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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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刚回国的那一年，中国大陆的科研机构，在Cell、Nature和Science（简称：CNS）上发表的生命科学论文总数大约是8篇。2025年，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在CNS上发表的生命科学相关研究论文已经达到了256篇（BioArt的统计数据）。20年，从8篇到256篇，可以想像，这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进步……” 

在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那间被命名为“孟德尔豌豆田”的办公室，李党生这样谈起自己从业二十多年间，中国在科研产出方面的巨大进步。而就在这间办公室的楼上，他担任联合主编、最新创办的中国原创学术顶刊Vita编辑部，正有条不紊地运转 。

回溯李党生的职业轨迹，是一条从优秀学者向学术界“守门人兼伯乐”的转变之路。他本科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完成博士后训练开始找工作时，他偶然碰上了顶级期刊《细胞》（Cell）招聘科学编辑的机会，人生轨迹自此从“成为一名科学家”转向了“成为一位出色的伯乐”，每天琢磨的课题是如何从海量的科研成果中识别出真正卓越的“千里马”。 

2006年，李党生辞去国际顶刊《细胞》 Associate Editor的职位回国，全面接手当时影响因子仅2.161的《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下简称：CR）。当时的落差是极其巨大的：习惯了世界一流杂志和稿件的他，面对的是一份当时籍籍无名的国内期刊和堪称“满目疮痍”的来稿 。早期，当他以较为严格的标准向论文作者提出增补实验要求时，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充满不解的抱怨：“如果要修改，我还投2分的杂志干嘛？” 

李党生记得时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裴钢院士劝他回国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中国科学的发展，论文发表会是一个瓶颈。我们需要自己的发声平台。” 做一本能够真正以中国视角定义“什么是卓越”的本土顶尖期刊，成为了李党生此后二十年的奋斗目标，也是支撑他和CR团队一路前行的根本动力。 

在随后的岁月里，李党生带着CR编辑团队鼎力把“科学家优先、科学优先”的办刊理念付诸实践。他们往往会与投稿的科学家们反复探讨文章中的科学问题，用极其苛刻的方式打磨每一篇论文 。据一位前CR科学编辑向《文汇报》回忆，在李党生的主导下，哪怕是被拒的稿件，常常也要明确列出其想解决的主要科学问题和使用的科学方法；在和李党生一篇篇“过稿子”时，编辑们必须清晰陈述该研究在领域中的重要性如何，以及大概可以适合哪个层次的杂志 。 

经过约二十年的努力，CR破茧成蝶，不仅是中国首个影响因子突破20的原创学术期刊，也成了中国建设自主一流科技期刊的一支标杆 。近二十年的严苛磨练，不仅为李党生铸就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独特的科学品位，更为他赢得了生命科学共同体的广泛信任 。他俨然已成为这个学术群体中的一位“特别成员”——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的各大科研机构和实验室；对于生命科学的几乎任何细分领域，只要提个话头，他就能将相关情况条理清晰、体系完整地剖析一遍 。

“我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科学上的卓越。” 李党生喜欢这样说。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主编，他更倾向于把自己当作科学共同体中的一份子，与科学家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 

这种“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便是他坚持了十几年的“周末咖啡约” 。在办公室附近的咖啡店和茶馆，很多个周末都是李党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年轻科学家们交流的专属时光。十几年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与那些还只是博士生、博后，以及刚刚独立建组的年轻科学家们深入探讨他们的课题，帮助他们在科研上少走弯路，助力他们迅速成长 。他这个“科学教练”的角色也被当时创办不久的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关注到，特聘其为该校校长特别顾问，“任务”就是与西湖大学的年轻学者探讨科研，为他们的论文写作和实验提升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2025年4月，在掌舵CR近二十年后，李党生正式卸任，出任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官 。他的工作重心，完成了从“鉴别与打磨论文”到“培育论文背后的人”的跨越 。在57岁的年纪，他敢于下定决心做出这一转型，是因为这两份工作的核心都在于“科学品味”——利用半生积累而来的判断力与鉴赏力，去寻找那些真正杰出的研究和真正有潜力的年轻大脑，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以“托举更多优秀年轻人的成长”，推动产生突破性、颠覆性的原创科研成果。 

这是一个与目前主流科研资助计划风格迥异的全新模式。在尚思，科研资助不需要繁琐的申报，而是由专业的“科学官”团队主动伸出触角，去发现和遴选具备重大突破潜力的学者。尚思系列的学者遴选要经过科学官提名、小同行与大同行相结合的专家评审和战略科学家决策三层“质控”环节。除了资金支持，深度的科研思想碰撞更是常态 。李党生曾经的“业余周末咖啡约”，在这里正式升级为“每周科学官下午茶”，成为他与一批科学家和受尚思资助的学者们深入探讨科研难题、分享灵感的固定时光。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年轻人，打造一种全新的科学文化。

接受Vita联合主编的任命，是李党生接下的又一个出人意料的新挑战。

这本以拉丁文“生命”（Vita）命名的中国原创期刊，是中国学术界和期刊界一次雄心勃勃的“造船出海”实践 。Vita和随后将陆续推出的Vita子刊系列将用5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发现原创、独立评价的全新体系，要在半个世纪稳固不变的全球顶刊阵营中，牢牢嵌入一块“中国拼图” 。 

Vita的创刊阵营几乎集结了中国生命科学界“最硬的鳞”——由施一公与李党生担任联合主编，更有 “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目前由33家内地与港澳顶尖高校及研究机构组成）的强力背书：联盟内部将把Vita上发表的文章与CNS论文“同质等效”对待 。

与其豪华创刊阵营相称的，是Vita的承诺：“不收版面费、告别影响因子”，“不追求热点、只追求卓越的科学”，“探索‘以文评刊’的新型评价模式”等，让这本期刊带着来自中国科学界的雄心与锐气。 

这样一个被外界视为“向CNS发起正面挑战”的新生力量，它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造船出海”的航程中需要跨越哪些技术与生态的暗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李党生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01

知识分子：去年您先是去了尚思，然后又接受了Vita主编的职位，两个机构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尚思上次跟您讨论过了，想听您谈谈Vita。很多报道认为Vita是中国科学界向CNS发起的第一次正面挑战，是这样吗？它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大家觉得中国科学界的体量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对做一个自己的国际顶尖期刊有了需求，而且我们的科研实力也能撑得起这样一个东西了？ 

李党生：我先来讲Vita。要解释这个问题，我想先讲一点数据。

2006年，我刚刚回国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科研机构，那年在Cell、Nature、Science（简称：CNS）上发表的生命科学论文的数量大约是8篇。2025年，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在CNS（主刊）上发表的生命科学相关研究论文已经达到了256篇（BioArt的统计数据）。20年的时间，从8篇到256篇，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在体量上，已经足够支撑起一本顶刊了，当然，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顶刊加一系列子刊的高端期刊体系。 

可以说，中国（在相关领域）科研的发展是Vita能够产生的一个客观条件。从需求角度来讲，我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科技强国，也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有大体量的且达到了相当高水平的科研产出，而且这种产出还会持续增加。这种与我国科技强国地位相匹配的大体量、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如果只靠西方主导的科技期刊体系来支撑，恐怕是不现实的，这将是一个具备内在张力的矛盾。这也正是我国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科技期刊体系的战略意义所在。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确实需要自己的科技期刊体系，当然，需求是一回事，如何成功做好这件事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和德国在他们科技飞速发展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他们的科学家群体肯定也曾经想建立起自己的高水平学术期刊体系，但现实是他们成功的例子并不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德国和日本都还缺乏真正能跟英语体系主导的这些国家竞争的高水平科技期刊体系。

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打个比方：一开始“干革命”你不能指望别人来帮忙。首先我们得有自己的高水平的研究，靠自己（国内）的研究能把这个期刊立起来，形成品牌之后，才能有底气跟全球的科学家喊话：我们欢迎国外的科学家把优秀的成果发到我们期刊这里来。所以，目前，创始阶段期刊品牌的创立和打造，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实力。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乐观，今天的中国科学家以及中国的高水平科研产出是有这个实力撑起一本顶刊的。

知识分子：您原来做《细胞研究》的时候被称为“借船出海”，到了Vita就是我们自己的“造船”。这中间特别需要跨越的技术困难是什么？

李党生：“船”也就是平台本身纯粹是一个工程技术性的问题，在IT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国早已具备“造船”的技术能力。这和我们前面讨论的品牌建设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高水平期刊的根本是立足于学术质量，而品牌效应则是依靠期刊的学术质量在科学家心目中建立的。

目前中国的国际化期刊，大多是放在国外出版商的平台上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借船出海”。它的好处是短时间内能借助国外平台自带的品牌效应，吸引读者驻足。但带来的问题在于，数据和信息都在别人那边。现在AI在发展，AI的功能取决于你能有多少数据去训练，所以对数据的掌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觉得，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应该是时候探索中国自己“造船出海”了。船是自主的，那么，相关信息和数据也就都在我们自主的平台上。 

真正的造船对中国来说并不算难题。Vita目前是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搭建的平台上的，这个平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我们的需求是支撑一个世界级顶刊的运行，这对于高教社来说也是个新生事物，这中间会有些事情需要磨合，但技术问题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有两点不同：第一，船是自己的，平台是主办方高教社运行的，咱都是自己人，有事好商量、好打交道；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相关的信息数据是留在自己的平台上。

02

知识分子：Vita目前公开承诺说不收版面费，告别影响因子。但不收版面费之后，资金保障和制度设计打算怎么做？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李党生：首先，我们作为一本新杂志，如果不向人家收钱，至少多了一个吸引好稿件的有利条件。当然，我们决定不收版面费，背后有更深度的考量，这涉及到对整个科研生态链的思考。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科学研究的生态链：科学家有了idea，写本子申请资助，拿到钱之后做研究，研究有了成果拿来发表，优秀的成果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之后，再去申请下一笔经费。这是个完整的循环，这里面涉及到的钱，实际上基本都是纳税人的钱。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环节，即学术出版这块，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营利性质或者商业性的东西呢？现在的很多主流学术出版集团都是用商业模式运作的，但我认为，本质上，这（种商业运作）是对学术出版的学术属性的一个异化。 

我甚至算过一笔账，在学术出版领域，针对最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不收钱显然是利大于弊的。我们假设，如果Vita和Vita系列大子刊做了几年，体系基本完善了，整个系列一年要是能发表1000来篇论文就算非常了不起了。打算收钱的话？一篇文章你收5000美元，这算相当高了。1000篇也就是500万美元，大概相当于3000多万人民币的毛收入；不收钱就意味着要从别的经费来源来抵充相应的成本。 

从中国整个科研经费的大盘子来看，这确实是个很不起眼的成本。现在很多新型科研机构，招一个研究员（PI）的启动资助每年也常常有几百万。一个集成性的科研大项目，一年就不止这些钱。所以，实际上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像 Vita 及其系列子刊这种高端刊，免收版面费或者OA费，我们为此“花的钱”并不多，但却是用“小钱”做了一件非常有“大影响力”的事情——我们努力打造这个高端期刊系列，其成果开放给全人类分享；这也非常符合我国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其实，这中间我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思考。我们希望未来中国的品牌期刊，不仅能承载中国科学家的成果，也能成规模地承载西方科技界的论文。那么怎样才能撬动科技信息成规模地“由西向东流”？对西方科学家而言他们自己的杂志已经很多了，人家不缺你这几本杂志，除非你有杠杆去撬动。 

所以，除了把期刊品牌做好，我希望我们做另外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全开放获取”，这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是越来越被包括西方科学家在内的科学共同体认可的理念，我们也这么做，以助力科学成果的广泛传播；第二件就是“不收版面费或者OA费”，以此为杠杆，去撬动科技信息开始成规模地由西向东流动。 

一个健康的期刊体系大致应呈金字塔型分布，位于金字塔最顶尖的是国际顶刊（比如我们希望对标CNS的Vita），第二层是相当于CNS高端子刊水平的一流期刊，再下面就是相当于PNAS/Nature Communication的这一层，以及“普通的”高质量期刊如各个学会的society journals等。我所提及的不收取出版费用，个人认为目前最适用的是像Vita主刊以及Vita系列大子刊这种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发表最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期刊。为什么这么说？目前，学术期刊的主流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体系手中，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当我们也准备建设高水平期刊时，就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杠杆来撬动。如前所述，不收版面费就是一个关键杠杆，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战略考量，毕竟，在大数据时代，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知识分子：您也提到了Vita是一个告别影响因子的期刊。您之前提过用“以文评刊”的办法来搭建一个新的评价体系，我们已经开始着手想怎么实施了吗？ 

李党生：我说影响因子不重要，不是说影响因子就是不好的，而是说：在面临这个影响因子可以被“影响”，甚至被人为“操纵”的情况下，它已经不太适合用于作为期刊水准的衡量标准来使用了。但如果脱离影响因子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该如何衡量一本期刊的水平，还是需要一个客观标准的。我们想到的一个评价方法就是“以文评刊”。 

具体的方法就是：对杂志中的原创论文作随机抽样，找相关领域的专家来阅读，然后由他们为每篇文章赋予一个半定性半定量的分值，由这些分值的平均值，作为被审阅期刊学术水平的认定。用这个方法，十几年前，我们曾对当时尚未获SCI影响因子的新锐期刊eLife进行过这种评估，评估的结果与后来科睿唯安宣布的影响因子几乎一致，当时，我们该项研究还发表在了《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上》。 

具体就是：我们从eLife在2013-2014年发表的文章中随机抽取了30篇论文，分成三组，每组邀请两名科学家同时进行审读评分（以减少由于审读专家个人喜好带来的误差）。在评分方面，我们选取了生命科学领域的 4 本典型刊物作为参照物（Cell、Molecular Cell、PNAS、JBC 分别代表国际顶级刊物、顶级刊物大子刊、中高端刊物和学会级刊物）。打分时，如果专家认为被评价的文章学术水平相当于 Cell，则打 30 分；以下类推，相当于 Molecular Cell，则打 15 分；相当于 PNAS，则打 10 分；相当于 JBC，则打 5 分。如果学术水平介于上下两级刊物之间，由评审科学家按实际情况打分，比如 18 分、12 分等。最终，我们得出eLife 30篇文章的最终评分为11.0分，中值为9分，相当于PNAS的水平。我们这个评估完成后，2014年，eLife的影响因子首次公布，是8.5分左右，确实是与PNAS相当的一个水平，这个评估的结果与我们的评估结果大体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这种以具体文章为依据做期刊评价的方法，相对于数一个影响因子的分值要“麻烦”很多，但这确实是一个有用的而且是更合乎科学的维度，以上评估eLife 的案例充分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3

知识分子：现在的年轻科学家还是挺需要各项考核指标的。在您提到的真正以文章质量而非SCI评估的体系真正运转起来之前，Vita准备怎么来吸引这些科学家把优秀研究投给Vita和它的子刊？ 

李党生：这本质上是一个科研文化生态的问题。科研生态的改变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对于科学家的认定，我认为一个理想状况是，按照其科研成果真正水平和其科研能力来认定，而与这个成果发表在哪里没有必然联系。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大家还是会看（发表论文的）期刊，因为期刊的水平对于研究确实还是起着一定的评价功能的，彻底地抛弃期刊分级，短时间内很难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期刊本身不仅是个信息承载平台，也有一定程度的科研评价功能，这个情况也许不一定完全合理，但这是目前的现状，是事实。而因为期刊有评价功能，它就涉及到认可度，涉及到一种学术话语权。 

而我们做期刊，一方面要看是不是很好地适应了时代和学术群体的需求，就像我前面说的，中国作为科技强国，需要自己的顶刊平台。另一方面是看这个期刊的价值观和运行方式，能不能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就Vita而言，我对这两条都非常有信心。

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每一个科研工作，每一篇论文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PI，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一个期刊上，就希望得到相应的认可，比如在科研评估、考核晋升、学生毕业等方面。一个PI，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工作是非常好的，应该是很高水平的工作，也相信我们能把期刊做好，发在上面能够获得与自己科研成果水平相称的认可，才会把文章投给我们。 

我们做Vita，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就是我们是在教育部的领导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建设的。我们的联盟目前已经有了33家单位和机构，预计近期还会再继续扩容。目前中国大陆的27家机构中，绝大部分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在其中。

Vita是作为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的旗舰期刊来办的，联盟的成员机构会一起来支持Vita及其系列期刊的发展。联盟成员有一个承诺：从Vita杂志诞生的第一天起，联盟内部的机构在各种考评时会把Vita上发表的文章与在相对应水平的国际顶刊发文同等对待。 

这个政策支持非常重要，就像最先的种子，可以帮助联盟内部的PI们减免后顾之忧，鼓励他们把最好的成果投给我们，然后，随着Vita品牌的逐渐建立，我们相信更多的科学家也会意识到Vita的学术水平就是和顶刊一个层次的，也会把相应水平的文章投给我们。这个政策支持将来还可以扩展到同样依托联盟建设的其他大子刊上。有这样一个组织形式和政策支持作为托底，我们就有底气鼓励科学家把优秀的稿件投过来。 

知识分子：Vita的首期上线论文就包含了一个关于东亚地区特有病毒SFTSV的重要研究，这类聚焦区域重要疾病但未获国际顶刊足够关注的工作，是不是Vita愿意认可并发表的“东方的声音”？这是不是代表了我们在论文发表的选择上，会有更多的中国，或者东方视角？ 

李党生：什么是“卓越”的科研成果？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多元价值观的贡献一定应该比一元化的声音更重要。 

如果这方面的学术话语权完全被CNS把持，在这种西方语境主导下，我们的科学家参与发声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只能处于一个被选择的位置。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顶级期刊，我们就可以主动参与构建“什么叫卓越”、“什么是优秀”的价值标准。我认为这些方面需要来自东方的声音参与。中国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也有这个需求，有这个责任来参与塑造（Shaping）这个科学评价的标准。 

具体来说，比如说“创新性”，一方面，在Vita，创新性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热点、时髦或者会有更高的引用等等这些因素。另一方面，一个非常创新的重要发现，刚做出来时，往往在机理解析上是不完备的，理想中我当然也是希望什么（创新性加机理的解析等）都要有，但实际中，往往这些东西不是短时间内都能做出来的。此时，期刊就需要做出决策，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接收发表了。遇到这类情况时，我们的理念是：创新性在我们这里永远是压倒性的第一位，这也会是我们期刊一个独特的科学品味。 

知识分子：Vita有什么计划，准备如何吸引来自国外的优秀研究？  

李党生：要撬动好的稿源，无非是几点。 

首先，你必须先让人家看到你的质量。通过发表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让大家知道你确实是跟顶尖杂志相同水平的，从而释放一种信息：“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达不到这个水平，投过来我们也不会要”。第二，好的服务，比如论文的审稿周期更短，更加公平公正的评审过程，建设性的科学意见，编辑的回复更及时，出版流程更迅速等等，为科学家们提供比潜在竞争对手更好的服务。第三，我们全面开放获取（Open Access）而且不收版面费，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但这三条要产生实质性效应都需要时间去积累，口碑都是口口相传的。要把“雪球”滚起来，一定要首先依靠中国的科学家、华人科学家。因为西方科学家的选择本来就很多，他们有3大刊，有大子刊，不缺你这一本两本杂志。 

等到我们有一部分产品（即高质量原创论文）出来了，期刊品牌有了一定的质量依托之后，我们计划把科学编辑派出去走访国际实验室，与广大科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让国际科学家群体更好地了解我们期刊的学术水平、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服务和特色，这样形成一种雪球效应，雪球越滚越大，从而吸引到更多的国际稿源。

知识分子：作为尚思的首席科学官和Vita的联合主编，我们能理解，您工作的核心能力都是您的科学品味，但是如何平衡Vita和尚思两边的工作呢？ 

李党生：这两份工作对我而言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首先尚思是我的本职工作，我本人的定位也是首先保证高质量完成尚思这边首席科学官相关的职责和鲁白老师（尚思研究院的院长）交办的工作；Vita是我在本职工作之外，用义务劳动的方式为科学共同体服务。我当时接Vita这个任务的时候，自己心里仔细掂量过，是确认自己能够同时把这两个事情做好，才同意接下这个重任的。像你说的，这两个工作对我而言，核心能力是相通的，就是科学鉴赏力与科学品味。 

Vita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能力很强的科学编辑团队，我们的几位专职副主编都有非常资深的科学编辑的经验，有很好的学术判断能力且非常敬业，我只需要在学术上点拨、指导和重要问题上帮助把关就可以了。

从一定意义上，做Vita的工作，说实话我是靠着一种情怀吧。我一直坚信，中国科学发展到今天，确实是需要一本顶刊的。比如就从前面说过的科研生态链的角度来看，尚思做的是卓越学者和卓越研究遴选与资助阶段的事情，但研究成果做出来后，还是要拿出来发表的，这就必然牵涉到你的成果要与现有的科技期刊体系产生关系。 

目前大家最普遍的一个追求就是三大刊（CNS）。因为人是社会性的人，你还有同行、机构领导，很多时候，在现有的“信用体系”下，他们会很看重你的论文有没有发表在CNS。如果你的成果没进入CNS，一定说明你做得不好吗？也许不是，也许只是CNS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跟你的认知不完全相符（契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如果顶刊的品味跟我们不尽相符，或者你做的这个方向不在CNS视角的热点中，被拒了，你这个成果怎么办？在已有的信用体系下，你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投大子刊，甚至运气不好的话还要继续往下走，虽然这也许不会影响你的小同行和真正了解你这项研究的人对你的评价，我相信也不会影响尚思对你的评价，但这过程确实比较折磨人；何况，很多时候，你还得面对上述的这些“懂行”的评价者之外的评价，那就更麻烦了。 

这就是我们建立（中国）自己独特品味的顶刊和顶刊系列的必要性！如果你有非常棒的成果做出来，即使碰上西方顶级平台的品味跟我们不尽相符，你也还有其他选择。这个时候，Vita的意义就体现了出来——我们能提供自主的顶级期刊来认可你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