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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上旬，视频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发布视频，质疑同济大学时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于《自然》（Nature）的论文存在数据异常，随后该事件迅速发酵。

4月16日，同济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成立调查组并启动调查程序。5月6日，学校公布处理结果，认定相关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免去王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并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论文第一作者金佳丽被解除与学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1]。

从同济大学正式发布“启动调查”到公布处分结果，大约用了20天。如果从“耿同学讲故事”最早公开举报算起，仅有一个月左右。这种处理速度，在以往高校学术不端事件中并不多见。

耿同学没有停下来。4月25日，他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发表于《自然·癌症》（Nature Cancer）的论文中，补充材料里64组数据在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而且有数据重复和小数点末位分布规律异常的问题。5月4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主、杰青康铁邦成为新的举报对象。5月6日，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也被列入名单。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均已成立调查组，调查仍在进行中。后续，耿同学又质疑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苏佳灿造假。

近期，耿同学的论文在Pubpeer上被人反向打假，称论文图片有两处条带存在异常相似。网友发现，质疑耿同学的，就是最初在Pubpeer上指出同济大学王平造假论文的评论者之一[2]。在知乎的回应中，耿同学表示“图片明显不重复”。此外，他说自己在视频中曾明确提到看到了Pubpeer上面的信息，他也并未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此人如此时间点，发这种不靠谱质疑，请允许我用不太阳光的想法看待他”，耿同学在回应中表示[3]。

耿同学的账号简介写得很直白："吉大生物学本硕，北航生医博五没毕业。努力做生物学科普，因为科学能强国。偶尔也分享科研圈的瓜”。恐怕今年之前没人会想到，这位博士退学的科普博主，能够成功打假杰青、长江学者、院长们，还促使很多实验室开始数据自查。

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中，耿同学认为，此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变打假方法有关。过去他主要揭露图片造假问题，对方可以辩解是”图片误用”；今年他主要从数据异常和图片PS痕迹两个方向入手，这些不是“误用”能够解释的。

他还说，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用什么方法能减少未来的学术造假。

学术打假者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孤勇的斗士，他们带着道德洁癖，势要让造假者得到惩处。但耿同学并不认同这种标签，他说“我不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在他看来，理解行为的环境与原因，比单纯的道德批判更有意义。

“我看问题相对比较理性，更愿意从规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些事情。谁干了坏事，我不会认为他品德不行，而是考虑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因素导致了他做这件事。单纯从道德角度批判没什么意思”。耿同学说。

5月17日晚，耿同学又发布了一条新视频，标题是《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他在视频中直接点名4所高校，表示手中掌握着5名杰青的造假素材，涉及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称这5名杰青团队的代表作存在严重学术造假行为。但这次他没有直接点名，而是公开呼吁杰青们自查实验室发表过的论文。

这次的选择，耿同学在视频中表示自己是退了一步。一方面是家人阻拦，担心人身安全。一方面也是因为发现《自然》正刊和子刊造假的数量远超想象，并不是个案。

“我的目标不是把每一个造假的人都绳之以法。如果只是干掉某一个人，大家没有受益，这件事就没有意义”。耿同学对《知识分子》表示，“我更多是在想如何让中国的科研强大起来，让更多的人受益。我看的是未来，计较过去意义不大”。

不针对个人，而是从改变整体环境出发，这是耿同学在谈及学术打假时反复强调的立足点。

耿同学自己的科研路并不顺。读博期间，他和导师在科研思路上存在分歧。导师安排给他的活，他并不认同。自己想做的东西手里又没有资源。“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做法合不到一块去”。

疫情是另一个变量。耿同学是2020年入学的博士生，疫情期间在北京连着几个春节无法回家，他被憋在宿舍里，心情苦闷又有生活压力。家里不富裕，而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拿到博士学位前途也未必光明。

那个寒假，他开始在网上找兼职，第一份工作是替一个科普平台解读论文，用约200字概括一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一篇50块钱，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做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文字平台流量有限，就开始自己做视频自媒体。就这样，一步一步做到了现在。

耿同学坦承，即便没有疫情，也会走上类似的远离学术的道路。可能去工厂或者药企实习，只是不一定做互联网，疫情只是让他提前走上了另一条路。最终，即使导师挽留，他依然选择了退学。

亲历过研究生阶段的种种不顺，他讲起“劝退”内容来总能直击痛点。从实验室的人际关系、延毕压力，到导师与学生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他都讲得格外具体、生动。他说，这条路上的苦他自己都吃了一遍，当然是劝退的。

一个密集打假、高喊“劝退”的人，难免让人认为他对学术界带着某种怨气。但谈及自己的选择，耿同学却说，“如果能重新选择，我肯定还是想老老实实走科研这条路。现在这条路并不是我理想的选择，更像是一种被逼无奈”。

身为曾经的科研圈一员，耿同学对造假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他甚至调侃“如果看到造假论文还觉得新奇，那说明你不是圈里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科研环境完全失去信心。在谈到中国科研的发展时，他说自己还是发自内心地认可。

“从2000年、2010年、202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看，能看出明显的进步。2000年科研还非常薄弱；2010年有了雏形；2020年已经飞速发展了。希望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也确实很多，我认可它的发展和批评他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这种既认可又批评的态度，正是他行动的出发点。不是站在外部去攻击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体制，而是以一个亲历者、曾经的内部人的身份，对自己深知有潜力、却又问题重重的领域发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吧”。

科研造假的情况很复杂。有老师装作不知道的，也有老师确实管理疏忽没有发现的。耿同学估计，超过一半的造假是学生瞒着老师做的，老师没有直接参与，顶多是默许。他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减少未来的造假。

“大家看这些造假的事，可能就是图一乐，吃个瓜就完了。但我不希望就这么简单结束。我更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课题组导师意识到：课题组的成果我是有责任的，我必须监督好。”耿同学说。

以此次同济大学案例为例，事情的起点并不是耿同学。半年前，一个研究团队想比较中国论文和外国论文各自的造假比例，在统计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数据异常的论文，将结果挂到了学术论文评论平台PubPeer上。

今年四月，耿同学的一位朋友在微信群里把相关消息转发给他。发现论文里的数据造假太过明显，“但凡认真一点，把数据编得像个真实数据的样子都不会被发现”。

他立刻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孤例，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篇数据明显造假的论文下面，很可能潜藏着很多不那么明显的造假论文。耿同学推测，能造出如此明显的假，作者过去肯定已经顺风顺水地造假了很多次，逐渐松懈才会放出造假如此拙劣的论文。

于是，他把该作者论文的原始数据全部下载下来，逐一比对。越看问题越多，才有了后来这一系列的打假。

然而，这么离谱的造假论文，最终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自然》这样的顶尖期刊上。代表着学术界最高专业水准的顶刊编辑和权威审稿人加在一起，竟然漏过了一群普通读者就能看出的问题。

在耿同学看来，这直接暴露了同行评议的局限。同行评议说到底看的是论文的创新性，审稿人对可靠性虽然也会评估，但标准往往很模糊。至于编辑环节，《自然》可能并没有专门的步骤去核查数据的可靠性，编辑或审稿人也只是粗略浏览。另外编辑每天可能要面对大量论文，要求编辑逐一进行深度核查，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这并非态度问题，而是制度使然。

这种制度性的漏洞，恰恰给读者们的业余打假留下了发挥空间，成为了这条打假链条能运转起来的逻辑起点。“读者才是论文最大的检验器”，耿同学说，“一篇论文可能被几万人读过，只要有一个人能看出来问题，造假就会暴露”。

耿同学经常在视频里提到他的群友们，他们提供了不少打假的线索。这个群最初只是几个朋友互相监督论文进度的“打卡群”，后来论文没写几篇，打卡也没坚持下来。但群就这么留了下来，后来变成了大家交朋友、聊共同话题的地方。

这个群活跃的人并不多，经常参与讨论的也就十来二十个人，都是研究生，本职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发文章。打假对他们来说是业余爱好，是午休时打开群看看消息、闲着没事回两句的事。“这能算职业打假吗？不能算。但不要小看业余的力量”。

他举了两个社群的例子，GitHub因一群没有利益关系的参与者分享开源代码而兴起，PubPeer靠着一群不是运营者的人发帖和讨论而壮大。“参与者让社区变得强大了，就是这个道理”。

在内容核查上，他们有一套内部机制：耿同学自己发现的问题，拿给群友核对。群友发现的，他自己再核对一遍。“出来的成果，至少经过一遍审核，有些甚至被核查了十遍以上”。

虽然在视频里耿同学不止一次调侃造假论文数据是离谱造假、低级编造、不会使用随机数生成器，但论文中的数据异常，仍然是在详细核对全部数据之后才被发现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需要盯着数据仔细看很久”。

方法上，耿同学主要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论文的真伪，但会借助合作团队开发的软件进行交叉验证。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一支名为“5GH”的小型研究团队。他们代表性的打假案例是在2024年，发现大量环境类期刊的编辑为自己的合作者违规大开绿灯。当时也点名了某位在985任职的杰青，但校方没有做出处理[4]。

这支团队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本来从事的是科研运行方式的学术研究，团队不到10人，主要依靠科研项目支撑，资金并不宽裕。学术不端调查属于科研运行方式这个大主线的一部分，但因为涉及负面话题很难单独去申请经费，大家做这件事也是处于职业和业余之间。

两支团队此前没有什么交集，耿同学和5GH建立联系，是在此次同济事件之后才发生的事，前后不过半个多月。过去5GH团队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国外的学术诚信研究学者和出版商，“国内的合作真的很少，耿同学这次是一个开始”。

5GH团队的核心方法，是用统计手段在大量论文中识别数据异常。具体来说，他们会把同一个细分领域内所有论文的数据汇总起来，建立统计基准，再看哪篇论文的数据明显偏离整体分布。“就像面前站着一群人，一下能看出谁高谁矮”。

这种方法需要先把整个小领域的数据都拉进来，相当耗时费力。好处是不依赖对论文内容的专业理解，只看数据本身的统计规律，能够覆盖各个领域。5GH团队也坦承，现在发现的更多是造假方法粗制滥造的论文，对于精细一些的造假很难发现。

在发现问题之后，5GH有一套固定流程。先把调查结果报告给出版商和涉事学校，走完这个环节才做公开报道。涉及数十乃至上百篇文章的案例可能需要大半年，如果是单篇论文，这个流程可以非常快。

以耿同学举报上海大学一事为例，5GH团队负责人回忆，当时耿同学在周六早上把材料发过来，他到中午就确认了数据存在问题。当天下午，团队便向出版商、学校以及教育部等部门发送了邮件，傍晚六点多将内容挂到了5GH的网站上，晚上九点多又通过公众号发布。整个核查与举报的流程，在一天之内就全部走完了。

根据他们的经验，过往国内高校对这类举报的应对往往是冷处理，也就是当作没有看到邮件。这次能够促使多个学校成立调查组，特别是同济大学给出的严厉处分，对耿同学来说已经是远远超出预期。据他回忆，从2012年他读大学开始，这可能是国内对学术不端个人处分力度最大的一次。

早在2022年，耿同学就已经开始发布学术打假内容，视频点击量也一直很高，但当时的打假动作并没能直接促使相关高校成立调查组。这种尴尬并非孤例，此前国内不乏知名科学家公开举报他人科研造假，可造假者最终要么免于惩处，要么只是被高高提起、轻轻放下。

耿同学认为，这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变打假方法有关。过去他主要揭露的是图片造假问题，但是这个领域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带，对方可以辩解是"图片误用"，道个歉修改下论文就蒙混过关了。

今年耿同学主要从数据异常和图片PS痕迹两个方向入手。“图片可能误用，但不可能说是不小心PS了，数据相似到那种程度，也不是失误能解释的。一旦解释不了，就说明存在明确的造假行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同济这起学术不端事件最终走向实质性处分的关键。

“过去的学术打假更多是疑罪性质，但是疑罪从无，很多时候拿造假者没办法。我今年给出的不是疑罪，是坐实的证据。但凡造假者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不会被免职”，耿同学说。

耿同学近期揭露的论文，造假手段大多并不高明，他拿出的证据也常常让人无可辩驳。可如果造假者把数据做得再真一点，打假者还能发现吗？

这是一位记者曾经提给他的问题，当时他的回答是“确实发现不了”，这个答案让他自己觉得很不好受。民间打假终究有限度，而国内学术界主动的内部监督机制，用他的话说，不是失效，而是“根本就没有建立过，等于零”。没有源头上的限制，学术造假自然屡禁不绝。

5GH团队负责人解释，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在全球范围，目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主动监测学术不端的机构。原因也很现实，这个机构放在哪里都有问题。放在学校里，学校没有动力去调查自己的老师。放在相关部门，他们目前连被动处理举报都已经很吃力了，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撑一个主动监测的机构。

至于事后追责，耿同学在最近的视频里提到，他已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了这起学术不端案例，对方也已介入。但他心里清楚，基金委的职责更多是接到举报后进行被动核查。中国一年发表的SCI论文多达72万篇，基金委就算想主动监测也是有心无力。

5GH团队的经验是，如今将学术不端案例上报教育部或科技部后，通常会被转回至相关高校，由学校自行开展调查。深入调查每一个案例，这超出了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能力范围，即使是事后调查，很多时候也已经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建立一个主动监测机制，除非国家投入一笔大的专项资源，否则以现有的资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耿同学一直在思考，怎么从源头上去减少科研造假的发生。最终他想起了读书时在吉林大学见过的两个大型课题组。当时这两个课题组无论哪位师兄师姐得到了实验结果，组里都会让一个新来的师弟师妹去独立重复一遍。他们这么做已经超过十年，学生也正常毕业，说明这个方法很可行。

他希望把这个做法推广出去。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学院层面，他建议专门成立一个小工作室进行重复实验，找一些做实验基础扎实，暂时又没有工作去处的研究生来负责，这样既增加就业岗位，又对研究质量有一定把控。

这种重复实验最好只针对《自然》或《自然》子刊之类的顶刊论文进行核查，在论文发表后，选择论文里相对简单的一个实验复现，不需要重复整篇论文。

如果论文重复不出来，可以先问作者原因，让作者来当面重复。如果还是做不出来，并且作者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那可以去联系出版社撤稿。即使有争议不能撤稿，也可以由工作室对外公布一份说明文件，写明复现结果”。这样读者参考这篇论文时，心里就会有数，对它的信任度自然会降低。

在一些大课题组内，他也希望推动开展重复实验。课题组里如果有同学A报告了一个比较新奇的发现，不要百分之百相信，应该让另一个同学B独立去重复一遍。他补充说，实验室的师弟师妹本来就要做实验练手，拿高年级师兄师姐的实验结果来重复是一举两得，并不增加额外花销。成本很低，但更能保证论文的质量。

耿同学相信，如果每个课题组都能推广重复实验，科研经费就能真正花在刀刃上。“我们现在总说产学研脱节，为什么脱节？因为在研究阶段造假太多了。”他之所以花力气推广这件事，就是希望科研结果能更真实，并能成功实现更多转化，最终给毕业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然而，重复实验目前还只是耿同学的设想，真正落地仍要面对不少现实难题。5GH团队负责人介绍，复现研究这个话题在全球学术界也得到了很多讨论。现在最大的困难在于研究者普遍缺乏参与的动力，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评价体系的限制。重复别人的实验，如果结果一致，往往很难转化为可发表的成果，创新性也不容易被认可。在现有以论文和指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中，这类工作很难直接对应KPI，投入大量时间与经费之后，可能仍然无法形成可交付的学术产出，这在现实中构成了明显的激励不足。

其次，复现研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假设100篇文章中只有1篇有问题。随机选一篇去复现，大概率会选到没问题的论文，做完不会得到任何收获。这种不确定性让研究人员在一开始就缺乏参与的动力。

据他介绍，欧洲有一个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复现100篇社会学论文，但到今年年初，时间过了一半，只复现了8篇，任务完成量连十分之一都没到，这说明研究人员对复现的热情普遍不高。

仅仅是自媒体打假和提出重复实验的设想，耿同学就已经遇到了很多现实阻力。如今不少导师开始主动向学生索要原始数据，部分同学因拿不出数据跟导师起了争执。还有部分同学转头把怨气和情绪发泄到了耿同学身上。

"耿同学让我毕不了业”，这句话成了耿同学最常见到的控诉。甚至出现了一种说法，耿同学对毕业生的危害早就超过了翟天临。当年演员翟天临一句“知网是什么”，让往后数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的查重、盲审标准一夜收紧。耿同学的打假，更让很多学生担心这会引发新一轮对原始数据、实验复现的层层加码。

这些指责给耿同学带来了实打实的心理压力。即使部分同学真的有涉及造假的行为，他也认为这虽然是做了错事，但也是迫不得已。“倒台多少院士我都不伤心，如果伤害到一个普通同学。这个伤害与我有关，我心里也会难受”。

耿同学理解很多学生对毕不了业的担忧。为此，他也在考虑一些折中的办法，试图在保障学生现实利益的同时，让导师把实验做得更扎实。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愿因为这些同情与顾虑，就停下自己的脚步。

“我能理解他们的出发点，但难受归难受，但我心里坚定地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得继续推动。”他说，“不能因为理解，就默认甚至陪着一起造假。哪个对哪个不对要分清楚”。

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推动科研环境的进步？耿同学不想立一个无私的人设，反而大方承认了自己的“私心”。

他直言，自己想追求一个好的名声。正因为希望得到好名声，他要求自己干的事就必须对大家有益才行。关于日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他希望盖棺定论的会是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做过一件事，对某个领域产生了某方面影响。

既然在科研发现上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贡献，耿同学现在把雄心押在了规则和机制的改变上：“在体制层面，我希望能做一点事。这恐怕是我能对学界做出的唯一一点贡献了”。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