者想发表论文并非易事。王学典则认为，这不能怨杂志社，不能怨期刊界。

”前一段时间，我在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主持了一次青年学者座谈会。当时屋里坐了三四十人，我先听大家发言，听完之后再做总结。越听我越生气。因为大家都说发不出稿子，在那里抱怨。我就说：’你们到这个时候还发不出稿子，能怨杂志社吗？能怨期刊界吗？归根到底还是怨自己没有写出好文章。如果你真正写出了好东西，人家自然会来找你。你抱怨什么呢？’后来他们说，本来王老师是来听我们意见、看怎么改进的，结果被他训了一顿，会开得有点不欢而散。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三四十岁，有的已经四十岁左右，有的已是副教授，文章还是发不出来，却只知道抱怨别人。”

在前述追忆文章的文末，王学坤感谢了一位副教授和一位在读博士生的前期资料搜集与录音整理工作，同时表示“笔者对全文进行了校阅与修订”。

目前，《中华读书报》微信公号已删除这篇追忆文章。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官网显示，王学典1956年1月生，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作为国内首批史学理论专业硕士毕业生留校任教。他是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校学术委员会人文学部主任。他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子课题“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等。

C刊生态中有一个现象是普遍比较依赖约稿。抛开人情世故的因素，很多C刊也有“不得已”的压力。一方面是投稿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影响因子的要求。CSSCI收录的期刊每年都会动态调整，动态调整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因子。一位新传领域的青年学者介绍，期刊如果想要冲击C刊，或者维护现在的地位，就需要尽量找到高引用的稿子。

一项研究则分析了2016年至2020年间36种教育学C刊的数据，发现顶尖学者和少数精英高校占据绝大部分的发表资源。这些教育学C刊上，人均发表论文数量仅为0.5篇；5年内能够发表6篇以上已经算是核心作者；而在这5年中，发文数量超过40篇高产学者有21人。

大学资助的C刊垄断特征更为突出。2023年一项研究显示，至少有7所大学主办的期刊倾向于更多地发表自家作者的文章。其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和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全球教育展望》中，自家学校作者发表的文章占比分别高达25.17%和20.39%。相比之下，西部地区高校或教育研究机构主办的期刊自家作者文章的占比相对较低，最高的仅为4.99%。

占据如此多的版面，是因为这些强势高校和高产学者能力更强吗？恐怕未必。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CASSE）的两位研究者，计算了中国学者2009到2018年期间，在15个学科发表CSSCI和SSCI论文的趋势，其中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国际期刊为主。

他们把中国的985和211大学划分为精英大学，其他划分为普通大学。根据这两类大学的发表要求，精英大学应该更国际化，更鼓励发表SSCI论文。事实却是这段时间内，精英大学发表C刊的份额上升，发表SSCI论文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这两位研究者的解释是，精英大学的学者和国内期刊的编辑和同行评审人员更熟悉，所以发表更多C刊论文成了一个相对容易的选择。相反，在非精英大学里的学者，发表C刊的难度意想不到地高，以至于为了评职称必须尝试发表SSCI论文。

作者还衡量了期刊领域HHI值，即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这是一个测试集中度的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这个领域越为少数参与者垄断。结果发现，中国学者发表的SSCI论文的HHI值在15个专业内都有下跌，而C刊的HHI普遍有所上升。越是国内认定的中文顶刊，往往越快走向封闭和缺乏竞争，成为了少数高校和作者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