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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芳草埋幽骨 化作春泥更护花 | 纪念张纯如

 
撰文 | 江才健(台湾报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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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初普通的一个夏日,我站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洛斯阿图斯的天堂之门天主教墓园,望着远处放了一盆白花的张纯如墓地,说不出是什么感觉。花是住在湾区的老友买的,他做电视访谈节目多年,曾经访问过张纯如。我因为工作很早注意到她写了《钱学森传》,后来她因为再写了《南京大屠杀》,造成美国轰动。2004年她的自杀,令我震惊难过,以后每年上课时都会提到她,讲的是中国人的心理伤害。
 
张纯如三十六年的生命,像是一个炽烈如火的过程。她的父母都是台大毕业去美的留学生,父亲是物理学家,母亲研究生物医学,张纯如生在美国,她母亲张盈盈在张纯如逝后六年,写了《张纯如:无法遗忘历史的女子》,书中说张纯如自幼敏感内向,幼稚园时不善于与小玩伴相处,老师甚至说她有语言学习困难,但是她自小喜爱阅读,绝对称得上是嗜书如痴,也逐渐在写作上展现天分,受到老师奖励,她母亲书中引用的她中学的诗作,也看出她的敏锐易感。
 
初入大学,张纯如修习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几年后她因兴趣转念新闻毕业,在新闻界做几年事,由于未能进入她想进入的报纸,便又去修习一个写作硕士学位,张纯如个性纯直,行事独立认真,自觉也许无法适应报纸的团队工作,于是决定投入写作,希望成为专职作家。
 
一九九一年对于张纯如是特殊的一年,那年她还在修习写作硕士,因为写的一些科学报导十分出色,指导老师把她推介给一个编辑,希望能写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传记。张纯如起初不知钱学森何许人也,后来了解到钱学森特殊的美国与中国经历,自幼一直很关注自己中国根源的张纯如,自是大感兴趣,于是全心投入计划,那年她也与在伊利诺大学认识的电机系研究生贝瑞结婚。
 
婚后张纯如马上积极进行钱学森传的准备工作,她必需到处寻查钱学森计的资料,申请资金补助计划却不顺利,生活得局促不快,张纯如心怀大志,总希望尽快找到上好题材,写出旷世名作,工作起来总是执着投入,一次到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寻找钱学森档案,过于投入没有注意闭馆时间,被锁在馆里出不去,还打电话向父母求救,后来还好有夜班警卫才得以出馆,另一次在火车上专心看资料,居然错过下车车站。
 
张纯如父母由台湾去美,她却是生在美国,虽说小时学过中文,能力毕竟有限,因此要了解钱学森的许多资料,便得仰仗一些翻译助手,自然就增加了她的开销。一九九三年张纯如为了钱学森传,进行一趟杭州、上海、北京的五周中国之旅,她那种不服输的个性,以及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的态度,让许多人乐于帮助她,到一九九五年她的第一本著作《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传》出版,“蚕丝”之名出自钱学森研发的蚕式飞弹。
 
 
张纯如的《钱学森传》写得十分成功,可谓初试啼声,一鸣惊人,一部分因为钱学森是世界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学生,冯·卡门的英文回忆录《御风而行》,有一整章谈论他这位最得意的中国门生,当然张纯如的写作才分也是出众的,后一年台海发生飞弹危机,主持大陆飞弹发展的钱学森的传记,在美国更受到瞩目。
 
一九九四年底张纯如刚写完《钱学森传》,在加州旧金山南湾参加一个研讨会,看到同时举行的三十年代日军在中国战争罪行照片展,看到那些令人难信的悲惨照片,张纯如震惊悲痛,久久不能释怀,她放下原本规划的一些写作题材,决心写出美国社会多不知悉的南京大屠杀。一向正义感强烈,同情弱者的张纯如说,看到这些暴行,怒火中烧,她说这本书非写不可,哪怕是自费出版也在所不惜。
 
张纯如在一九九五年进行一次到南京的采访,她觉得头一次去大陆直飞上海,有些可惜,因此这回她飞到香港,再由深圳搭火车,经广州到南京,为的是比照当年钱学森返回大陆的路线。一九九五年大陆铁路交通,可说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张纯如长大的美国相去甚远,结果在广州车站她的语言不通,高价从黄牛手中买到的头等票,结果是二等硬铺,床只是上下相叠两片木板,在没有空调二等卧铺折腾两晚,到南京她已经病倒。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写作压力极大,出版公司希望一九九七年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时能够出版,只有两年时间,张纯如搜集的资料却多到几年看不完,还有她中文认知的隔阂,但是在研究资料中,她却挖出了当年德国驻南京代表拉贝的日记,拉贝虽然也是纳粹党人,却挺身要求日军停止屠杀,解救了许多南京居民,可以说是南京的“辛德勒”。
 
由于张纯如锲而不舍,终于找到拉贝的外孙女,并且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前一年正式公开,引起美国社会高度重视,张纯如在浩瀚资料中挣扎,又要处理拉贝日记的翻译引介,可说是精疲力竭,尤其阅读一篇篇日军在南京暴虐、杀戮、奸淫和凌虐的纪录,情绪久久不能平抑,觉得自己似乎要在痛苦中窒息,她打电话告诉母亲,那段时间都没法入睡,常做恶梦,洗澡时头发大把直落,比起一般作者,敏感的张纯如十分痛苦又无比寂寞。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虽然赶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六十周年纪念日前出版,但是过程一波三折,刊登书摘的《新闻周刊》先受到日商广告杯葛,书出之后又有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恐吓,但是《南京大屠杀》在出版市场得到极大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十周,后来书籍印销量达到五十万册。
 
张纯如为《南京大屠杀》,在美国各地签书和受访,造成很大压力,尤其日本政府与右翼人士的攻诘与威胁,甚至收到包了两颗子弹的信,张纯如既气愤也担忧。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张纯如与一再出面批评她《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驻美大使在公共电视辩论,面对张纯如的如山铁证,以及凛然言辞,日本大使理亏的有些退让,我当时在美国写《杨振宁传》,正好看到这个电视辩论,一直记得张纯如在回答主持人问起,对于日本大使道歉的看法,她说她没有听到道歉,因为没有真心诚意,我深受感动。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成功,让她有机会在许多重要场合演讲,她外型出众,言辞动人,对日本政府不肯道歉的批评,以及指出《旧金山合约》中还没有解决的赔偿问题,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关注。张纯如在美国出生成长,却深刻感受文化的歧视与不公,她说,“美国对于二战的亚洲史与欧洲史有双重标准!”
 
在《南京大屠杀》的宣传行程中,她感受在美华人的奋斗与辛酸,一九九九年她再投入写作《在美华人》,历四年完成。这段期间张纯如因为《南京大屠杀》的成功,经济没有压力,安顿的生活让她认真考虑要生孩子,但是受孕总是失败,最后接受人工受孕,并找代理孕母在二OO二年八月底有了一个儿子,第二年她的第三本著作《在美华人》出版。
 
张纯如功成名就,似乎应该生活愉快,但是张纯如敏感认真,对人生世事无常感受深刻,她告诉母亲写作是条寂寞的道路,“我要把自己当成只有一年可活,尽力去写,要像自己被判了死刑般拼命写作。”她写《南京大屠杀》看大量资料受到的冲击,《在美华人》之后继续进行《巴丹岛死亡行军》阅读的日军残忍行径,对儿子克里斯多福的可能自闭忧虑,加上一次赴演讲途中受到的恐吓,都让张纯如无法承受,终于崩溃。
 
二OO四年四月张纯如的一次密集行程回来,母亲发现她的情绪异常,八月张纯如再到外地采访,半夜打电话给母亲,说已经三、四天没有睡觉,电视中出现恐怖画面,也怀疑有人监视迫害她,后来她入了医院,也开始看精神医师,服药后并没有改善。九月下旬张纯如失踪了大半天,晚上回家才知道她投宿一家饭店,带了伏特加酒和安眠药,后来知道她可能准备自杀,因为睡着而作罢。二OO四年十一月九日,张纯如凌晨在电脑留下给先生、父母与弟弟的短信,离家失踪,当晚近午夜,警察通知找到张纯如的汽车,告知她在车中用手枪自杀了。
 
张纯如死后引起社会极大惋惜与回响,许多人呼应她提出要求日本道歉的诉求,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道歉呢?正如同张纯如说的,“那是因为没有人要日本人道歉。”我在课堂讲到杨振宁曾说过,比起犹太人,中国人过去一百多年受到的伤害也是极大,但是在美国的许多中国人却只求明哲保身,漠视自己的历史,他问,“是不是中国人有了一种心理伤害?”每年我都讲起张纯如的故事,看着年轻学生的茫然,感慨万千。
 
张纯如与母亲张盈盈十分亲近,张盈盈在女儿死后六年写出的《张纯如:一个不能遗忘历史的女子》,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书中她引用大量张纯如写给她的电邮,真实呈现出张纯如的忧伤与寂寞,她在书的后记中特别指出,大多数抗忧郁药会增加自杀的意念,抗忧郁药物上市后,美国忧郁症的自杀率增加二十四倍。
 
张纯如曾经说,“人其实是死两次,一次是肉体的死亡,一次是从他人记忆中消失,那才是真正的死亡。消失的故事总是令我哭泣。”
 
张纯如没有死亡,她会一直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原刊台北《观察》杂志2017年12月号,《知识分子》获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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