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 、Nature、Science封面

撰文｜周大鹏（同济大学教育部病原体与宿主相互作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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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生物医学基础科研，还没有达到张学敏院士在同济大学高等讲堂列举的建国后生命医学几个代表成就的高度：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糖丸疫苗、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消灭血吸虫病。

CNS（Cell 、Nature、Science）所谓顶级刊物的发表中，纳米、结构、代谢、有机等学科，国内都存在过度夸大宣传。而且，CNS发表出现了“通货膨胀”，即使发了所谓顶级刊物也有找不到教职的。

2026年5月以来的科学风暴还宣告一个“残酷真相”：除了文章上教科书和产品上货架的科研，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临床试验数据，所谓顶刊发表已经在失去公信力。分析一下顶刊发表的设计缺陷，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生物医学的造假最为严重。

在 Cell 创刊之前，Nature 和 Science 杂志的地位和各学科的旗帜杂志都是强调主要创新发现，实验数据可靠。Cell 横空出世之后创建长篇叙事风格，以一己之力影响了 Nature 和 Science 的转变，对“研究深度”和“工作完整性”的追求愈演愈烈。然而，绝大多数 CNS 文章肯定与诺贝尔奖无缘，略有科学素养的人就可以立即判断哪些 CNS 文章绝不可能获得诺奖。

另外有期刊编辑研究发现[1]，从 1989 年到 2019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有一半左右发表在并非 CNS 的期刊，也说明CNS看走眼漏掉了一半的0-1原创发现。其中，中国是一个异类，近三十年井喷的CNS文章，目前推测没有一篇可以去竞争诺贝尔奖。之前觉得有希望的，也随着评奖要求越来越高，觉得更难了。这些CNS文章，产出了同类第一创新药物吗？一个也没有，连卖给全球药企巨头的所谓“青苗”都没有一个。

Nature、Science发表，在中国其实有很早的历史。从开创学科的定位高度看，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张昌绍老师在抗战期间坚持实验和发表过 Science 文章，是疟疾化学药物治疗的学科创始人之一，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后来也确实获得了该领域的诺奖。

而过去二十年中国井喷的CNS文章，没有产出一个诺奖，反而是令人失望的真相。究其原因，我始终坚持认为是系统论出了问题，缺少学科之间的深度交流合作，虽然更普遍的观点认为科研人员不够崇高，精神滑坡，不敢挑战0-1，极端厌恶冒险的课题。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CNS 文章追求大量展示“有深度”、有“完整性“的多层次实验。在生物实验受到多种实验参数干扰的系统里，在活细胞培养和动物健康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下，要让所有研究数据符合研究假说，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也非常容易发生学生抗压力滑坡，胡编乱造的事故。

所以很多科研人员支持诺奖得主 Randy Schekman 推动尽快发表预印本，在主要创新和主要实验达到重复性极高的要求后，就立即发表。首先，不发表会被其他百人级的课题组很快抢先发表。其次，自己势单力薄，在吃不消的情况下硬撑着把经不起推敲的大量数据在CNS发表，被抓了现行之后，会给学术声誉带来极坏的影响。在诺奖评委这些有极高的精神洁癖的人看来，丑闻更是灾难性的。

近年中国CNS文章井喷，开始有很多是短平快的结构解析，真正像发明冷冻电镜这样的获得诺奖的工作，国内暂时还没有条件搭建像最高端光刻机那样的平台。巨额投入后，中国生物医学界开始尝试掌握复杂多层次系统，尤其是稳定性差、易受多种参数干扰的复杂系统。然而对形形色色声称的“原创靶点”“原创药物”“原创设计”，尚缺少后续患者临床试验的验证和反复推敲。

希望近两年兴起的国际医药巨头的BD（商务拓展）合作，也能推动对中国学术界发表的遴选。量力而行，如果暂时控制不住危险反噬的复杂多层次系统，那就先发预印本，在学科期刊上一篇一篇地发表，等待机遇和水到渠成。

科学界公认，基础科研具体哪一个0-1发现是根本规划不出来的，国家的重视也只能从平台建设和制度监督发力。我们进入了自下而上科学创新型社会的一个分水岭，人工智能助力学术监督，注定在历史上留下厚重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孙昌朋,林萍,陈望忠,et al.国际重大创新性论文的发表倾向分析——以1989—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论文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0, 31(12):1495-1500.DOI:10.11946/cjstp.20200325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