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崔乐

2015年，“被出柜”一词因广州中山大学“秋白事件”流行开来，用于表示违背同志本人意愿、或未经本人同意，而被他人擅自泄露性倾向隐私。2015年8月27日《南方周末》以《被出柜》为题报道了“秋白事件”。因为这一事件的广泛传播与媒体效应，中国同志学生的生命经验、平权诉求，以及所遭受的校园霸凌，更多地进入主流视野，被社会大众看见。

2016年9月由位于北京的同志NGO“同语”发布的《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报告》是目前样本量最大的关注中国同志学生的调查报告。在被调查的2077名性与性别少数学生中，70.5%跟学校内的部分人出柜，18.7%在学校没有向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出柜。在包括异性恋在内的全部学生样本（3452人）中，共有1403名（40.64%）学生报告其所在校园内发生过对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校园霸凌，其中，575人报告了“被迫出柜”这一霸凌方式，即“自身的性倾向未经同意而被告知他人”，在六种最常见的霸凌方式中位居第三位。

“被出柜”的发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会对同志学生造成怎样的影响？同志学生如何应对“被出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哪些因素会影响同志学生应对“被出柜”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如何使同志学生免于身份焦虑与校园霸凌？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搜集到11个“被出柜”的典型案例，主要来自三方面：媒体报道、问答网站“知乎”中网友对“你有哪些被出柜的经历”“被出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回答，以及笔者在某全国高校同志学生微信群中招募的被访者。

案例1：我初中的时候就有身份认同了，男友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我们两个谈恋爱可能稍微有些“张扬”，被几个女生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后来被打小报告到了班主任那里。之后班主任有意无意想抓住我们的“尾巴”。有一天晚自习，我们两个出去玩，回教室一起迟到了。班主任就让我们两个在讲台上，当众质问我们去干什么了，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之类的，之后全班基本上都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我和男朋友在那之后为了避风头，收敛了许多，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后就分手了，有一部分原因是老师的压力。（访谈，山东某高校男同志学生）

案例1中，“被出柜”的发生源自同学“打小报告”，这种“人盯人”的行为渗透了集体主义观念与教师威权，校园中同性恋情因而受到严密的盯防与规训。教师的“谈话”、“抓尾巴”、“质问”都使得相恋的同志学生承受压力、自我审查。

案例2：“高中的时候，同学用社交软件发现了他的身份，就告诉了全班。此后，他走在路上会有人朝他扔粉笔，考试时被泼水，还有同学堵在教室门口骂他‘死基佬’。‘每天一进到教室，都不知道他们今天又用了什么花招。’”（南方周末，2016）

案例3：“我们班曾经组建过好友群，可是我却被踢出群了，我的私人信息被公布在群里，同学们都对我的性取向议论纷纷。……有一次，学校组织合唱比赛，音乐课前大家要排练，我在台上组织，可没有人理会我，后来老师来统计班上男女生的人数，有个男同学就大声地喊道：‘我们班有22.5个男生，22.5个女生。’”（羊城晚报，2012）

案例4：我想每个没做好出柜的同志，突然被出柜，是个很恐惧的事情。是的，我被出柜过，并且是整个宿舍。我有两个微博号，一个主要是加我同学的，一个是加圈子的。有次不小心看微博用了加我同学的微博加了一个圈子的人，这个人在我微博里不停评论，我同学就问这个是谁。这个人加我舍友的微博，不停问我关于我的事。我只能一个人偷偷地用舍友电脑拉黑这个人，那是我第一次有当贼的感觉，当然了舍友已经知道我是个同志，不和我呆一起，那一年觉得自己是最孤独的日子。（李先生，2016）

同志学生、尤其是性别气质与主流规范不符的同志学生可能遭到来自同学的肢体的、言语的、精神的等多种形式的霸凌。性与性别的双重污名，以及同侪的排挤和疏离，会给同志学生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被出柜”本身可以是霸凌的表现方式，也可以成为其他形式的霸凌的缘由。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案例中的施暴者并非个别同学，而是班级群体或“整个宿舍”。当性别暴力成为“群体作案”，成为性与性别弱势者无可逃脱的日常，成为校园风气，教育者难辞其咎。教育的缺位纵容了暴力，为暴力提供土壤。

案例5：期末结束，朋友们一块吃散伙饭。其中一个女生在饭局上对我说：“上次我朋友圈发我们的合照，有个朋友私信问我你是不是gay？”我：“谁啊？我不认识他啊？”她继续说：“我后来有一次碰到他，他跟我说你就是gay。我说你之前有喜欢的女生啊，他说你肯定是，他在gay的软件上看到你了，还给我看截图了。”饭局上所有人看着我，我脸红到耳根。（知乎，肥嘟嘟左卫门，2016）

案例6：在学习软件课，老师在座位上教我3d的平面怎么弯曲，一直是直挺挺的。旁边和我玩得不错的A妹纸说“啊，它怎么不像你啊，它应该和你一样是弯的啊？”……真的像被扒光一样，真的很难受，全班几乎都在看着我。（知乎，南北，2016）

案例7：我室友A是知道我性取向的，其他室友不知道。暑期实习她到办公室找我的时候，老板问她是不是我女朋友，回来之后她就在宿舍说，说看看有多少人会误会我们关系，然后再接上一句她的取向是正常的。这意思是我的取向是不正常的咯？她喜欢开玩笑，经常说一些暧昧的话，时不时问我想她没，要说是，不然不给我开门。这令我很尴尬，其他室友也还在，别人都感觉肉麻，会说“你们好恶心啊”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她们怎么想，但是感觉好像被扒了皮摆出来一样。我是明确知道另外两位室友其中一位恐同。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当初听说星弟和小贱的歌MV是同性恋的之后，她就说再也不听他们的歌了，想想恶心。（访谈，广东某高校女同志学生）

上面案例中，“被出柜”的发生并没有直接的霸凌行为或意图，有的只是同学之间好奇的求证、戏谑的玩笑，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三位同志学生的负面感受都极为强烈。对于同志学生而言，无论是自我认同还是出柜，都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建设来面对自己、面对他人，这种心理建设包括自身的力量积蓄、对外部环境的考量、出柜技巧和策略的掌握。然而，“被出柜”将同志学生猝不及防地置于一个被审视、被窥探的处境。一方面，同志学生如同被审讯的嫌犯，来不及心理建设，无法主动地选择何时出柜、对谁出柜、怎样出柜、出柜程度；另一方面，“被出柜”可能迫使同志学生在一个不够友善的环境中面对未知的风险。

案例8：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就被一个师兄出柜了，当时在我面试之前，这个社团的大二师兄师姐基本都知道我是同性恋。然后，跟那位师兄一起实习的时候，他又在第一次见面的其他同事面前帮我出柜。说句实话，我不害怕让别人知道我是同性恋，但是我希望这句话是我自己说出来的。同时，我也希望别人认识我的时候，是先认识我这个人，再知道我是一个同性恋。（知乎，Derek，2016）

案例9：我前男友在学校电视台，有很多我们共同认识的同学，包括跟我关系挺好的一个女生A。他就把我的很多事告诉了A，A又告诉了跟我关系一般的女生B，B对我的态度就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没有以前那么正常了。可能因为我前男友跟她说了一些话，他在跟我的关系里可能有点委屈，他的倾诉可能会把我的问题放大，博得对方的认同。他倾诉的对象都是我并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身份的人，我其实挺敏感的，面对他们会感到尴尬。我跟他们的关系都没达到这一层，也会影响我跟他们的关系发展。被出柜很被动，没法掌控自己的事，因为这种事应该是自己掌控，才能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访谈，黑龙江某高校男同志学生）

以目前社会大众对同志的认知程度，“同志”仍是一个负载着负面意涵和刻板印象的身份标签，学生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往往会引来他人的猎奇眼光，或被他人先入为主地做出负面评判和认知，因而，同志学生“希望别人认识我的时候，是先认识我这个人，再知道我是一个同性恋”。“被出柜”也会打乱同志学生在社交上的正常节奏，失去对关系发展的掌控感。

案例10：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加了学校新生的御宅群，是用腐男的身份加进去的。大家比较熟悉之后，我和群主A和群里另一个男生B玩得比较好，成了所谓的“姐妹”，他俩就知道了我的性取向。我之前要求他们对我的身份保密，可是后来A只要遇到认识我的人，或者跟别人聊到我，就会很开心地说：“你知道那个XX（被访者名字）吗？他啊，装什么直男，就是个死gay。”后来传到我一个室友D那里了。我出去玩，回到宿舍，D就会问我屁股疼不疼啊？他第一次问的时候，我还问为什么。D说：被日的呗。D一直把同性恋当成不男不女的间性人。

可以说另一个相关的话题吗？艾滋。我好友H一不小心中标了。他感染后第一个告诉的是我，我也是唯一一个知道的。这边的隐私保护特别差，感染科的诊疗室就是一个小房间，从来不上锁不关门，一个人在看医生的时候身后跟了一堆别的等候的患者，我觉得很不理解，他也很怕隐私再被泄露出来。第二次陪他去那看医生的时候，发现H的同学也在那里，那人去得比我们早，H一看到背影就认出来是同学了。那是这边艾滋感染者唯一可以领药的传染病医院，H的同学肯定也感染了。很幸运的是他没发现H，大家都会戴口罩。H很害怕哪天万一学校别的人也去领药的时候发现H了把他的事公开了，就像我“被出柜”那样，怎么办。（访谈，西北某高校男同志学生）

性倾向隐私一旦被泄露，其传播具有不可控性，导致被访者暴露在一个恐同的宿舍环境中，遭到室友的言语霸凌。同志学生H虽然没有“被出柜”经历，但却同样怀有对隐私泄露的忧虑，担心被泄露感染艾滋的隐私，这是比被泄露性倾向更深重的恐惧。H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被出柜”——面临“被出柜”风险的并不只是同志，不论是同志还是艾滋感染者，任何具有社会污名的身份都是一个“柜子”，迫使带有这一身份的人心怀恐惧，进行严密的身份管理；一旦隐私泄露，置身“柜”外，将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与后果。需要思考：如何使柜中人得到充分的隐私保障，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安全感？但更深层的问题是：怎样的社会结构与机制制造出了这一个个压迫深重的“柜子”？

案例11：大二宿舍重组，由原来的四个人又新加了两个舍友。刚开始没打算在宿舍出柜，毕竟舍友嘛，可能接受度比其他人低一点，整天一起生活，万一有个恐同的。舍友A是知道我性取向的，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说：“班里XX直男癌，他跟我说让我离你远点，怕有危险？”当时我都蒙了，毕竟其他两个舍友是不知道我取向的。这么堂而皇之说出来，另两个就开始问我是弯的吗？虽然最后她们好像打马虎眼糊了过去，当时我内心别提多复杂：一方面很不安，另一方面又想知道她们真正的态度，想知道如果她们知道我的取向会怎样，毕竟如果友善，能做自己也不会那么累。

后来慢慢出柜，整个宿舍都知道了，出乎意料的是她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度。后来知道，A其实是双性恋，是在我在宿舍完全出柜并被理解很久之后公开身份的。再想起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总觉得自己好像当了炮灰，被她拿去当了试探的引子。

其实我们宿舍最早出柜的倒不是我，是另一个双性恋B。当时我们大一，是她当时坦然地谈起她之前喜欢的一个妹子，才给了我勇气让我在大一慢慢出柜。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宿舍的取向身份是这样的：总共六个人，我是les，然后三个双，还有一个有双性恋倾向，最后那个虽说是直女，但好像比我看得都开。现在我们聊这些都比较公开轻松了。（访谈，山东某高校女同志学生）

虽然“被出柜”的过程令人忐忑，但并不必然导致伤害，还可能带来积极的改变。对于被访者来说，身份的公开使自己如释重负，免于掩饰、伪装；对于尚在柜中的同志学生来说，其他人的出柜可以用于测试环境的友善程度，为未来自己出柜提供参考和示范，并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

学生之间的“被出柜”体现出性别教育的匮乏、相关制度的缺失所导致的伤害。“被出柜”一定意味着伤害么？可以想象，在一个对多元性别友善的环境中，“被出柜”只是被告知了性身份，并不必然导致伤害。一个性别友善、尊重多元的校园，应该支持每个学生都享有充分的主体性，为每个个体的发展提供机会和保障，捍卫平等与公正的价值——不是使柜中人被迫出柜，也不是让柜中人安于被囚禁，而是建设一个让柜中人能够放心走出柜子的制度与环境，最终消灭那个柜子。

参考文献：

崔乐，《“被出柜”：中国同志学生遭受的身份焦虑与校园霸凌》，《性学研究》（台湾）2017年7月第8卷第1期。